1920年秋，在雾都伦敦，二十四岁的徐志摩邂逅了十六岁的林徽因，后者婉约的才情和长于审美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前者。这注定是古历每月朔日（初一）方可一见的太阳与月亮各在半天的特殊景象，太阳加快步子，异常炽热地吐放着光辉，去温暖那一片纯洁的冰魄，却是枉然，月亮在太阳的逼射下，反而更加惊慌地钻进云层，发足西奔，不肯将自己交付出去。不错，林徽因有双重文化教养的背景，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正如一幅名为“梅傲千古”的双面绣，但此时的她心智和情感都尚未成熟，就算是日后成熟了，她也比徐志摩保守和务实得多。两人之间，她不是不可以走远，但她不可能走得跟徐志摩一样远；她也不是不可以走近，但她不可能走得像两片相邻的树叶那么近。 　　 　　 　　浪漫派作家的祖师爷卢梭曾深有感慨地说：“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这样悲观的口吻早已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爱情事业定下了基调。1920年秋、冬的那些日子，徐志摩的激情太猛太烈，还不断加添“诗性的浪漫”这号特级燃油，一火烧得西天红遍。疯狂的激情，焚山煮海的激情，在世间，很难得到相同强度的回应，将它作用于一位情窦未开的十六岁的中国少女，则只能盼望奇迹之外的奇迹了。但这样的奇迹并未来到人间。一位东方少女，尤其是一位头脑睿智的大家闺秀一旦意识到她的初恋将不是一个玫瑰色的故事，而将是一个桃红色的事故时，她就决不会轻易入局，而将全身远退。已为人夫、已为人父的徐志摩也就只能自恨情深缘浅了。徐志摩身上并不具有成年男子通备的那种沉稳持重，而“责任”二字反衬得其浪漫的言行多少有点唐突滑稽，有点荒谬可笑。大雨之中他在桥头守候彩虹，对英国女作家曼殊菲尔(现通译为曼斯菲尔德)表现出超乎崇拜的爱慕，这样的浪漫情怀林徽因还不能理解，顶多也只能一知半解。偏偏可惜的是，徐志摩虽能创立一门融贯东西的爱情宗教，他本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启蒙牧师。这就注定了以下的事实：他选择了一处正确的地点，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他选择了一位正确的对象，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表达。于是，尽管双楫剪开过康河的柔波，并肩穿越过花园的蹊径，他们内心的弦索弹拨复弹拨，却始终没有奏响同一支曲调。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位已经下野的民国政府前司法总长，徐志摩的忘年交，这幕短剧的参与者，他虽一身兼演慈父和好友的双重角色，却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提不出既合情又合理的忠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一局难以合龙的感情而痛苦。他惟一能做的事便是带着女儿归国，让空间和时间来作客观的裁断。林徽因走了，偌大的伦敦空寂下来，徐志摩极目长天，只见永不开缝的阴霾封锁着穹庐，于是他合上厚厚的日记，任由方兴未艾的情愫在里面哔哔剥剥地燃烧。 　　 　　 　　一年之后，1922年10月，徐志摩放弃了打熬了两年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的硕士资格，归心似箭地赶回国内，又见到了风华绝代的林徽因。简直不敢相认，这才分别多久，她已出落成美丽的天鹅，秀润的神采笔墨难以形容。徐志摩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心里有了光，是无以复加的爱情的光明，昔日雾笼云翳的那一片盲区已不复存在。他不禁满怀醋意地要问，那个创造奇迹的情敌是谁？原来是他，是自己的恩师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成，知道了这个答案，他无从发作，只好咽下一口唾沫，再咽下一口唾沫，认了？忍了？在情场上，他的确有足够的勇气，不怕任何对手，但在对手的身后，若站着严师梁启超，他还有多少胆色？真不好说，他的功力顶多也只能发挥四成了，又如何是梁思成的对手？ 　　 　　 　　徐志摩的浪漫情怀虽然大打折扣，但他还是有点失控，一有闲暇便跑去接触“伦敦的虹影”——美貌颀颀的林徽因。那对志趣相投（都热爱建筑学）的年轻情侣常结伴到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静静地读书”。他也追踪蹑迹而至，稳稳地做着电灯泡，渐渐地不受欢迎，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梁师弟手书的那张字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情人要单独相处)——下了一道冷冰冰的逐客令，才茫然若失，怅然而返。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林徽因及“新月社”同人为庆贺泰翁六十四岁生日，特别演出泰翁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扮相之美丽不可方物，一时引起轰动。泰翁在华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林二人常陪同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报纸上还将白发苍苍的泰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和清丽脱俗的林徽因形容为松、竹、梅“三友图”。对于这两个谑称，林徽因也许有点犯窘，徐志摩则坦然受之。无奈玉女不爱金童，金童自寻烦恼，徐志摩曾向慈祥的泰翁倾吐了内心的苦痛。诗人最天真，泰戈尔也不例外，他自以为写过《新月集》，做月下老该是分内事。泰翁亲自出马，得来的答复却仿佛是法庭上的终审判决：林徽因的心已经百牛莫挽，完完全全归属于梁思成，旁人不得觊觎。 　　 　　 　　山火不烧向这片树林，便会烧向另一片树林。此后，徐志摩冒着风险，转而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并义无反顾地与之结合，几乎惹恼了整个社会，父亲“只当此儿已死”，恩师骂他个狗血淋头，朋友们劝阻不了，也摇头叹息。正是在这四面楚歌的形势下，爱情的力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那股子拗劲充分体现出来，徐志摩胜利了，同时也就无可救药地失败了。那位挥霍成性的交际花，用情不专的瘾君子，尽管才貌双全，却带着一身“恶之花”的毒质，故而与徐志摩理想之爱的目标相去甚远。由希望堕于失望的徐志摩精神日益消沉，于是发出哀叹：“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此诗作于空难前的半年，真是一语成谶啊!当失望的徐志摩将目光从陆小曼身上游移开去，林徽因纯净而成熟的美又超乎以往地吸引着他。是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的感情几经挫折，已变得沉着而深化。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成了徐志摩精神的避风港，昔日慎为之防的梁师弟已不再将可怜的徐师哥拒之门外。陆小曼抓牢了徐志摩的身，林徽因则握紧了徐志摩的心——她将他的这份感情视为“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然而沪、京两地的这场拔河尚未见出分晓，徐志摩搭乘的飞机（正顶着浓雾飞向北京）就轰的一声撞在离济南五十多公里的高山上，骤起的烈焰将那条拔河的长绳拦腰烧断了。 　　 　　 　　理智果真能管领一切吗？不能，但它是驾驭烈马的一条缰索，对于一位骑术未精的人来说，总还有些用处吧。林徽因所受的东西合璧的教育便提供这样一种“骑手的理智”。她在徐志摩殉难两个多月后写信给胡适，推心置腹地讲出一篇伤心伤肺的话：“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不够爱他”，并不等于不爱他，这是林徽因的一句颇有技巧的大实话。爱在潜滋默长，在两端用力拉拽，也是无须讳言的实情。假若徐志摩不死在1931年11月19日，而死在以后的另一时间，就不难预见，一场爱的新冲突终会冰山露出海面，火山喷出烈焰。空难适时地消除了这种可能，这是天意，天意从来高难问啊！ 　　 　　 　　有一个细节显然是不可忽略的。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是亲赴现场参与善后事宜的少数几位朋友之一，他给妻子林徽因带回了一块飞机残骸上烧焦的木片作为纪念品。这块焦黑的木片显然被林徽因当作了徐志摩生命的象征，一直将它悬挂在卧室正中央，整整悬挂了二十四年，直到她告别苍凉的人世。是爱情还是友情何必非要作个分辨？它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真情，一份到死值得纪念的深情，这已经足够了。

原文 发表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文化版  浏览：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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