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叔 印 象 　　 洪天德 　　 　　五叔的声名，也许很多人最知道的是他曾经担任过重要职务，曾是一位新闻报道中通常称为国家领导人的著名人士。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印象最多的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辈和踏实勤勉颇有造树的学者。 　　我与卢嘉锡先生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首先，是源于我的父亲洪玉昆和我的母亲黄彩銮。据说我父亲也曾师从过五叔之父卢东启老先生，他一生中最敬仰的人就是卢东启老先生，并侍其如父，因而，我父亲与卢家交往密切已近乎卢家的一个成员。我们兄弟一向对卢东启老先生这一辈均以伯公、叔公、姑婆相称，而对卢嘉锡先生这辈则均以叔叔、姑姑相称。卢嘉锡先生的小名叫阿狮，所以我从小就称他为阿狮叔。我母亲是卢东启老先生的义女，卢嘉锡先生这一辈的兄弟姐妹均称我母亲为姐，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似又应称他为阿狮舅。直到一九八二年我与他的侄女卢天保结婚之后，才自然而然地按大排行改称之为五叔。 　　五叔出生在一个并不富有的书香人家，书香且不富有、甚至有时还会出现经济拮据的状况，这一特点使得卢家能够更好地继承中国传统家庭诗书传家传统中的精华部份，卢家自台湾迁居厦门后并无产业，一直是以教书维持生计。当时的厦门已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富商巨贾构成了当时厦门一户户名门望族，卢家却是以家学渊博而闻名于商业气息浓重的厦门并受到敬重。正是因为渊博学家的熏陶，我所认识的卢家长辈一个个都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功底，都写得一手好字。五叔虽以化学家著名于世，但其中国文化功底和书法，却体现出卢家家学的深厚底蕴。在卢家的二十一世、二十二世、二十三世中，都出现过一种奇特的现象——长子在年龄上比次子大很多。二十三世的五叔在家中虽然排行老二，却比其胞兄卢雨亭（嘉澍、家澍）先生少十三岁。一九二一年，五叔六岁时，十九岁的卢雨亭先生已经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集美学校，但因长子要协助父亲维持家计没有继续深造，而在厦门的几所学校任教，他不仅教授国文，还教授数学和英文。所以五叔的家学既得之于父，亦得之于兄。尤其是数学和英文更是由其胞兄卢雨亭先生启蒙，五叔的书法亦是师从其兄雨亭先生的。雨亭先生教弟弟们练习书法是采用自己写出帖子让弟弟们先描而临的方法，而五叔天质聪颖，竟然跳过描红这一步直接临摹。五叔曾创造了用二年半的时间跳级完成从小学到中学学业的奇迹，除了聪明和勤奋之外，深厚的家学也使他的实际学识已远非同龄孩子可比。 　　家学的影响远非如此。儒学之讲礼有精华也有糟粕，五叔可谓是学贯中西，因而对儒学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五叔年纪轻轻已是中外闻名的学者、科学家，可算是卢家飞出的一只金凤凰。然而，在家族成员的关系中他却能以一颗平常之心，体现出尊老爱幼的风范。他对其胞兄卢雨亭先生的尊敬已是众人皆知。卢雨亭先生逝世后，他已身居要职，但每次来厦门也一定会登门拜候嫂嫂，直至嫂嫂去世，从未有缺。后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每次返厦他就会在宾馆宴请同辈兄弟姐妹，共叙亲情。至于对后辈的关爱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 　　我也亲身感受到五叔对我父亲的敬重。我父亲与卢家的关系之密切已近乎卢家的一个成员。早年卢家有事，必然少不了我父亲，更因为我父亲是个医生，卢家成员有恙，首先是找我父亲。在五叔那一辈中，我父亲年龄居长，大我的岳父卢雨亭先生三岁，大五叔十六岁。当年身背药箱陪五叔赴考，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早年五叔在厦门大学工作，我父亲和五叔常来往。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当时还没上学，父亲去厦大五叔家常带上我。父亲每次去五叔家总是受到五叔、五婶的热情款待。一九五二年我大哥要结婚，这自然是父亲一生中的一件大事。父亲请五叔当证婚人，五叔二话不说，欣然应允。我们五个兄弟的结婚典礼，就数大哥最风光，也令父亲感到欣慰。可笑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大哥却因此受审查。一个普通医生家庭儿女的婚事却由一位著名的“反动学术权威”担任证婚人，在某些人的眼里不可思议。一九六零年，五叔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并组建中国科学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举家迁往福州。临行前五叔特地来我家向我父母辞行话别，没想到这竟是他和我父亲的最后一别。一九六一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五叔只能是从福州来电吊唁。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厦门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卢嘉锡郑州忆师情》，文章中说五叔在郑州回忆青少年时还提到我的父亲。一件多少年前的往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却让身居高位、名扬四海的五叔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足见五叔的人品。一九八一年三月底，我母亲去世，四月初五叔正好来厦参加厦大校庆，他特地让其侄女天保陪他专程来我家吊唁，当时我也从北京大学回家奔丧尚未返校。我们原先以为他大概是按常规在我母亲遗像前鞠个躬，没想到他却亲自为我母亲上香，大出我们兄弟的意料之外，也令我们非常感动。一个月之后，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了。 　　小时侯，我经常端详着家中珍藏的那张五叔戴着博士帽的照片，幻想着将来也能成为像阿狮叔那样的科学家。成为一位科学家、当一名学者，已是我中学时期的志向。一九六六年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考入名牌大学努力深造之际，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也击碎了我的梦想。不甘心的我在一九六七年从新华书店找到一本清华大学编的《高等数学》开始自学。但是命运决定这本书只能和其他书一样陪伴我从厦门走向闽西山区去上山下乡。一九七二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这本《高等数学》也早已学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岁月无情地流逝。在上杭县溪口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在昏暗的油灯下提笔给五叔写了一封信，倾诉我的理想、烦闷与忧伤。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五叔的亲笔回信。当时五叔虽已被“解放”，但社会状况依旧。在信中五叔给予我赞许和鼓励，也流露了他的郁闷和无奈，并且告诉我，他已给一位在上杭工作的原福大的同志写信，请他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我。读着五叔的信，我的心里充满感激。我和五叔已是十几年未见过面，在他的印象里我顶多是一个还算乖的小孩子，第一次给他写信就能够马上收到他的亲笔回信，我想，我是洪玉崑的儿子，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他自己也正被这类事情所困，他的子女当时在闽北上山下乡的就有象乾、葛覃、龙泉三人之多，后来又加上他最疼爱的小女儿紫莼。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才让我有幸圆大学梦，由于基础较好，我只稍做准备就以高分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唯一的遗憾是七八年二月我到校报到时已是一位三十一岁的“老大哥”了。一九八一年五叔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有一天我和五叔的儿子咸池哥一起从北大去友谊宾馆看望五叔。当时五叔已六十六高龄了，却只身住在宾馆，如同长期出差，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房间里有许多的书，桌上还有已掀开正在阅读的书。和五叔一起去吃晚饭让我进一步看到五叔当时的生活。用餐是在大餐厅里，每人交一张餐票，坐满十个人，服务员收齐一桌十张餐票才开饭。唯一的“特殊”是饭后回到房间打开抽屉取出自己买的梨，五叔吃了一个。他告诉我，他就喜欢饭后吃点水果。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以科学家身份出任的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生活。这次看望五叔，和五叔交谈了二、三个小时，五叔用很多时间对我谈了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用他渊博的知识旁征博引向我阐述了一个国家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还谈到了大学教育。他向我介绍说，国外有的大学一年级不分系，它的好处是学生可以自由涉猎不同领域知识，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正确选择他所适合的学科，而且广泛的基础也有利于未来的专业研究。我终于向五叔提出一个我最担心的问题：繁重的行政事务是否使他无法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指着桌上的书，用爽朗的笑声给予我否定的回答，他告诉我，他不仅还指导着物构所里研究工作，还带着学生呢。 　　最后一次见五叔是在二○○一春节前夕。春节临近，我们很怀念病重的叔叔，内兄卢天寿和我们决定全家专程去福州看望他，给他拜年。除夕前一天晚上去看他，神志较差，不认得我们。除夕这天上午去看他，神志好一点，能认出来，还和我们一起照了像。当被告知第二天是春节时，五叔喃喃地说：“明天穿西装，打领带，应付一下。” 　　当年六月四日晚上九点多，接到葛覃姐的电话，得知五叔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人生旅程。悲痛之余，联想起先岳父卢雨亭先生虽然一生艰辛，其临终前尽管依旧清贫，尚能过几年赋诗下棋的清净日子，不禁感慨万分。 　　名声大了，有时候其实也很累。 　　 　　2002年4月于厦门 　　 （作者系卢嘉锡侄女婿）

原文2002.6 发表于《卢嘉锡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浏览：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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