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山寺,幽静美丽的小庙。
组织上通知我不日赴延安学习的第二天,正在整理行装,刘沙、王干、铁军、杨光、兰容、刘薇、丁莹、于萍、阎玉秀、曾又芳一拥而入,连连逼问:“听说你要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几位女同志又七嘴八舌问:“那里去?”,“什么时候回来?”,“听说很远呢”。“要不要帮你准备?”,好友调皮鬼刘沙说:“当然用不着你们帮忙,有我们兄弟在,请诸位小姐往后靠,越后越好!” 哗-,哄堂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几位女同志则忿忿不平,满脸嗔意。突然,曾又芳一字一顿地说:“你走了,我怎么办?”,这无异一声晴天霹雳,顿时,大家的脸上,尤其是另外几位女同志的脸上,都露出了谔然惊讶的表情,瞪大的眼睛都逼视着她和我。其实,这对我也不啻是莫明其妙的一击,真是不知所措,无言以对。但我知道这是一句好话,纯洁无瑕的好话,对一个将要远行的人来说,我感到友谊的温馨,但不理解它的深层含意,直到若干年后,返回华北战场的途中,我的成熟才使我理解到这句发自内肺腑的感情直白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当时我们才十三、四岁,但都已是入伍二、三年的老战士了,几位由平津沪和延安鲁艺来的艺术教员和领导率领我们东征西战,在敌后文艺宣传战线上,算得上一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蓬勃的轻骑兵了,然而我们所得的雅号与昵称仍然是那三个字“小八路”! 人,总是要长大的,但是,女同志确实比男同志成熟得早,也更具聪明的友谊,细腻的感情和牺牲精神,她可以不动声色地偷偷地关心和爱护另一个男孩,也敢于冒着被众人饥笑与斥责的风险公开坦陈自己的感情与爱意。至今,我犹为自己的幼稚和迟顿而深感内疚。 1948年在华北军区与刘沙谈及此事时,刘沙说:“你走后一年,曾又芳也去了延安,是和抗大二分校的部分同志去的,其实,她那时已在剧社很难呆下去了,大大受了一番莫明其妙而十分委屈的批评后,在风言风语与冷嘲热讽中几乎垮了,但女同志毕竟比男同志坚韧,她并没有乱说,她仅承认邀你打过一次秋千,说你封建得很,什么也不懂。” 刘沙又说:“有些事还是不懂为好,那时我们都少不更事,女孩子都精得像机灵鬼,都能说会道而又心事重重,男孩一个个都像笨嘴拙舌但又淘气不已的顽童,皮得要命,野得够呛。当然,冲锋在前还是咱们男同志,比本事,自是男胜女劣,比心事,比捉弄人,则是女强于男,曾又芳后来吃亏,还不是受了她的同类的捉弄……,她和你打秋千,一不违纪,二不犯法,何罪之有?不过细想起来,确也有点影响军容,不是吗?” 刘沙婉转的追问引起了我深深的回忆,使我又回到了几年前。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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