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本不该由我来写回忆奶奶的文章，因为在孙辈中，我不是奶奶最喜欢的，而且我对奶奶也不太亲——说实话。不过，奶奶去世时，我做为爷爷家子孙中唯一正宗郭姓代表，把奶奶送回定襄老家和爷爷合葬，因此我和奶奶有些缘份吧。 　　 　　那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工作不久，有一天晚上，爸爸坐着部队的小车来找我，说是奶奶去世了。在去三姑家的路上，爸爸紧着叮嘱我：“三姑爱激动，要多安慰她。”我就有些犯愁，因为其实我和爸爸是一类人，口拙，不善言谈。果然，当三姑冲着爸爸叫了一声“大哥”然后马上哭起来时，我紧张得一句话没有。爸爸很笨地安慰着她，好象也要流泪，突然他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冲我说：“让你来安慰，你就不会说，你有什么用。”我很不高兴，感觉他其实是在转移自己的情绪。 　　奶奶躺在床上（当然是遗体），三姑说：“今天她精神挺好的，想吃红烧肉，我还做了一点给她吃，也不敢多给。谁知后来解手时一下就不行了。”原来奶奶是下午去世的，爸爸从部队驱车两个多小时赶来。 　　后来就商量把奶奶送回老家的事，爸爸负责从部队调一辆车。不过谁去送呢？爸爸是部队领导，多有不便，因部队纪律不能搞封建迷信，提倡火葬。何况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还挺左的。而奶奶回乡当然要随俗按老百姓规矩办事。爸爸转头对我说，你去吧！我大吃一惊，这么重大的任务，我可担当不起。我想既然是老百姓风俗，我这个女孩似乎不是合适人选，乡风不都是男尊女卑嘛。我说我不去，爸爸做我的工作，摆明了眼下时间紧，除我再没有别人。我问三姑为啥不去，三姑说她受了刺激，身体不行，还要照看小儿子走不开。她派她的丈夫和她的大女儿去，我这才壮了胆。 　　等到天黑了很久，车来了，是一辆医院救护车。奶奶躺在担架上或者是床板上，盖着白布，放在车当中，我和三姑夫、堂妹坐在两边车窗旁。我们连夜赶路，据说奶奶村有个规矩，死在外面的人不能进村。但爷爷也算当地名人，爸爸又是军队高干，所以破例，但必须在天亮前进村。还记得一路上我们都在打瞌睡，断续醒来时看一眼奶奶是否从床上滑下来。后来进村的经过全忘了，大概是太困，只记得在农家炕上睡得一觉，醒来时，院里人们正在赶着做棺木。 　　这是我长了二十多岁，第一次回父亲的老家，定襄县官庄乡张村。这个村子在忻定平原上，这里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因为土地肥沃，这里生活不错，起码衣食不愁，住得也都是高墙大院。我在这里吃到了正宗的白高梁面河捞，很爽滑，比红高梁面好吃，浇面的调和也不错。我和十一二岁的堂妹每天没事，就在村里村外转。村外是大片的望不到边的麦子，还没长多高，有一股清香，特别好闻。那种清香，再加上广阔的安静，觉得挺惆怅的，很想马上走，走得远远的。 　　我们是住在爷爷的兄弟的后代家，大概称做表叔，这使我想起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表叔对我们很好，生怕我们城里人不习惯村里的生活。而其实我还是不习惯，最不习惯的是晚上睡觉时，一家男女老少挤在一个炕上。表婶让我挨着她睡，我的另一边是堂妹。我总觉得别扭，睡觉时没有脱衬衣衬裤，表婶以为我嫌脏，告诉我是新被子。不过大炕在白天特别有用，在上面坐着躺着都可以。表婶总是招呼我上炕，然后给我一个枕头，让我睡一会儿，我体会到白天睡觉很舒服——在炕上。 　　棺木很快做好了，大约三天后，奶奶的子孙中再没有人回来。她有6个子女，孙辈有二十多个吧，都在外地，最近的在太原，最远在广州广西。村里人想再等等，但姑夫着急回去，又不好说，就让我提。我又不懂那些规矩，就要求举行葬礼，好象还传达了爸爸的不要太搞迷信的意见。 　　终于葬礼开始了，在起棺前，杀了一只鸡，往地上摔了一个大碗，还洒了酒。抬棺的人还跪下磕头。我没意识到自己也要磕头，好象看热闹一样站在旁边。等到三姑夫注意到我时，跪的仪式已经结束。 　　他们让我举着一个用松柏扎的东西，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那时披麻戴孝还没敢恢复，所以大家都穿着平常衣服，好在那时衣服都特素。队伍里有请来的八音班，一路吹吹打打到了一片麦地里。爷爷是五十年代初去世的，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坟头早没了。有当年参加葬礼的人指点了半天，确定了爷爷的坟大约在哪里。然后开始挖坑。原来所谓合葬，只是葬在爷爷的坟旁。我当时有些失望，本来还以为能瞧见爷爷的棺材呢。 　　奶奶的棺材下葬了，他们很认真地往坑里的棺材扔了饼子什么的。最后埋成一个土堆，也就是坟了。最后的一个仪式是所有在场的人给这个坟磕三个头，走三圈，再磕三个头，然后再走三圈，再磕三个头——是否就是所谓的三跪九叩呢？三姑夫很严肃地命令我磕头，我跪下了。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使用膝盖，像我的或者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那样下跪。过去我从没学过，也没人教过。我把我的“处女跪”给了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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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13 11:2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