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保存至今的父亲唯一一封写于战争年代的家书。 　　　　抗战时期，许多地区交通中断，书信来往极为不便。大城市间尚且如此，不要说湖北红安这样一个小县了。因此，父亲离家的十年中，大多数时间是音讯渺茫，生死不明。这封信写于随刘邓大军南下时，已经快到武汉。从信中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通信已经是三年以前。 　　　　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虽说不上什么名门望族，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一门出过几个举人。祖父是晚清丁酉科举人，后来到日本求学，回国后作过法官和县知事，晚年曾在北京几所大学教授法律。父亲兄弟四个，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抗战爆发后，许多热血青年都积极投身抗战。父亲这时正在武昌中学任教，我的两个哥哥分别只有两岁和四岁，母亲腹中还怀有身孕，但他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股洪流中去。 　　　　关于父亲参加革命的经过，1997年11月26日的《红安报》刊登的《董老与黄安初级中学》一文提到： “中共黄安（注：即现在的红安）县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即派员与全县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联系，于是，教育界的一批爱国进步教师如王文锦、王文枢、陈祺生等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1938年元月，在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黄安县初级中学在县城土井街正式成立。这是建国前我县最早的一所中学。校长王文锦，教导主任王文枢，军体教师薛子正（中共党员，化名王老师，后返部队任旅长），以及一大批爱国进步教师都在中学任教。” “1938年，董必武从安徽舒城返汉，特地路过黄安，关心黄安初级中学师生的成长，并在中学师生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教导全校师生要刻苦学习，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具备健壮的体魄，投笔从戎，加入抗战行列，并痛心国难当头，生民涂炭。董必武演说至此，声泣俱下，师生聆听之后，深受教育，不久，教导主任王文枢、学生余维发、余维宝、吴国英等，经董老介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经过艰苦的战争生涯的洗礼，父亲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这封信反映的是父亲当时的思想，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影响了他的一生，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和挫折，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 　　　　信中对长子明垲谈到读书的方法，第一条就是“最好丢开英文，再不要学它，（理由暂时不说它，说来话长）”。父亲自己是英文专业出身，却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要学英文，这其中必有缘由。既然不说，而且说来话长，必有其苦衷，但绝不会是因为英文无用（父亲在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工作时，曾经担任过援华外国医生马勒的翻译）。我想，这和父亲参加革命后多次挨整有关，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本人的知识分子成份，加上会英文，都是他不被信任的原因。这是特殊年代特殊情况下所说的话，已不适用于今天。为了避免孙辈后代产生误会，不好好学英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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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4/2 11:4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