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下有两座学校，一南一北，一中一日，一个是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一个是日本工农学校。前者学员多些，后者名气大些。这是两所名符其实的兄弟学校，两校学生互结对子，互为师友，互教日语和汉语——主要是口语会话。 　　课余，饭后，延河边，宝塔山下，每天都有两校学生一对对、一群群的身影。或以日语谈心，或用汉话交流，有时是日文引吭高歌，有时是中文齐声共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我的朋友叫山田，三十多岁，短小结实的身材，开朗乐观的性格，又显得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他说起话来总像是老师对学生、大哥哥对小弟弟一样，微笑着：“桃太郎君……”不知什么原因，两校同学都叫我桃太郎，是因为我的名字末一字与“郎”读音相近呢？还是因为我年幼调皮、贪玩爱动呢？兼而有之吧！其时我才十四岁半，也真是个孩子、小弟弟呢！ 　　我在敌工干部学校学习，我校主要有两门课，日语和政治经济学。日语教员叫江右书，政治经济学是王学文，两人都是当时延安学术领域的专家和权威，在整个边区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我对日语甚感兴趣，也学得好，入门之后，不仅一篇课文看一遍能背下来，就是一篇小说，甚至中篇小说，看一遍也能基本上默诵出来。因此我给山田兄讲故事，就是给他默诵小说，他总是含笑耐心地听着，不时纠正我的口误与语音，而后寓意深长地说：“你讲得不错，学得比较好，但要注意文法与语音，要力求用标准的东京语讲。你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我非常羡慕。但记忆力远非聪明的全部，你必须狠下苦功，磨练你的理解力。”果然，理解力差在另一门主课政治经济学中表现出来，使我在两校大大的出了一次名。 　　对政治经济学，除了猴子变人（劳动使猿变成人）一节引起颇大兴趣外，其余章节我均感到枯燥乏味。什么价值，价格，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难懂死了。 　　我们的课堂是在向阳的山坡上，头上是陕北的蓝天、白云，脚下是黄土地的绿草野花。砖石为椅凳，膝盖当课桌，也有的席地而坐。同学们姿势不一，但却都全神贯注地听讲。大家上课时整队而来，下课时起立目送老师离去后就地解散。上日语课时我的精力是极其集中的，但上政治经济学课时，由于一下也听不明白，就很难听进去。而山下游商的叫卖声、路人的笑语声不时传来，不免更影响我本来就不太集中的精力。 　　一次，下课时间已到，教员也基本讲完，只是值星组长尚未喊“起立”的口令。在这欲散未散之际，山下远远传来一阵锣声。奇怪，这是干什么的？好奇心驱使我一个人过早地溜下山去。（而此时，刘协理利用很短的时间，扼要地布置了本周的生产劳动日程。） 　　刚下得山来，锣声却不响了，于是我逛了几家小铺，又在卖羊杂碎的摊子前站了一会儿。自到了延安，我特别喜欢观察体会陕北民俗风情、社会百态。当我正沉醉在韵味敦厚、粗犷豪爽的陕北方言的笑语中时，忽听又传来“当当”的锣声。远远一望，只见那边人们围成一个圈子，好象很热闹。我赶忙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个耍猴的。就在那个小“大圣”挑一副担子表演李彦贵卖水坐衙时，一只手掌搭在我的肩上：“郭君！”我回头仰脸看去，山田兄亲切地笑着：“会玩的猴子是变不成人的，贪玩的人却会变得像猴子的。你们协理员刚布置了本周生产劳动任务，明天开始，我们两校上山开荒，而且要劳动竞赛……”我的脸有些发热。此后山田抓紧时间辅导我的弱门功课，因他当过工人，对价值、剩余价值理解颇深。我的经济学成绩就上去了——这是后话。 　　我们两校开荒之处是在延安南郊三十里处的一个山头上。那一片的山都是圆圆的，像一个个大馒头似的。陕北孟春的天格外蔚兰，阳光也分外明媚。两校师生在这明丽的春光下也特别精神，歌声笑语在镢头有力的挥舞中欢快地飞扬，真是：“缄口转为读书忙，开荒翻得尽情歌。”特别是在半小时一次的休息间暇，两校便拉起歌来。“敌干校，来一个！”“工农校，来一个！”两校拉得一声比一声高，歌也一个比一个欢快。工农校的南君，日本民谣唱得诙谐有味，是每次晚会的保留节目，于是我校有人便带头拉起来：“三十三，来一个！”“三十三，来一个！”接着都鼓起掌来。南君十分大方，手舞足蹈、挤眉瞪眼地唱了一首。 　　我校正在热烈鼓掌之时，工农校忽然齐声拉起来：“桃太郎，来一个！”“桃太郎，来一个！”我急忙连连摆手往人堆里缩。因我此时正处于童声向成人声变声期，声带嘶哑，极为难听，自觉不可强出献丑，所以局促不安，满面通红，再三拒绝。谁知这时我校同学也群起向外拉我推我。在我万般无奈之际，一位同学起哄敲了几下打菜打饭的脸盆。这偶然的一敲使我灵机一动，说：“好吧，我表演一个节目献丑吧。”我站起身来，挑起身边的一副空桶，模仿猴子的模样，蹒跚笨拙、一窜一跳地表演李彦贵卖水，又乱打了一通猴拳。大家一直笑声不断，表演刚完，便爆发出了掌声。有个同学站起来笑不成样地说：“小郭真善于学习呀。这是他那天溜下山看耍猴时，跟猴子学的。”我的脸登时通红通红。自此在两校同学中便传说我贪玩爱看热闹，而且什么都爱看，连狗打架也一看就是半小时。山田君则力排众议，说我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他还常常举我历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进步很快为例，还举出我每天都能给他流利地讲一篇日文中的短篇小说，以证明我用心学习和惊人的记忆力。 　　我校同学分别来自敌后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则是分别来自这几个边区的日军战俘和日人反战组织成员。我校同学多为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人，山西人淳朴多智，山东人豪爽勇武，河北人灵巧且敢做敢为，河南人多才多艺，融和在一起，就使我们成为一个多彩活泼的集体。晚会上，使我惊奇的是，山东来的同志基本上会唱一口京戏。我第一次欣赏到骐派唱腔，就是在晚会上一位胶东来的同志演唱的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段如诉如诵、动人心弦的唱腔，使我初步领略到骐派的魅力与美感。另外两位同志合演的捉放曹，从公堂到宿店，把一代奸雄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狰狞面目，和陈宫大义放曹后“马行到狭道内难以回马”的矛盾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位姓衣的性格内向、平时木于言谈的山东同学，唱了一段三家店秦叔宝的唱段，也很吸引人，尤其是“儿是慈母心头一块肉，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唱词极强烈地震撼了我，几乎让我落泪。没想到的是，山田兄竟真的落泪了，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抽抽噎噎的哭。会后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想家，想高堂老母。 　　山田君是一个文质彬彬、多愁善感的人，中文颇有造诣。这可能是受他父亲熏陶。他父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日本汉学家，写得一手好汉字，但英年早逝，不到四十岁便去世。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全凭母亲一双勤劳的双手为人做佣活，抚养他们兄妹四人上学。山田君名叫山田孝孟，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叫孝孟，为什么把中国的姓做为他的名字，他给我讲了他改名的故事—— 　　山田君国高毕业后，家庭拮据，再上不起学，就到工厂当徒工。正当快出师时，征兵命下，他也在征兵之例。那时日本不少村口路边都立有一块木牌或石碑，上写：“昔日孟母三迁，今日呢？……”他被征兵入伍，告别慈母的地方，正是在这样一块石碑旁。 　　那时在日本，受到的当然是军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入伍后，教育内容全是忠于天皇、为圣战而牺牲、宁做战死鬼不当屈辱的俘虏等。他在正太铁路执行护路任务时，正逢八路军展开百团大战。有一天晚上遭遇游击队袭击，他成为战俘。最初他想自杀，但看到八路军战士都是士气高昂、朝气蓬勃且平易近人，解放区军民更是衣着整洁、生活安乐，人人充满信心，无论战士、干部还是老百姓，都没有轻蔑侮辱他们这些俘虏的迹象，他顽固的日本军人心态有所改变。 　　有一天他参加了专为日本战俘开的欢迎大会，会场两旁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和“欢迎日本兄弟”、“天下工农是一家”的标语。他看到全村军民集合端坐在空场上，桌上摆着茶、糖果和花生。村干部和区领导讲话后，一位操一口流利日语的军队干部接见了他们这些日本战俘，非常和蔼地说：“各位辛苦了，受惊了，我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的，诸位既然放了武器，我们就优待你们，决不会有任何伤害和侮辱之处的，一切平等相待，而且在生活上会得到优待的……”听了这些话，虽说半信半疑，但心总是放下了一半。而后，那个干部又说：“各位既然放下了武器和中国人站在一起了，日本军阀是绝不会轻饶的，为了避免连累各位的家属父母，请各位每人再起一个在中国暂用的名字，请慎重考虑。” 　　听了这一番话，日本俘虏都感到八路军真是对自己用心良苦、考虑备至，于是每个人都很认真地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因为我告别慈母之地是在一块有关孟母三迁的石碑旁，而且我十分爱戴和怀念我的母亲，就改为山田孝孟，以示对母之爱之孝。” 　　…… 　　（此文为作者生前最后一篇回忆录的草稿，未及完成。题目为这次编辑录入时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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