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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天津的“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至1967年1月18日天津市委彻底垮台之时,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21日至7月23日,主要是市委领导干部在京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党内上层开展揭批斗争。第二阶段是7月下旬至9月下旬,从红卫兵运动到全市各个造反组织开始冲击各级领导机关。第三阶段是从10月至1967年1月,造反组织进一步冲击各级领导机关,直到1月18日市委彻底垮台。
1966年9月19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因心脏病不幸猝死后,市委全面工作自然由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同志主持。赵武成于10月9日至23日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一去就是半个月,回津后又患病住院月余,因此从10月至12月间,也就是在市委领导最困难的时期,由市委书记谷云亭主持全面工作。在当时那种全面动乱的情况下,云亭同志义无返顾,苦撑危局,他那坚定稳重的神态,始终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当年我也参加了由市委大多数常委及部委、区、局领导干部53人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这次会上先后对华北地区的几位省、市负责人开展揭发批判,有不少无限上纲上线的过激言论。我记得云亭同志发言是比较少的,言辞也比较平和。实际上,待人宽厚,与人为善,是云亭同志一贯的风格。从8月以来,造反组织声势日大,打倒一切之风甚盛。云亭同志在市委领导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被打倒,想想旧社会的县官、知府,为官一任不过几年,我们干了多少年了?你要打倒我吗?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不打自倒。”在那个特殊的动乱时期,大势所趋,任何人也无能为力,云亭表现出一种革命者坚定自如、豁达大度的精神。 1966年12月4日至22日,市委召开各区局领导干部280人出席的工作会议,这是市委在垮台之前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当时市委的工作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会议由云亭同志主持。这次会议除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外,还将市委的初步检查印发给大家,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与会人员对市委的初步检查提出了尖锐批评,根本难以通过。党内斗争有这样一个定势:一旦定性为严重路线错误,任你怎么检查也是通不过的。在会议期间,还受到会外造反组织的冲击,市委处于“内外夹击”的艰难境地。会议最后由胡昭衡和谷云亭讲话而匆匆收场。 云亭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市委为了躲避造反派的围攻揪斗,不得不转入地下办公,从云南路招待所转到河东招待所(前苏联领事馆),后又转到铁路局所属台儿庄路招待所。我当年担任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经常要到市委秘密办公地点请示汇报。每次向云亭汇报应对局面的措施,都得到他的支持。记得在11月下旬一个晚上,市委书记谷云亭、张淮三和市委常委李守真在云南路招待所小范围内研究工作,我也在场。晚上10多,得到紧急报告,某大造反组织发现了这个秘密地点,要来揪人。云亭、淮三决定,马上分别离开这里。当时不能不走,因为“造反有理”,造反派带你走你就得跟他走。次日晨我回郑州道市委文革办公室上班,这个造反组织找到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要我和他们一起读“语录”,逼迫我通过电话找谷云亭,折腾了一天没有结果才离开。 根据中央、华北局的指示,市委必须到群众中作检查。当年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初步检查,是以我为主起草的。当时的形势是怎么检查也无法通过,我便把所有意见都予以吸收,叙述事实不厌其烦,人家上纲上线所扣的帽子一一采纳,这样竟将检查报告增至18000字,市委再印发给全市基层单位征求意见。11月下旬,云亭同志亲自到中学红代会通报市委检查,听取红卫兵的意见。那天早晨,我随同云亭同志到19中参加中学红代会的会议。主持会议的人先带领大家读了几段“语录”,由云亭简要说说市委检查情况,然后我来读“检查”全文。我尽管读得很快,还是读了一个半小时。这个检查当然不可能顺利通过,接下来还是一通批判。云亭同志不动声色,始终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女学生,指着我的脑门说,你们这个检查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也学云亭同志,照样面无表情地听着。文革开始以来的磨练,我们已经是“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遭变故之起而不惊”了。 文革十年浩劫,云亭同志惨遭迫害。造反派经常把他抢走批斗,有的十天半月,有的一月数月。他准备了一个提包,里面装了钱和粮票、洗漱用具等,随时准备“操练”,他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告诉你,也请转告咱们的孩子,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任何困苦我都能顶得住,相信我决不会自杀。”他还给家人抄了毛主席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以及他自己写的小诗,表明自己的心志。有一次夜里,红卫兵曾把他与赵武成同志从市委会议上抢走。 红卫兵用自行车驮着他,从水上公园附近的市委党校蹬到河东区的某个中学,两个月后才被放回来,他却幽默地说:“我这一辈子没坐过‘二等’,没想到这么稳当,‘二等’不简单,倒真舒服哩!”云亭同志就是靠这种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度过了十年浩劫。 云亭同志1930年入党,是冀东大暴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经历过严酷的战争考验,造就了他临危不惧的品格。他又是党的“七大”代表,经受了长期党内政治斗争的磨练,具备处变不惊的能力。十年文革骤起,我自岿然不动,当是云亭同志最真实的写照。 在文革后期,云亭同志恢复了工作,曾任市委统战部长,团结广大党外人士。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1977年10月15日批准,谷云亭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他分工管党群工作。那时我向他请示,市委办公厅工作急需调配一位领导干部,建议调市农委副主任李胜远同志任办公厅副主任,胜远是原来天津地委熟悉办公室工作的老干部。云亭同志很同意,说这也有利于联系各个县。经他在常委会上提出,立即得到批准,给予我很大的支持。云亭同志在市委担任领导工作多年,给我突出的印象是公道正派,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作风民主,尤其是他那朴实的作风,讲话简明扼要,从来没有官话套话,十分可贵。如今回想起来,历历如在眼前。明年是云亭同志诞辰百年,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仅以此文表达无限的景仰和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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