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于道泉 　　2001年阳光灿烂的夏天。中央民族大学。 纪念新中国藏学奠基人于道泉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这里举行。 　　于若木、于陆琳、于燕等于道泉老先生的亲属来了; 　　图道多吉等国家民委、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的领导来了; 　　荣仕星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的师生来了…… 　　人们欢聚在一起,缅怀这位伟大的藏学事业的先驱者，回眸他高贵而质朴的品格,执着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学为师表、行为楷模的风范。于是,时空轮回,于道泉老先生仿佛迈着健步向我们走来。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故事。 　　 　　 　　 　　邂逅泰戈尔 　　 　　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华访问，前后时间长达50天。他以64岁高龄，到我国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许多城市访问、考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 在济南，为了接待泰戈尔，济南的教育界让英语水平高的年轻人于道泉担任泰戈尔的陪同、翻译。在济南市的佛经流通处，于道泉先生用英语十分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言简意赅的一席话使泰戈尔十分感动，他对这个说英语的年青人颇加赞赏,便说:“先生,你是我们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如此浓厚兴趣的人！” 于道泉先生也十分钦佩泰戈尔的为人和成就，尤其是泰戈尔的一部部带有浓厚神秘主义的色彩又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对和平的赞颂和向往的作品。陪同、游览、对话，一天下来，泰戈尔的学识、风度、水平已经使于道泉十分倾倒、折服。于是，当泰戈尔向于道泉建议:“你跟我到印度去进国际大学，去学习梵文、学习佛教……”时，于道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而当时，于道泉已考取了山东省的官费留美，正是举家欢庆、邻里称贺的时候。 当他向家里宣布要到印度去学梵文和佛教，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惹得于道泉的父亲于明信先生勃然震怒，声言要把他撵出家门，并且断绝经济上任何资助。然而，于道泉先生倔犟的脾气和性格谁也改变不了。他依然决然地随着泰戈尔来到了北京。 　　 　　 　　泰戈尔在北京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一行按计划由济南来到北京。春天的北京，早早地披上绿色新装，人们用鲜花和歌声欢迎泰戈尔的到来。下面是他在北京活动的纪录日程： 　　4月25日,中午，英美协会欢迎;下午，在北海静心斋举行欢迎会； 　　4月26日，下午，北京佛化新静会请泰戈尔在法源寺赏丁香； 　　4月27日,上午10时，游故宫御花园,溥仪出面招待;晚，在海军联欢社公安; 　　4月28日,下午3时，对北京学界发表演说； 　　4月29日,上午10时，北京画界欢迎会;下午及晚上，赴清华大学; 　　4月30日,休息、自由活动; 　　5月1日,晚,作演说； 　　5月5日,下午,佛教会欢迎会; 　　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举办演说会; 　　5月8日,在协和医科大学大礼堂观看泰氏的戏剧《齐德拉》的演出,庆祝64岁生日； 　　5月9日,演说； 　　5月11日,下午，访苏联公使加拉罕； 　　5月12日,上午演说；下午赴西山休息； 　　5月17日,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张钧儒等来访，谈成立中印学会事； 　　5月19日,中外各教联合会欢迎会；晚在开明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洛神”； 　　5月20日,晚11时离京前往太原。 　　在泰戈尔来华之前，当时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也向他发出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亲爱的泰戈尔先生：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尊崇儒者,乃我古道,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为印度文学，踵事增华，亦且以先生之尽力寻求人类前途之幸福，与精神文化之成就，为难能可贵也。专此泰邀，希即能前来广州为幸。 孙逸仙，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信件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泰戈尔的崇敬心情。 在泰戈尔访华的32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泰戈尔亲手创办的加尔各答国际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他讲了一段与孙中山相似的非常动情的话：“来到这个学术中心,不能不令人想起这个大学的创办人，印度的伟大爱国诗人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访问。 　　 　　最近，泰戈尔著作的许多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得到广大的中国读者的欢迎。泰戈尔是印度人民的光荣，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光荣。现在，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友,能非常荣幸的分享这个光荣。”文学家郑振铎在当时的《欢迎泰戈尔》一文中写道:“我们所欢迎的乃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乃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我们的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则惟我们在对看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卧于绿荫荫的绿草上，荡舟于群山四围的清溪里，或郁闷地坐在车中，惊骇的中夜静听着室外奔腾呼号的大风雨时才能完全领会到，我们应该不仅为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作家谢冰心也怀着崇敬之情写道:“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憎，当他们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和海波一样，荡漾开去，遍及全人类！”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泰戈尔用亲切而真挚的语言说:“我受到你们的热烈的欢迎，大家所以欢迎我，大概因为我代表印度人。有朋友送一颗图章，上刻泰戈尔三个字，我对此事很感动……我这颗图章上刻着中国名字，头一个便是泰山的泰字，我觉得此后仿佛就有权利可以到中国人的心里去了解他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非与中国人的生命联在一起不可了……” 　　 　　5月8日,泰戈尔的64岁生日是在北京度过的。那一天，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里贺客盈门。中国文艺界的朋友用英语演出了泰翁的名作话剧《齐德拉》,由极负盛名的北京淑女林徽音扮演了主角，泰戈尔在观众席的第三排中间,梅兰芳先生紧坐在他的身旁。梅先生描写当时情景极为动人,他写道:“我坐在他身旁，有机会细细地端详他的丰采，他头戴绛红呢帽，身穿兰色丝长袍，深目隆准，须发皓然，蔼然可亲。”那一天，梁启超先生登台祝贺,致以热烈的颂辞。他说:“泰翁要我替他起一个中国名字。从前印度人称中国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章，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从阴噎雾气的状态中砉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这是何等境界。泰戈尔原文正合这两种意义，把它意译成震旦两个字，再好没有了。从前自汉至晋西来古德都有中国姓名,大半以所来之国为姓，如安世高来自安息,便姓安;支娄迦谶从月支来,便姓支;康僧会从康居国来,便姓康。而从天竺——印度来的都姓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护都是历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的64岁的生日,赠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我希望我们对于他的热爱,跟着这名字,永远嵌嵌在他的心灵上，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旧爱，借竺震旦这个人复活过来。” 　　 　　5月19日梅兰芳在开明戏院演出《洛神》招待泰戈尔。梅先生记得清楚:“那天，我从台上看出去,只见诗人端坐在包厢里正中,戴绛色帽,着红色长袍,银须白发,望之如神仙中人。” 泰戈尔在看了梅兰芳先生演出的《洛神》以后,用孟加拉文题在纨扇上一首小诗，由石真女士译成汉文: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作为新朋友,于道泉目睹了这一场场动人的画面。从在济南巧遇泰戈尔，到结下了十分投契的友谊，并追随他来到北京，除了对诗人的思想人格、艺术的崇敬之外，于道泉的心境和精神状态，正像郭沫若所描写的那样:“泰戈尔的一行行恬然静谧的诗句，像淙淙流水,注入了年青诗人久旱的心田,翻起了激越的感情波澜。”由于当时北京的军阀、权贵醉生梦死，正忙于争权夺利，抢占地盘。于道泉追随泰戈尔去印度留学的愿望最终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泰戈尔的中印友好、发展文化交流的计划和理想也未能实现,就像一场春梦，了无痕迹。这使于道泉感到迷茫、惶惑和烦躁。

原文 发表于《时代潮》 (2001年第十八期)  浏览：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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