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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11 月 19 日,徐志摩從上海飛往北京,當晚他將出席一場由林徽音主講的建築藝術演講。徽音到機場去接志摩,等了又等,飛機始終沒到。 當然,我們曉得,飛機撞了山。梁實秋說「志摩頭部撞一巨洞,手足燒焦,為狀至慘。」 徐志摩「拜倫式」的轟烈死法,像是戴安娜王妃一樣,把自己年輕的形象凝結為永恆,他永遠是那個面孔白皙、長臉大鼻,「穿了件錦緞長袍,脖子上圍著英國羊毛圍巾」的徐志摩,無須擔心自己會老去,落了個臉皺背駝、齒牙盡落的滑稽模樣。 而徐志摩的愛情軼事,也就此劃下句點。而所有涉及的人物,包括林徽音,似乎也在時光中暫停了歲月。林徽音永遠是那個穿著白衣、容貌纖細的 15 歲少女,著迷在志摩滔滔引介的雪萊、曼殊斐兒、吳爾芙的世界。然而,現實卻不是如此。往者已逝,活著的人還有自己那份生活要過、要歡笑、要苦痛、要老去。 就在志摩死前一年,徽音診斷出得了肺病。結核病菌將會蟄居徽音體內二十餘載,在沒有徐志摩的日子伴隨著她,走過為日常生活操勞的歲月,最後,奪去她的生命。 在徽音寫給費慰梅(《林徽音與梁思成──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時報出版)的作者,著名中國專家費正清的夫人)的信中,生活的模樣是這麼真實地呈現眼前,沒有絲毫浪漫的矯飾: 在菜籽油燈的微光下,縫著孩子的布鞋,買便宜的粗食回家煮,過著我們父執輩少年時期的粗簡生活。 這封信寫於抗戰時期,逃到「大後方」的李莊。信紙泛黃發脆,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包過菜、肉的,整張紙寫得密密麻麻,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供揮霍留白。 這位曾經踩在天壇屋頂的女性,現在「忙著為思成和兩個孩子縫補那些幾乎補不了的內衣和襪子……。這比寫一整章關於宋、遼、清的建築變遷或描繪宋朝都城還要費勁得多。」 有時,徽音得以從日常生活中抽離出來,以幽默的筆調來看待雜沓紛亂的這一切,她在一封 1941 年寫給慰梅的信中,是這麼寫的:「思成是個慢性子,一次只願意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抵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輾死,他卻永遠不會。」 與徽音、思成一家同住的哲學家老金(金岳霖,殷海光是他的學生)在後頭加了附言: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從不曾見過那站長。而在這裡卻實實在在地既見到車站又見到站長。 金岳霖與這對夫婦交情甚篤,甚至金岳霖的後事都還是喊他「金爸」的梁家孩子替他辦的。然而老金對徽音的感情究竟如何,卻是個謎。他無疑也受這位美麗聰慧的女子所吸引,但是對於身為邏輯學家、又不相信婚姻的老金來說,他表達感情的方式或許已經不需要婚姻的形式來滿足。也或許,他們的關係就像作曲家布拉姆斯和舒曼的妻子克拉拉一樣,相愛相知,但嚴守世俗禮教的分際。 曾騎哈雷機車而出事受傷的思成,也加了附筆: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樑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醜陋的鋼鐵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從我下面經過的繁忙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然而世事難料,這座「嚴重耗損」的車站繼續存活了 30 年,而身為忙碌站長的徽音果真早「車站」而亡了。戰爭結束,徽音與慰梅重逢。慰梅私下問了美國胸腔外科名醫艾婁塞,醫生說徽音兩片肺和一枚腎都遭到感染,可能活不過 5 年。「我沒有告訴她,她也沒有問。我想,她全都知道,」慰梅如此寫道。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 太薄弱 是人們的美麗的想像…… 林徽音<深夜裡聽到的樂聲> 這描定的薄弱生命,停在 1955 年,比艾婁塞醫生的預測多了 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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