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亚南校长 　　 　　卢嘉锡 　　 　　我最初见到王亚南教授，是在长汀。 　　1946年3月，我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即到长汀厦门大学校本部，任化学系主任。厦大在抗战时迁到长汀，那时正在准备复员迁回厦门。但这一年4月的厦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仍在长汀举行。校庆前夕，我见到了久慕大名的王亚南教授，那时他任厦大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解放后，他回厦大任校长。以后，我在厦大历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王亚南校长兼任部长）、部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我们一起共同为厦大事业奋斗了十几年。亚南同志对我的影响、帮助、激励甚多。他离尘世已十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脑际萦回，他那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崇高形象，依然历历在目。…… 　　 　　 高瞻远瞩身体力行 　　 　　一九五零年，政务院任命王亚南同志为厦门大学校长。 　　亚南同志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性质和任务，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学校的基本任务是教学。“大学一方面是个教学机构，同时又是一个科研机构，但首先还是教学机构。”而根据厦门大学的三个面向，即面向海洋，面向南洋，面向亚热带，为厦门大学的建设，制定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方针。 　　他一方面大力抓教学，并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头为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课，挤出时间听课，不但听文科的，还听理科的。时时处处不离开教育第一线，被广大师生誉为“恩师”和“老农”。而另一方面，他又抓科研。在他领导下，一九五二年，厦大成立了研究部，他亲任部长，并让秘书绘制图表，按月登记各系科研项目。同年，又主持创办了《厦门大学学报》，亲自参与组稿、写稿、审稿和编辑。在他的主持下一九五七年起，又相继创办了文科的《中国经济问题》、《学术论坛》和理科的《科学进展》，为促进科学研究、交流学术思想创造了很好条件。 　　 在他任职期间，他还主持制定了一整套的校规校法，努力建立良好的学习、生活秩序并倡导文明的校风。他亲自撰写了《为培养自觉地遵守学习、生活纪律的优良品德而奋斗》等文章，他认为“要想取得成效，就要有规律地安排学习和生活”，他自己便是这方面的楷模。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建议下，还作出了在校刊上开展批评及自我批评的决议，通过校刊，教师和学生可以对校、系领导和学校的各项工作自由地开展批评，提出建议。就现在看来，仍然不失为一条有利于发扬民主、监督各级领导的建设性措施。 　　 亚南同志办学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勤于探索、勇于改革，力求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他强调要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教学改革，而不要搞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大砍大杀。他认为改革是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更符合办学的客观规律，这样，教育工作方能事半功倍。 　　 一九五一年亚南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教学内容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指出当时教材内容的弊病是明减暗不减，有的只减而不精，有的只顾量不顾质。一九五二年，他在校里主持成立了教改委员会并亲任主任，每周一次会，讨论教改问题。他主张教改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地进行，要调查研究，要取得第一手材料，要抓两头（好的和差的）进行解剖对比。那时，曾出现一种科研为“当前”、“当地”（所谓“两当”）需要服务的实用主义倾向，搞应用技术研究的有些也忽视基础科学。有位教授提出“工科取消数学课”的主张，亚南同志洞察问题所在，反对这种错误主张。他认为数学是科学技术的基础，非学不可，坚持要在工科开设数学课。当代专业技术发展快，知识更新也很快。只有打好基础，适应性才强，才能为深造和提高创造必备条件。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他不仅抓文科，也重视理科的教改。他对理科联系实际的原则十分重视，亲自过问理科实验室的建设，每赴京开会，必想方设法添置仪器设备，他曾认真听我讲授“物质结构”课，提出中肯的理科改革的意见。 　　 亚南同志在新厦大的教学、科研和教改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个有科学头脑和远见卓识的教育家。 　　 　　刚正不阿光明磊落 　　 　　 亚南同志既是著名学者，又是革命战士。大革命时期及以后若干年的一些事迹，我只是耳闻。自1946年共事后，则是目睹了。 　　 1946年厦大从长汀复员回厦门后，随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政的变本加厉，校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进步活动也日益发展。某些人自诩为超阶级者“只读圣贤书，不问窗外事”。而亚南同志则不然，他总是关注着时事，遇事临危不惧，敢于挺身而出。有一次，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两位女同学，她们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学生军，在军队里做了一些进步工作。事后，亚南同志来找我，说她们是进步学生，必须设法援救，虽经多方交涉，未得释放，要我和他以教授代表的身份前去据理交涉。经过我们的努力，使她们终于获释。此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在邪恶面前，亚南同志是一位勇敢而正直的战士。 　　 在日常工作中也处处可见他刚直坦率的作风。一九五四年，陈嘉庚老先生不辞劳苦，发动华侨资助厦大建大礼堂及其它教学楼和宿舍。在礼堂设计上，陈老先生强调民族风格，提出采用木结构大梁。亚南同志虽然非常尊重这位爱国老人，但在原则问题上他总是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他觉得采用木结构难以持久，不能马虎从事，他便向当时的高教部和陈老先生力陈采用钢结构大梁的必要，终于说明了陈老，并由高教部申请到换用钢架的费用。这个大礼堂能在一九五九年经受住那场席卷厦门的灾难性台风的考验，是和亚南同志的远见卓识和坚持原则的品格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病中从上海被揪回厦大，写检查、罚跪、坐“喷气式”，但他既不悲观绝望，也毫不妥协。有位朋友曾将他幽禁时填的一首词读给我听。词的上阙是：“人生无处不作客，莫谓有家归不得。小楼遥看海天月，不嫌窄。古稀之年早不惑。”我听后不禁潸然泪下。亚南同志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哪怕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时也不动摇，实在令人感动。 　　 对同志、对朋友他总是虚怀若谷，有着一副火热的心肠。对我更是循循善诱地启发我用辩证法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1953年初夏，我结合业务学习唯物辩证法在会上发言，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如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往往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沼里。当时举出了自己刚到英国听Ingold教授讲授量子力学和共振论以及在美国跟Pauling教授学习结构化学和量子力学时经历的情况为例来说明问题。亚南同志听后非常高兴，热烈祝贺我，并表示在学习马列主义大课程中与我携手并进。这热情洋溢的赞赏和充满友爱的勉励，至今我记忆犹新，他所给予我的友谊和力量，是无可估量的。 　　 　　知人善任扬人所长 　　 　　 亚南同志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深知人才的价值。广招人才，知人善任，也是他的可贵之处。 　　 1950年6月，他离开北京来厦大上任，就请了三位学者同行。厦门刚解放，人们对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他一到校马上召集全校教职工，说明党中央、政务院对厦门大学的关心，传达中央对高等教育的指示，解释党的“各尽所能，量才使用”政策，殷切希望大家发挥一技之长，为办好社会主义新大学贡献力量。这对于稳定教师思想，迅速建立新教学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厦大虽属老校，但解放初师资力量仍较薄弱，所以他把广招人才作为办学的重要措施来抓，着重从几方面着手： 　　 一是留用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原厦大校长汪德耀先生在生物学方面有较高造诣，他从国外回来后，亚南同志找他谈话，即任命为生物系主任。原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中，不乏进步的知识分子，但也有旧社会的辩护士。亚南同志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请来厦大，量才录用。 　　 二是赴兄弟院校求贤。五十年代初，厦大理科教学力量较弱，亚南同志每次外出总不忘求兄弟院校量力支援。1954年他赴沪开会请交大支援，交大决定派物理学家黄席棠教授夫妇来厦大任教。亚南同志亲自登门拜访，主动热情介绍厦大情况和发展设想，赞扬他们的学术成就，希望他们为办好新厦大共同努力，使他们深为感动，愉快地来到当时还是炮声隆隆的厦门大学。 　　 三是聘请有专长的人士来校讲学。海洋系刚成立时，缺少海洋专业水平较高的教师，原台湾省气象台台长石某系海洋气象专家，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管制。亚南同志考虑再三后决定向有关部门请示，聘石某作短期讲学。有人曾提出异议，他认为：“又不是办党校，只要他肯把聪明才智献给人民，我们有何理由拒绝呢？”在他的坚持下，石先生来校任教一时，解决了缺少师资的困难。 　　 四是对教学骨干放手委以重任。我自归国至解放初，虽曾任化学系主任，仍总感才学不足，有负所任。而亚南同志任校长后，给我的担子更重了。先后让我担任理学院院长和副教务长，后又兼任研究部副部长（刚设立研究部时，他亲自任部长）、部长等。面对这些重担，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此外，如陈国珍、郑朝宗两位教授从英国回来，蔡启瑞教授从美国归来，亚南同志均出了力量，而且委以重任。 　　 五是注重“尖子”培养。解放不久，亚南同志就提出办研究所，招研究生以发现、培养人才，不断为学校师资队伍输送骨干力量。当时厦大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都招收了研究生，亚南同志亲自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并要我带物理化学的研究生。这项工作，当时在全国是有创见的。目前厦大、福大及科学院系统不少学科骨干，院所一级领导骨干，大多是那时或以后培养出来的。至于陈景润同志的例子更是众所周知了。 　　 作为马列主义经济学家的亚南同志在人才问题上，也是从国家利益和全局观点出发的。凡需厦大支援之处，他总是慷慨答应。华罗庚同志商调陈景润去数学研究所，他立即愉快允诺。1958年，福建省委筹办福大，建校伊始，他毫不犹豫地将理学院的近一半力量分给福大。包括他曾费大力气从交大、浙大请来的一批老教师，这种胸襟和风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身如师长宛如父兄 　　 　　 自从认识亚南同志到他去世为止，历时几十年。无论是我或是与他共事过的师生员工。无不交口称赞他那感人的道德品质。他既是人们尊敬的师长，又是人们贴心的父兄。 　　 亚南同志著书很多，积累颇为可观。我曾与他开玩笑：“你成了《资本论》中的资本家啦！”他开心地笑了。其实，他的稿费除了两万元作为党费交组织部门外，其余大多立起存折交由校财务部门保管用于学校的公益事业：夏季为家贫的学生添买蚊帐，冬季为生活困难的师生购置冬衣，逢年过节周济有困难的教工，固定补助校办托儿所和生活特别困苦的学生。每逢外地学者来校讲学，他必宴请一次。他曾说过：“按财务制度，有些事开支公款是不允许的，我以私款支付，倒是心安理得的。”这是一颗多么宽厚仁慈、公而忘私的心啊！ 　　 往往在春节前夕，亚南同志到单身宿舍看望教师，谈谈教学，聊聊生活。然后请大家到“南普陀”寺，自己掏钱请大家吃顿年饭。待大家酒足饭饱之后他才回去与家人团聚。 　　 逢年过节，他也必到我家，那时我因子女多，生活有点紧张，亚南同志一进门拍拍我肩膀说：“喂，胖子，过得去吗？”他时常慷慨解囊，很使我过意不去。然而不管怎么解释，他总要留下些钱。这兄长般的诚意，感人肺腑呵！ 　　 亚南同志逝世后，我从他夫人李文泉同志处听说一件事。1953年曾有位女学生将用过的邮票贴在信封上重用而被查出，有关部门要给予处分。亚南同志查知她是中文系学生，又从系主任郑朝宗教授处了解到她学习很好，平时表现不错。他认为事出有因，亲自请她到家面谈，从中了解到她家庭非常困难。之后亚南同志拿了十五元钱让朝宗同志转交给她，并让他不要告诉是王亚南的钱，而且在这之后，月月如此。最近我向朝宗同志打听此事，他非常激动地说：“那位女同学叫张玉英，现在天津工作，是1955年毕业生。从事发到她毕业，亚南同志每月以十五元接济她，均由我转交。后来，张玉英要我告知其来源，当我告诉她是王校长接济她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一个人当他政治地位高、经济条件好时助人之危也许相对容易，而当他自己也处于危难之时还想到别人，那就更是十分难得了。1958年夏，全国搞一次“拔白旗”运动，亚南同志作了“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补充检查”。当时我任校长助理，也作了“坚决拔掉思想上白旗”的检查，尽管他身处逆境，仍想方设法保护我。在许多场合赞扬我在国外钻研多年，回国后仍热爱新社会、为党辛勤工作，如何难得等等。 　　 在自己处于危难之中时，即使对于不熟悉的同志，他同样关怀备至。据说“文革”中，家人为他缝制一护膝，以便批斗、“罚跪”时减少些苦痛，然而当他发现同时被批斗的一个同志没有护膝时，便把护膝让给他，结果亚南同志自己双腿却跪肿了。事后，那位同志十分感动。 　　 我最后见到亚南同志，是在厦大。 　　 那是1965年初，原高教部委托厦大主办催化讨论班。我回厦大讲学，除每周十几节课外，有时还亲自辅导。一个傍晚，亚南同志到招待所找我，约我到他家，我们谈了厦大的近况、福大的建设，也谈到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当涉及讨论班讲学时，他批评我过分劳累了，要我注意身体。我们谈了很久，当讨论到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景时，竟忘了已夜深人静。 　　 想不到，这竟是永别！ 　　 亚南同志那洁白如玉的道德品质、感人的风范是我学习的榜样；那努力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是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力量；那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原文1981年 发表于福建教育出版社：《王亚南与教育》  浏览：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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