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桌上摆着一本新近在美国出版的《原子簇科学》杂志。 从目录可以看到，所登载的十篇论文就有五篇与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有关，有三篇的作者就是物构所的结构化学工作者，这几乎可以说是物构所专辑了。这是我的叔父卢嘉锡先生辛勤耕耘的园地中开放的又一朵花。 　　　　我是幸运的，在卢家家族众多的亲属里，我在叔父身边生活、工作的时间最长。此时，一件件往事，如一颗颗晶莹的露珠，在我的记忆中闪烁着温馨的光彩。 　　　　从我记事起，疾病给我留下的残疾造就了我的柔弱、多愁善感甚至自卑的秉性。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我患了小儿麻痹症。而当时，谁也不知道持续的高烧是什么病引起的,爷爷的学生们在无望中使用了各种方法医治，竟然使我活下来了，但可惜我不能站立，脚坏了。当时，我的父亲远在国外，为了检查我腿脚的毛 病，从美国回厦门不久的叔父亲自带我去做当时先进的X光检查。在鼓浪屿一家医院里，我固执地退缩着，仿佛即将面临一场 苦痛。叔父轻轻对我说：“照一照你的脚就好了，听话。”看着他慈祥的笑容，我听从了。儿时的这一幕，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曾忘怀。 　　　　还在童年的时候，人们就说我将来一定会当作家或诗人，因为当私塾先生的爷爷是那么宠爱我，我几乎天天听爷爷吟诵古诗。我是那么喜欢读小说，我的作文常常有老师用红笔勾画的“佳句”，不时还参加比赛什么的。是叔父的成就和影响改变了我的选择。我的第一个转折，是在中学毕业前夕。叔父对厦门市中学生 做了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报告，祖国的需要，科学攀登的神圣使命感，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种子。我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一九五八年的厦大，时常处于炮火的威胁中,行动不便的我随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到漳州科研所参加科研，当我在连续的“高产日”奋战的疲惫之后，见到了叔父，捧着他递给我甜甜的香蕉，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一九六三年,当我即将北上到武汉中南物理研究所工作时,父母的担心和牵挂是可以想象的。一九六四年，怀着对叔父和他所从事事业的崇敬，我进入了当时的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上的第二个转折点。 　　　　难忘那日在叔父家朴实无华的客厅里，我听着叔父详细介绍了结构化学。在叔父对学科的阐述中，第一次领略到他那融合化 学和物理、数学等等领域的思想。叔父特别强调结构和性能的关系，强调研究物质结构是为了最终探寻和设计具有特定性能的物质。叔父充满希望地说:“我相信，你是适合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是叔父为我扬起了希望的风帆，从那时开始，我随着叔父的 “结构化学”课程的讲授开始进入晶体结构五彩缤纷的海洋。 　　　　朴素无华是叔父的生活特点。对穿戴，他从不讲究，对于三餐更是从来不挑不嫌。家中的客厅、卧室、书房,没有华丽的摆设, 没有无用的装饰,一切都是普通的、用过多年的东西。而在治学上，叔父却是严谨、认真，甚至是“讲究”的。叔父在授课中提倡“勇于提出问题，善于分析问题，勤于讨论问题，坚持解决问题。”叔父还曾对我说：“科学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些小事，在任何事情上首先要严格，然后在严格的基础上求得通俗易懂及形象化，切不可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而把一些概念变失真了。”叔父常常说：“毛估”，实际上是在大量严格结果的基础上对即将处理的科学问题的大体估计。由叔父审阅的中、英文稿，都是字斟句酌的。叔父课堂上的化学、物理概念有数学味，而枯燥的数学又表达了生动的结构化学意义。 　　　　科学之旅，每一步，每一程，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处在不断地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冲击中，更何况作为这一学科舵手的叔父。一九六五年的大辩论，一九六八年结构研究室的解体，一九七三年结构室的重新组建，叔父千方百计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在当时，海内外有多少踌躇满志的人才，为叔父的治学之风所吸引。物构所的重振，包含了叔父多少艰辛。在前进航程中，任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这一航船从不迷航，从不搁浅。叔父赋予我们的“结构 化学”的眼光，使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在新晶体材料的探索和金属原子簇结构化学的开拓上，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而我，二十几年前对结构化学幼稚无知的女学生，如今已经作为“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生导师了。一九九一年仲夏，我赴日本参加“中日双边金属原子簇学术讨论会”，我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当银燕飞越海峡，我的眼睛潮湿了。我想起了为我的残疾而含辛茹苦的父母，我想起了无数给予我诚挚的爱的人们，我更想起了我亲近的长辈、我的引路人、我的老师，随时给予我温暖的敬爱的叔父。 　　 　　(作者系卢嘉锡的堂侄女、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1995年第6期 发表于《中国残疾人》杂志  浏览：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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