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的文字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参考契丹文和汉文创制的，于天辅三年(1119) 颁行，史称“女真大字”。金熙宗完颜亶又创制了一种女真文字，于天眷元年(1138)颁行，史称“女真小字”。女真文字在金的版图内使用到金朝灭亡(1234)，在中国东北地区则一直使用到明英宗正统年间(15世纪中)。 　　现存女真大字包括石刻碑铭与纸质资料两类,后者即金太祖时期编撰的《女直字书》抄本残页12张[注1]、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女真大字残页2张[注2]、明代四夷馆编纂的《女真译语》[注3]。石刻碑铭为数不多，且大都是1949年前的旧藏。令人振奋的是，近年在我国接连发现两件女真大字石刻，使迄今出土的女真大字石刻总数增至12件；也是自1986年发现于蒙古国、由乌拉熙春教授解读的《蒙古九峰石壁女真大字石刻》问世以来时隔23年之久的女真大字新发现。这些新发现为女真文和金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而重要的资料，对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 　　 　　2008年，一块在黑龙江省阿城出土15年的石碑文字终获破译。这是距今800多年的金代石碑，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第11件、国内发现的第7件女真大字石刻。 　　这块石碑高约1米，底长0.58米，厚度0.22米。正面为文字，背面为图案。石碑出土地现属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南距金上京遗址约40公里，东至城子村金代古城约400米。这里是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墓的所在地，近年来不断有金代文物出土。2008年9月，经收藏家刘华为提供，金适教授解读的阳文女真大字砖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阴文女真大字刻石在哈尔滨地区也属首次发现；在建筑用砖上烧制文字，不仅在女真大字研究史上为初见，在《金史》等汉文史籍中亦无记载。随后，刘华为又将其所藏多年的不明文字石碑请教专家以求获知文字的释义,并联系到研究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专家乌拉熙春教授。乌拉熙春教授2008年11月末专程从日本来到阿城鉴定石碑。石碑久埋地下保存状态不佳，表面凸凹不平且多有泐痕，与业已漫漶的字迹刻痕交织在一起，识读难度非常大。经乌拉熙春教授缜密观察和深入研究，石碑全文终于被解读出来。石碑的文字为两列，左侧一列六个字，右侧一列五个字。女真大字是既有独体表意字也有复合表音字的文字，因此十一个字实际上表示的只是七个单词。女真大字的书写顺序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这七个单词,译成汉语就是“文字之道,夙夜匪懈”。 　　石碑背面刻有一朵盛开的芍药花图案，紧靠花心右侧刻有一女真大字“龙”的表意字。据考证，该石碑是块“劝学碑”，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石碑是金代兴办女真字学的设施所立，用意在于敦促女真字学员不舍昼夜勤奋学习，填补了《金史》记述上京地区民间兴办女真字学的空白。 　　　　女真大字石碑所刻“文字之道,夙夜匪懈”是当时女真人民间普及女真文教学活动的生动写照，而石碑的发现地金上京是金朝开国后最初的国都，首次在女真文字的诞生地发现女真大字石碑，再次证明了阿城正是金代历史文化发源地，这对于促进开发当地的历史文化旅游有着积极的意义。1988年在城子村发掘出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与前期发现的阳文女真大字砖、阴文女真大字刻石以及这次发现的女真大字石碑，三者均出现在金上京发源地，说明金代女真人在这里曾经广泛使用本民族文字。此碑的女真大字也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二、《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 　　 　　2009年是女真大字创制890周年(1119～2009)，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又一件女真大字石刻在我国问世。这是继出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的《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之后的世界上第12件女真大字石刻,也是出土于我国境内的第8件女真大字石刻。 　　这是一件不同于迄今所发现的所有刻于碑石或岩壁上的女真大字石刻,它是刻写在一件石函前壁上纵书5行21字的铭文。根据乌拉熙春教授的解读结果，将石函命名作《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 　　　　 女真大字石函现收藏于黑龙江省龙江龙博物馆。由函盖和函身两部分构成，函身作槽状。函长75cm、宽52cm、高40cm、深23cm、函壁厚8cm。函身表面呈浅灰褐色，刻有女真大字的前壁上缘正中有20cm长、5.5cm宽的凹损、前壁左侧下方有21cm长、9.5cm宽的凹损,当为出土之际磕碰所致。凹损部位呈青灰色。石函系由一整块青灰砂岩凿制而成,石函内壁四面留有明显的斜纵不一的錾痕,外壁两侧及无文字的后壁留有较浅的錾痕。唯刻有文字的前壁修整磨光。函盖较函身略大,覆盖于函身之上。函盖錾作悬山顶,正脊两侧各雕出14道瓦棱,瓦棱上刻有不连贯的横线以表示栉比鳞次的瓦片。盖长75cm、盖宽55cm、脊坡长24cm、脊宽10cm。 　　　　 石函前壁，单线阴刻一长方形立框，框长13cm，宽10cm，框内无字。右框线距函右缘21.5cm、左框线距函左缘21cm、上框线距函上缘4.5cm、下框线距函下缘21cm。函壁刻有方形或长方形框，已见于辽代契丹人的石函，有的是与女真大字石函相同在前壁上刻有方形框，有的是在石函侧壁上刻有方形框。在辽上京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木棺造型的石函前壁正中,用复线刻有一门户形框,框两侧分刻男女侍者像各一。另一件同是木棺造型的石函前壁正中,刻有一窗户形框，框内用三条线分割为8个小框,小框内刻有圆圈。框两侧分刻人像各一。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四阿顶石函的侧壁正中位置，刻有一正方形框,框内及两侧似有图案，但已漫漶不可辨。由此可知，做为逝者居所的石函，外壁所刻框线，正是用以表示门户。 　　　　 阴文女真大字21字分刻于框之两侧，右侧2行字体略大于左边3行。右边第1行4字、第2行5字，字距函缘5～6cm。左边第1行5字、第2行5字、第3行2行，字距函缘5cm。框线略粗于女真大字的笔划，框线不甚平直,女真大字的笔划亦粗细不一，总体风格为楷书。在辽墓出土的石函外壁镌刻或墨书文字，多是梵文或汉文的佛教经咒，以及汉字死者的官职、姓名、纪年等内容,尚无一件出现契丹文字。镌刻女真大字的这件石函，是迄今为止金墓出土的唯一一件带文字的石函。 　　　　 将丧葬用石函制成屋顶式形状，在辽代契丹人的墓葬中已多有发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各旗县博物馆所藏的三十多件辽代石函,其函盖形制就有屋顶式、木棺式、盝顶式等多种。辽代契丹人的石函盖最为常见的四阿顶,显然取材自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单檐庑殿式屋顶造型,表明契丹人的一部分已出现定居生活方式。女真人墓葬的石函，多见于东北地区，函盖形制除与女真大字石函相同的悬山顶外，还有四阿顶、歇山顶、卷棚顶、覆斗顶及平顶等多种样式。这些函盖的形制，一方面承继了契丹人的丧葬用具造型传统，一方面反映出女真人当时的屋宇之制。 　　　　 女真大字组词成句的顺序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依此顺序解读如下。 　　　　 右侧第1行:共4字。为谋克之名，亦即该谋克原居地的氏族名。依女真大字音译作“希里札剌”。 　　　　 右侧第2行:共5字。头3字即“谋克”，后2字即“孛堇”。 　　　　 左侧第1行:共5字。头2字是“希里札剌谋克孛堇”之名，依女真大字音译作“毕黑里”。后2字是河名、地名“移里闵”。末1字是汉语“卫”的译音字，合之即“移里闵卫”。“移里闵卫”,是左侧第2行首“将军”一词的修饰语,亦即该将军乃“移里闵卫”之将军。但“卫”之设置不见于《金史》,所见只有左右卫将军。抑或是诸路所司设有兵卫而以河名冠之。 　　　　 左侧第2行:共5字。头2字即“将军”。后2字是将军之名,依女真大字音译作“黑肯”。末1字是属格后缀表音字,专用于接续鼻音结尾的词。即“将军黑肯之”。 　　　　 左侧第3行:共2字。即“家族”。 　　　　 经过以上释读,可知石函5行21字所表达的完整内容是:“希里札剌谋克孛堇毕黑里、移里闵卫将军黑肯之家族”。“毕黑里”与“黑肯”二人，可能是父子、也可能是兄弟。石函中所盛之骨灰，无疑是该家族成员。 　　　　 石函的女真大字中没有出现纪年，从石函的形制和女真大字的字体上可以作一推测。 　　　　 女真在前王朝时期的丧俗本为土葬，“其亲友死，则以刀剺（li）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椁(guo)。”王朝建立之后，因佛教的盛行而推广火葬，将骨灰置于木盒或布袋纳入石函中安葬，是故石函在金代墓葬中频现。迄今为止发现的石函墓，有年代可考者其上限止于世宗时期。表明石函葬的习俗形成不早于金代中期。石函墓本身又分作早期与晚期，早期石函多呈方形，中期以降逐渐演变为接近木棺形制的长方形。如山西长治市出土的方形石函，属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河北省滦南县薛官宅村出土的接近长方形的石函，推定时间晚于前者而早于滦平县北李营乡出土的长条形石棺。女真大字石函与无文字石函的形状近似滦南石函，时间可能属于金代中晚期。石函铭文中表示in音节与her音节的两个女真大字,都是金代中晚期女真大字石刻的写法。这些字体表明，石函的年代大约相当于金代中晚期。这一推测，与根据石函造型所导出的推测结果可以交互印证。 　　　　 女真大字石函做工拙朴、函盖仿自一般民居的悬山顶,且随葬物品为数不多,这些都显示出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可能并非达官显宦。 　　 　　三、女真大字碑刻銘文共计十二件 　　 　　 至此，存世的女真大字碑刻銘文已达12件之多，其中保存于我国境内的有8件： 　　1．《海龙女真大字石刻》(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三月某日) 　　　　 2.《大金得勝陀颂碑》(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七月二十八日) 　　　　 3.《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四月二十六日) 　　　　 4.《奧屯良弼诗石刻》(约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 　　　　 5.《奧屯良弼饯饮碑》(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七月二十日) 　　　　 6.《女真进士题名碑》(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 　　　　 7.《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约金世宗時期) 　　8.《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约金代中晚期） 　　 　　保存于国外的有4件: 　　　　 1.原立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鏡北道庆源郡、后入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庆源郡女真大字碑》(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或金熙宗皇統元年[1141]七月二十六日) 　　　　 2.1986年发现于蒙古国肯特省、现仍在“九峰石壁”上栉风沐雨的《蒙古九峰石壁女真大字石刻》(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六月某日) 　　　　 3.原立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鏡南道北青郡、现所在不明的《北青女真大字石刻》(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七月二十六日) 　　　　 4.原立于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后于1891年移至海参崴、现藏于俄罗斯海参崴市沿海地方国立博物馆的女真大字、回鹘体蒙古文、汉文三体合璧的《永宁寺記碑》(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二十二日)。 　　 　　以上12件碑刻皆已由爱新觉罗氏三代女真文研究专家金光平、金啓孮、乌拉熙春予以全面系统的解读，研究成果如下: 　　1. 金光平、金啓孮:《〈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译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乌拉熙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庆源女真大字碑〉》,《韓半島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与吉本道雅合著)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版。 　　2.金光平、金啓孮:《〈海龙女真国书摩崖〉译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金光平、金啓孮:《〈奧屯良弼饯饮碑〉译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金光平、金啓孮:《〈女真进士题名碑〉译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5.金光平、金啓孮:《奴尔干都司〈永宁寺碑〉译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乌拉熙春:《永宁寺记碑》,《明代の女真人─〈女真訳語〉から〈永寧寺記碑〉へ─》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9年版。 　　　　 6.乌拉熙春:《〈大金得勝陀颂碑〉女真文新释》,《立命馆言语文化研究》11巻2号,1999年9月。收入《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明善堂,2002年版。 　　　　 7.乌拉熙春:《〈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考释》,《女真大字石刻总考前编》,《白川静記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号,2007年2月。收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2009年版。 　　　　 8.乌拉熙春:The Stone-Carved Jurchen Inscriptions on the Nine Peaks Cliff of Mongolia,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Grant-in-Aid JSPS,Basic Research(C),2005.乌拉熙春:《〈蒙古九峰石壁石刻〉と“札兀惕?忽里”》,《立命馆文学》595号,2006年7月。收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2009年版。 　　　　 9.乌拉熙春:《〈奧屯良弼诗石刻〉新释》,《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明善堂,2002年版。 　　　　 10.乌拉熙春:《〈朝鲜北青女真字石刻〉新释》,《立命馆文学》561号,1999年9月。收入《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明善堂,2002年版。乌拉熙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北青女真大字石刻〉》,《韓半島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与吉本道雅合著)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版。 　　　　 11.乌拉熙春:《金上京“文字之道、夙夜匪懈”女真大字碑考释》,《东亚文史论丛》2008年第2号，收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2009年版。 　　12．乌拉熙春、刘国仁、丛国安、高大鹏：《〈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铭文考》,《东亚文史论丛》2009年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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