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7世纪之初,有位著名高僧诞生在中国,后来人称他为三藏法师。他从青年时代起旅居天竺(今印度)17年,学成返回唐朝,翻译经、论千余卷,保存了一批古印度佛教的珍贵典籍。作为沟通了古代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与文明的先驱者,唐三藏受到后世广泛的景仰,唐僧取经的一长串故事流传至今,家喻户晓。三藏法师身后,中印两国佛教界人士保持来往300余年,从而带动了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
当历史车轮转入1924年的春天,印度诗人、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1861--1941),决定接受来自中国的北京讲学社的邀请,前往这个巨大而神奇的邻国,访问、讲学并旅游,以便恢复中印两国之间业已中断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联系。 1924年4月,泰戈尔由印度梵学家、印度明院(即研究院)院长沈摩汉和印度画院院长难达婆薮以及英国作家伊连赫尔、英国女记者戈林等陪同,踏上中华大地,先后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本来还打算访问广州的,而且泰戈尔已经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发出的"十分诚挚的邀请",但因战事频仍、局势动荡而没能实现南下计划。泰戈尔访华,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篇章。 起初,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访华有误解,甚至有人把泰戈尔看作是顽固的复古派,以为他无非是来宣传反对西方文明、物质进步和科学的一套,事实却证明,泰戈尔代表着思想界最先进和最优秀的部分。他的献给中国的演讲词,久久地回荡在古老山河的上空: 多少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赏识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奉献给新时代的春天。这难道不是伟大的事实吗?然而,人们将不向我询问信息,将运用鸽子,传递信息。在战争时期,人们不是为观赏它的飞翔,尊敬它的翅膀,而是为了有助于杀伤。你们不要为了传递消息,利用诗人。然而,请允许我同你们一起,对你们这个国家生活的觉醒寄予希望,并能参加你们欢庆胜利的节日。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所以请你们在自己心里给予我位置,而不要在公共舞台上给予我坐毡。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欢快。 作为和平的使者,泰戈尔向中国人民指出的是,不要把西方文明拒之门外,但也不可机械模仿,要发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泰戈尔赢得了热烈的欢迎与真诚的尊敬。 泰戈尔是在4月23日到达北京的,受到北京讲学社发起人梁启超和林长民等人的欢迎,并在天坛草坪上举行了有北京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欢迎大会。 泰戈尔在北京访问讲学期间游览了紫禁城后三宫并结识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关于这件事的起因,历史档案中未见记载,但从一张合影照片中可见端的。这张照片是在安定门外庄士敦的住宅内客厅前拍摄的。入照12人,泰戈尔在前排居中就坐,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颜惠庆陪坐在侧,余者大部为泰戈尔的随员、中方译员及伴者,再就是与清宫有关的3个人: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婉容的英文师傅任萨姆和婉容的弟弟润麒。任萨姆也是庄士敦介绍进宫的,而润麒当年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地位突出的顶数庄士敦了。可以断言,庄士敦就是泰戈尔、溥仪结识的中介人,也是泰戈尔游览清宫的引荐者。 庄士敦能够充当这一角色是因为具备三个条件:作为英国苏格兰人而以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为专业方向且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庄士敦引泰戈尔为同行先导是顺理成章的,或许他们早有往来,此其一;庄士敦毕业后即来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和北京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一名"中国通",而且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胡适、梁启超等都是他的朋友,此其二;更重要的是溥仪深深地信任庄士敦,据庄自述,他同皇上的关系在1923年年底之前就已经达到了"完全可以不拘礼节的程度",庄的地位"已从皇上的家庭教师变为他的朋友",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光"。 泰戈尔访游清宫时仍由新月派诗人徐志摩(1896--1931)担任翻译。徐曾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22年回国后与恩师梁启超来往密切。泰戈尔访华时他正在北大教文学,受梁启超之托给泰戈尔当翻译,一直陪伴他在各地讲演,后来还跟到日本,他的翻译语言得到泰戈尔的喜爱和知识界广泛的赞赏。林徽音小姐(1904--1955)也陪伴泰戈尔来到清宫,她是名门闺秀,林长民的女儿。 泰戈尔一行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游览了御花园并参观了后三宫内多处建筑。溥仪已经19岁了,深色短褂,浅色长袍,戴副眼镜。他十分高兴地会见了泰戈尔及其随行人员,并在御花园内设宴,款待了尊贵的客人。 泰戈尔游清宫、会见溥仪,居然不曾留下记录,也未见记者报道细节,直到30年代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问世,人们才从附在这本书中的照片上知道了泰戈尔曾与溥仪晤面。 庄士敦保存的那张泰戈尔与溥仪的合影,是在紫禁城内御花园西部千秋亭东侧的四神祠前拍摄的。溥仪站在泰戈尔左手一侧的上位,并且高站一个台阶;泰戈尔则站在溥仪右手一侧的下位,而且足踏台阶下面的平地。一位鹤发老翁如此尊重一位弱冠青年,绝非因为他那虚有的皇帝尊号,而是对古老且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国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在一定程度上肯于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溥仪的赞赏。泰戈尔决定进宫会见溥仪之前,肯定要听取庄士敦关于他的皇帝学生的介绍,庄当时最热衷的话题就是溥仪反对王公和遗老中间的顽固派,痛恨宫里的腐败现象,决心除弊革新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赴欧美留学。这些内容都是泰戈尔高兴知道的,可以想见,泰戈尔与溥仪会见、聚餐的气氛是融洽的。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汪莱茵先生整理宫藏旧照时又发现4帧与清宫和泰戈尔有关的照片,她还对照片背景、入照人员及拍摄、留存情况等一一作了考证,从而为泰戈尔与溥仪的交往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 4帧照片中包括泰戈尔与溥仪的合影,跟庄士敦保存那张一样。还有一张泰戈尔与郑孝胥(1860——1938)的合影。泰戈尔游清宫的当儿,正是郑孝胥作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在溥仪支持下向宫中的顽固派开战的时刻,激起多数人的反对,却与庄士敦成了亲密的朋友。在泰戈尔与郑孝胥的合影中,前者居左侧上位,而后者居右侧下位,这种位置安排进一步证明了其中包含的尊卑关系。身着清朝官服的郑孝胥能够得到与泰翁合影的机会,应该说主要不是因为陪见者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与溥仪和庄士敦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得到了印度第一诗哲的首肯。遗憾的是,郑孝胥终于没能突破冷漠、敌意、造谣、谩骂和攻击的围困,告长假离开了紫禁城。溥仪也不得不在同年6月25日传旨免了他的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务,这时泰戈尔刚刚离开中国,正在日本旅行讲学,还没有回到印度呢! 另外的两帧照片,其一是某位外国画家为泰戈尔绘的素描画像的翻拍照片,显然是泰翁与溥仪会面时当场赠送紫禁城主人留念的,说明这次交往是圆满的,两人都想留下念物;其二即本人前面提到的那张摄于庄士敦住宅内的合影,溥仪未在这张合影上出现,但却能证明溥仪曾派人回访泰戈尔,他们的来往在清官内外都留下了真实可靠的印痕。 泰戈尔游清宫并非普通的交际活动,而是逊清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激发了清宫的内部斗争,也检验了溥仪的思想演进的程度。 |
原文 发表于贴自:新浪网 浏览:1100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