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师的身边 　　 黄锦顺 　　 　　这是一张卢老的素描画像，这张复制的素描像是一九九六年卢老回福州时送给我的，它一直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画像上，卢老亲笔书写了“劲草独傲疾风，险峰只迎闯将”的诗句，这诗句不仅是卢老一生奋斗不息的写照，也是恩师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每当我看到这张素描像，恩师的音容、笑貌和近四十年来对我的关心、培养和帮助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一九六二年考取卢老的研究生的。一九六六年因“文革”，毕业后被分配到三明钢铁厂接受再教育，这时卢老已经“靠边站”。我每次回福州都要去看望他，卢老总要详细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嘱咐我要好好工作。虽是在逆境中，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卢老却仍然是那么乐观、开朗和幽默，常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学生去看望卢老，他正被造反派勒令洗厕所，当时正是夏天，他满头大汗，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一副眼镜用绳子绑着，看到这情境，我们几个学生心情非常难过，但卢老依旧是谈笑风生，还幽默地“自嘲”厕所洗得如何干净。 　　一九七一年，在敬爱的周总理关心下，卢老恢复了工作，担任福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这时他准备把我调回福州，但我的工作调动遇到了许多困难，是卢老亲自去找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当时三钢属建设兵团管辖），我才得以调回物构所。当时他与唐老、蔡老共同发起“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同时他着手重整研究所，恢复研究班子。卢老设想以“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带动和重建结构化学与催化的研究工作。他将有关晶体结构的研究任务交给了我，如七机部一些化合物的结构与稳定性研究，以及一类炸药的结构等问题。这期间卢老的头脑里已前瞻性地形成一个全新的世界前沿研究领域──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研究。要进入这个世界前沿领域，首先要解决合成化学的问题，卢老形象地将这个问题比喻成一个“屁股”和二个“拳头”。“屁股”就是要坐在合成化学这个基础上。可是七十年代初搞晶体结构并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所里一些同志思想不太通，认为搞结构已经很难，没有精力再顾及合成。但卢老坚持在搞结构研究时必须同时搞合成，为这件事找我谈了他的学术思想。我坚决支持卢老的意见，这时他加快了对我的业务培养。通常他收到有关结构化学的审稿件时，总是要我先审，先写出审稿意见让他最后终审。记得有一位学者在当时《结晶学》国际表中一个公式有错，卢老要我从头推算，我把大量的数学公式全部演算了一遍，证实了出差错的环节。有一次我撰写一篇七机部委托任务工作报告书，卢老就逐字逐句地做了修改，至今我还珍藏保存着这篇修改稿。可以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卢老手把手地教我、培养我。 　　一九七五年，中国固体物理访问团赴美国考察，卢老是访问团副团长。除他之外，代表团还给物构所一个从事晶体结构的名额，卢老决定让我参加。因为是“文革”动乱年代第一次走出国门，卢老格外地认真，要我做好考察前的专业准备，一起查阅了大量美国晶体结构研究现状的文献。他还教我有关在国外待人接物的礼节，当时出访要穿西服，卢老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打领带，还特意送我一条旧领带让我反复练习。 　　考察团出访前要在北京集中学习。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早晨一起在小餐馆吃豆浆、油饼，一起挤公共汽车去拜访专家和他的老朋友。我深深地记得，有一位原在厦门大学工作的卢老的老师，已去世多年，但师母尚在，卢老每次出差北京只要有时间都要抽空去看望她，我就随卢老去过二次。他还多次带我到他的老朋友陈国珍先生家去做客。虽然这都是一些细微的往事，但我深刻地感悟到卢老对师长的尊敬和朋友之间深厚的情谊。 　　七十年代后期，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时国家开始外派访问学者，卢老决定派我到国外学习，并帮助联系到美国在金属原子簇合成和结构研究方面较出色的教授L.F.Dahl的实验室当访问学者，在美国学习二年。当美国老师夸我结构分析的基础和技巧时，我便自豪地说：“我是卢嘉锡的学生”。 　　从美国学习归来后，在卢老的关心、支持下我在业务和行政岗位上不断得到锻炼和培养，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一九九二年起，我担任了福建物构所所长，一直到二○○○年任满两届后卸任。在我担任所长期间，卢老已调到中央工作，我每次出差北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卢老挂电话，告诉他我的住址和联系电话。通常当天晚上他就会派车来接我到家里汇报所里的科研工作情况。每当我的思想有什么顾虑、工作中遇到困难，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开导我、帮助我。长期来卢老对物构所的建设与发展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正因为他以独特的学术思想提出的“五重双结合”的科研指导思想，并在国内首先倡导开展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的研究，提出了在国际上引起高度重视的“活性元件组装”的方法，以及提出“结构敏感性能”的概念，并领导物构所以非线性光学等功能材料作为主要对象，成功研制出BBO、LBO等被誉为“中国牌”的晶体等等，福建物构所才有今天在国内外科技界的地位和影响。 　　卢老是一位在国际科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科学家，同时他又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七、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在百忙中，他时刻也没有忘记福建物构所，时时关心和指导着所里的科研工作，他频频往返于福州和北京。每当回到福州，省里按规定安排他住宾馆，但卢老就是不同意，要求住在物构所的“家”。他说，这样便于我工作和了解情况，同志们有事要找我也方便。卢老有清晨在所里大院散步的习惯，一些职工知道这个规律，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有什么困难请他帮忙，就利用清早散步的时间找他。 　　卢老待人接物是那么的和蔼可亲，不管是碰见清洁工或门卫他都会主动热情打招呼。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在全所职工中是有口皆碑的，职工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助，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有一位老科研人员，当时他的爱人和孩子在农村，按政策可以办理“农转非”，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也办不成，是卢老找到有关领导部门积极反映，才得以解决。因此许多职工都戏称他是“有求必应”的“大菩萨”。卢老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心系群众，一点也没有架子，他年复一年地奔赴全国各地咨询、考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一次我有幸陪同他考察，当地接待的一位市领导对我说，接待卢老最容易、最简单，因为他从来不提任何要求。考察途中，他最反对警车开道、鸣警笛，他多次对接待部门提出，不要鸣警笛，这样我心里很不安，会脱离群众。 　　我的一生得到卢老的关心和呵护那就太多了。一九九九年夏季，因劳累我病倒了，我没有告诉他，当时准备在福州做手术。但所里还是将我的病情报告了卢老，他老人家非常着急，要求所里的同志马上到北京向他汇报情况。他亲自与上海方面联系，并派秘书到上海协调我的住院和手术等问题。他老人家一般晚上九点就要休息，可是那天晚上过了十点半钟他还给我挂电话，要我立即到上海住院治疗。在手术期间，他要求所里每天都要向他汇报我的病情，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我的手术很成功。当我准备出院时，卢老正好要回福州，老人家不顾年高体迈，途经上海时，特意到医院看望我，还亲自向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和慰问。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卢老到了晚年，严重的颈椎病变影响了中枢神经，老人家记忆力逐渐衰退。有时一些学生、朋友和老熟人去看望他，他都认不得了，就是有印象也常叫不出名字，可是我的名字他始终没有忘记。 　　老人家最后一次回物构所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是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接到通知，卢老要到所里来。当时卢老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执意要来。当随行的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推着他缓缓地走在物构所的大院时，他老人家的眼睛充满了光亮，深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物构所的一草一木……，也许他是在追忆着岁月的往事，也许他在回想着与他同甘共苦的亲人和同事，也许他是在向物构所和同志们做最后的道别……。 　　恩师离开我们已一年了，但恩师高尚的品质、博大的胸襟和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作者系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原文2002.6 发表于《卢嘉锡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浏览：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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