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思缕缕忆伯父 　　卢采蘩 　　 　　时光飞逝，伯父已去世快一年了。但当时那众人敬仰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永远不能忘怀。 　　获悉伯父去世的噩耗，我从连云港赶赴福州，6月10日下午参加了隆重的告别仪式。那天榕城细雨霏霏，参加吊唁的各界代表，特别是许多白发苍苍的科学界、教育界老前辈，在雨中排着数里长队含泪默立、缓缓步入低回的哀乐声中的告别室，向伯父作最后的送别；告别式后，当伯父的灵车驶过福州大学路口，数百名未能参加告别式的福州大学学生，在雨中列队站在道路两旁，默默地目送他们的老校长远行。6月11日在厦门港，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领导及我们亲属近百人登上海军舰艇，到金厦海域举行伯父的骨灰撒海仪式。伯父的子女和亲属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捧着黄色的菊花、红色的玫瑰、白色的骨灰撒向大海。我望着蓝色的海水、白色的浪花、漂流的骨灰失声痛哭，呼喊着：“伯父、伯母安息吧，让大海波涛将你们送回久别的台湾故土，带去卢氏家族盼望祖国统一的心愿！” 　　一年来，伯父那和蔼慈祥的音容、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教诲，时时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耳畔萦绕，常常让我产生他并未离我们而去的感觉。的确，他的爱国思想、科学精神和严谨的生活、工作作风永远影响着我们后人；他“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的爱国襟怀永远鞭策着我们为祖国做贡献；他不知疲倦、不断探索世界科学前沿的不懈追求，为我们树立起光辉典范，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精神财富。 　　在亲属中，我是幸运者，我有较多接触伯父的机会。我中学时代就在他身边长大；他到中央工作后，我又多次出差到北京，能够经常去看望他，聆听他的教诲。这些亲身经历今天更引起我点点回忆，无尽哀思。 　　我怎能忘记他对我的关怀和栽培。50年代中期，因家境困难，我的父母到厦门远郊同安、集美谋生。我当时正在市区的双十中学上高中，伯父就让我住在厦门大学他的家中，为我提供了全部食宿条件。伯父一心扑在教学科研上和繁忙的学校、社会工作中，家庭和子女全靠伯母负责料理。我每天从学校回来就和弟妹一起做作业、复习功课。尽管伯父很忙，但他对子女的科学爱好给予很大支持和引导。在伯父科学思想的熏陶下，我从中学时代就热爱物理。1959年我高中毕业时，因家庭困难，父母不想让我继续升学，伯父说服我父母，支持我考大学，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当我离开厦门去上海报到时，伯父还为我准备了行李，并将他使用多年的一只旧皮箱送给我使用。这不是一只普通的旧皮箱，它是伯父在英国、美国留学时的用品，它记载着老一辈“科学救国”的梦，也写着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这只皮箱伴随着我五年的大学生活、毕业后到中科院上海原子能所、又从上海到连云港工作30多年，我一直保存到九十年代初。伯父当年资助我考大学，这为我日后从事科学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是我走向独立生活的开始。我非常感激伯父对我的培养，也和伯父及堂兄、弟妹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我大学毕业后，不管是在中科院上海原子能所，还是在连云港市科协、科委工作，经常利用回福建探亲或者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看望伯父，尽晚辈的一点孝心。特别是伯母病故之后，我只要有机会到北京，就尽量多抽时间陪伯父散散步、谈谈心。八十年代伯父初到北京时，冬天天气冷，而他因为身材矮胖，很难买到合体的御寒衣裤。我特地为他织了一条厚实的特体毛裤托人带到北京。这条毛裤，伯父非常喜欢，一直穿了许多个冬天。他经常穿着毛裤对堂弟妹们说，你六姐是在报答我对她的培养。是的，这培育之恩，我是永远永远要报答的，而且总觉得很不够。 　　伯父对亲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记得他任中科院院长时，1984年，连云港市列入开放城市，我作为市科协副主席、秘书长，到北京争取项目，就住在他家里。那时通讯条件比较差，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一天晚上因有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市领导汇报，我向伯父提出，就在家打电话。伯父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中科院为我配的，亲属不能利用这个电话打长途。我只好从木樨地到西单电信局去打，一直到半夜12点钟才回来。那时部长级公寓晚上11点钟后电梯就停开了，伯父担心我的安全，一直守到我回家才放心睡觉。为此他感到歉意，但我知道伯父严以律己，因而更敬重他，以后就自觉地注意不借亲属的便利条件用他的电话打长途，也不乘坐他的专车。但伯父又是通情达理的。1985年，为给科技人员创造一个直接接触国内著名专家的机会，连云港市准备创建一个能吸引接待国内专家的学术交流场所，我为此事专程到北京，向中国科协申请兴办连云港市科技活动中心。伯父对我这个想法很支持，觉得这种工作思路有远见，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连云港市很有好处。可是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连中国科协的大门都进不去，怎么汇报呢？正当我发愁时，当时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伯父首次为我开了绿灯。他写了一张便条，说明我到中国科协汇报的要求。靠这张入门条，中国科协办公厅接待了我，使我有机会汇报、宣传连云港的条件和愿望，并最终争取到中国科协支持在我市建立科技活动中心。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项目，将连云港科技活动中心——中国科协的三个活动场所之一——兴办得很有特色，而且管理得规范有序。伯父就是这样，对我们晚辈既严格要求，又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心、尽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他经常要求我们既要有严谨廉洁的作风，还要有努力拼博为四化做贡献的爱国情怀。他的谆谆教导时时鞭策着我。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可以告慰他老人家是，我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没有辜负伯父对我的教导。 　　伯父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毕生从事结构化学研究和晶体新材料研究，不断跟踪世界前沿技术，主导研究课题、组织研究队伍。就是在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期间，他仍不中断科研指导工作，选择跟踪和超越国标先进水平的科研方向，组织基础科学研究攻关，争取中国在结构化学、晶体材料研究方面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为国争光。 　　我每次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他时，总看到在他书房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上放着几块透明的晶体。伯父自豪地告诉我，这就是技术水平超越美国、日本的“中国牌”非线性光学晶体BBO、LBO，是我国科学工作者自己提出科学理论、自行研制出来的王牌技术产品，黄豆粒大的晶体在美国售价超过7000美元。美国同行认为，他们在非线性光学晶体研制方面几年之内还难以赶上中国的技术水平。伯父说，我们有了这种领先于世界的技术，我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就理直气壮，可以扬眉吐气。伯父又说，这样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经常回大本营（指伯父亲手创办并长期工作和领导的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为什么要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伯父说，我不能离开老本行，要不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科研就没有发言权了。确实是这样，我每次到伯父那里，几乎都会看到从福州到北京的物构所的领导或课题负责人在向他汇报科研情况，或者是伯父在与同行讨论科研问题，一谈就是大半天，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伯父除中央的工作外，几乎将多余的时间全放在科研上。 　　伯父晚年曾亲笔写下座右铭“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以自勉，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大概是1994－1995年时间，也就是他八十寿辰前一、二年，我出差到北京时，看见他夜以继日、分秒必争在写书。经常是从外面开会回来，立刻上楼到书房埋头写文章，哪怕只有十分钟也不放弃，他还经常约请同行专家和他的学生来家研究、讨论书中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伯父：您这么大年纪，还那么辛苦地埋头写书干嘛。伯父告诉我，由于他对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的研究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国外同行强烈建议他在八十岁之前将自己和自己的科研群体的学术成就写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否则随着年龄增长八十岁之后人的记忆衰退就很难写出来，这对原子簇化合物学科的发展也将是个损失；他们还表示要在美国《原子簇科学》杂志出版专辑祝贺伯父80岁寿辰。于是，伯父约请几位专家学者经过商讨，决定着手编写专著《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新进展》，而且同时出版中英文版，以利国际交流。伯父深感时间紧迫，压力很大，特别是英文版任务更重，因为我们不少学者英文水平只能是“中国英语”，写出来的论文外国人很难看懂。别人写出的英文章节，伯父总要亲自逐句校正，甚至自己动手重写。伯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兼职活动又多，要在繁忙中抽时间写出几十万字的中英文版书，只能是分秒必争，难怪他一回到家就埋头工作。 　　说实在，我们晚辈见他这么高龄还那么辛苦地写书，既心痛又敬仰。但是我们无法劝阻他，也不能劝阻他。我们知道，书中凝聚的不仅是伯父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国结构化学科研队伍集体研究成果的精华，伯父把编写出版这本专著看成是自己神圣的职责，决心早日把它写出来，留传给后人、奉献给祖国、贡献给世界。紧张的劳动耗费了伯父大量的精力，也严重耗损了一个八旬老人的体力。1999年我在中央党校参加台湾省籍党员干部培训班学习，每个月都能回去看望他，总觉得他衰老得特别快，健康状况逐月退化。我这才信服了美国科学家的预见，知道高龄记忆衰退确是不可抗拒的。值得庆幸的是伯父终于亲眼看见《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新进展》一书的正式出版，实现了他晚年最大的愿望。这是他为国际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前沿领域研究做出的贡献，也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标志。 　　伯父走了，他是怀着欣慰走的。因为他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为祖国争了光；因为他没辜负国际同行们对他的期望，他的丰硕科研成果和他晚年出版的专著，是他奉献给全人类的最好礼物。伯父走了，他没有给子女和亲属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他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奉献社会的崇高精神、他的言传身教，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伯父，安息吧。 　　注：作者是卢嘉锡的侄女，原任江苏省连云港市科协主席、科委副主任

原文2002年6月 发表于卢嘉锡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浏览：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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