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文字研究史上,大概还没有像金光平、金启孮、乌拉熙春这样三代传承致力于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研究并做出蜚声中外成果的学者。正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纪念金启孮先生的悼文中所称道的那样“一门三代，三位大师，宏扬女真学和满学，使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中华文化的光辉。这正符合今天联合国提倡世界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女真学和满学的流传不息，也就是启孮先生学术精神的流传不息。这是真正的永垂不朽！”(引自《金启孮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集》)。这三代人的研究路程,是20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初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者艰辛跋涉的一个缩影;他们的研究成果,代表着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学术领域的最高成就。 　　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分别是金朝女真人和辽朝契丹人模仿汉字创制的文字,其中又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之别。这些文字,最晚至明朝中叶就已不为世人所知,与它们所记录的语言一起淹没在浩瀚的中华古文化海洋之中。 　　最先在这浩瀚的学海中泛舟拾贝的,就是金光平先生(1898～1966)。先生是清朝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的六世孙,家中收有历代先祖的著述和大量藏书,在这种家学氛围的熏陶下养成了爱好文史的性格。辛亥革命以前,家中的一个别墅在北京西山大觉寺附近的观音庵,大觉寺是辽代的清水院,那一带有不少辽金时代的古迹,于是先生便着意探访。离观音庵不远处有一个荒废了的关帝庙,庙门两侧的礓礤(石阶两侧的石条)上各刻有一字,左侧的是汉字“佛”,右侧的却是一个形似汉字而又不是汉字的字。当时先生才十岁左右,抄录下来后遍询师长皆不得而知,直到多年以后先生开始研究女真文字才自己解开了谜底。原来,这个字就是女真大字的“佛”。 　　　这个女真字的寻访记就此揭开了金光平先生一生致力于古文字研究并引导子孙两代人进入这片学术天地的序幕。 　　　由于契丹字和女真字都是模仿汉字创制的,彼此的字形相似,史书上又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发现这些文字之初,往往难以遽尔辨清。比如河南开封发现的《女真进士题名碑》,清朝道光年間的学者劉師陸最先将该碑文字考证为女真小字,陕西乾陵发现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的字与之不同,又皆属金朝所刻,遂被认作女真大字。20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的辽帝陵中出土了刻有契丹文字的“哀册”(皇帝的墓志),50年代在辽宁锦西出土了契丹字《萧孝恭墓志》,金光平先生在对比研究了上述碑刻之后, 于1957年、1962年两度撰文指出“辽陵哀册和《郎君行记》的字是契丹小字,《萧孝恭墓志》的字是契丹大字,《进士碑》的字则是女真大字”。先生的这一论断,已成为当今契丹、女真文字学界通行的定论。但不幸的是,先生正值研究精力鼎盛之际,却于“文革”早逝。 　　　金启孮(1918～2004)先生青年时代即开始与金光平先生共同研究女真文字和金史,20世纪40年代成书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却直到1964年才在内蒙古大学以学报专号的形式出版;198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世界上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第一部著作,至今仍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准。1984年,先生又以十年之功编成《女真文词典》,首次将女真大字仿汉字部首予以排列,逐字标出字源、字音、字义以及与史互证的例文，虽名为词典,实乃女真学百科全书。以上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基础。 　　　金光平、金启孮两位先生尤擅将历史与语言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以古文字的解读考证历史、又以史籍印证古文字的记述。《金史》载金代女真人地处寒带无屋宇之制、掘地为穴入居其中。女真大字的动词“登”同时又表示“出”的意义,这正是女真人当时的生活习俗在语言文字上的生动反映。佛教在金初女真人中的盛行《金史》鲜有记载,女真大字《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的解读反映了当时居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女真人曾为筹建佛寺铸造佛像而广泛募金,这与《金史》所载金始祖函普好佛、来自高丽的史实遥相呼应。女真大字《永宁寺碑》的解读证实了明朝初期辽东女真方言的使用范围远至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生息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的女真人,辽、金史籍已明载隶属于中国王朝,女真碑文复证其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代学者乌拉熙春,自幼受家学薰陶，专攻文史。师从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及日本著名女真、满洲学家河内良弘教授，从事女真、契丹、满洲语言文字与历史文化的研究。 　　　女真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复原并释读了1973年发现于中国西安碑林的金朝初期所编纂的《女直字书》的抄本残页(《女真文字书研究》，风雅社，2001年)；系统研究了金、明两代女真大字资料所反映的女真语音、语法、文字构造及变迁(《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明善堂，2002年)；复原并释读了1989年发现于蒙古国的女真大字石刻并对《元朝秘史》记载的“扎兀惕?忽里”的契丹语源做出了最新考证(《蒙古九峰石壁石刻与“扎兀惕?忽里”》，日本国文部科学省科研補助金研究项目“蒙古国金代碑文遺跡的研究”)；重新论证了现存女真字是女真大字以及什么是女真小字的问题(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纪念金启孮先生学术丛书之二(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 　　契丹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从表意字、表音字、字源和字流等方面对契丹小字的音和字双方作出了最新的探索，重新构拟了287个契丹小字的读音；从契丹语的序数词的构成形式发现了契丹语存在与中古蒙古语接近的“性”范畴；契丹人的“名”具有标示性别的词缀，构成契丹人“字”的词缀不同于属格后缀而是一种派生形容词的后缀；以契丹语名词的格与数、动词的语法后缀为主要对象对契丹语语法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上述研究成果将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契丹语言文字研究――纪念金启孮先生学术丛书之一》，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以重新解读的契丹文字墓志研究辽史，考证出《辽史》中“匣马葛”其人的世系、“横帐”一词的契丹语本意、“国舅帐”的基本构成等问题(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纪念金启孮先生学术丛书之二(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以契丹文字的最新解读成果否定了金朝初期曾有过“女真国”国号的假设、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而是“胡里只契丹”或“契丹胡里只”；对迄今为止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重新释读，在此基础上归纳出1002个契丹大字(不含异体字)；构拟了543个契丹大字的读音；对契丹大小字在表音、构词等方面的异同以及契丹大字与女真大字的传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通过契丹大小字墓志记载的汉语词得出了“辽代北方汉语已不存在入声韵尾-k、-t，但仍然保存着-p”这一结论(《契丹大字研究――纪念金启孮先生学术丛书之三》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5年)。《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日本京都松香堂,2006年)则是首次运用契丹大小字墓志资料全面考证辽史的佳作,该书在辽史研究领域以史学、历史语言学、古文字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而开拓了崭新的契丹学发展方向。 　　满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对满洲语音、语法、文字的综合研究(《满语语法》中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日本北九州中国书店，1984年。《满语读本》中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日本北九州中国书店，1986年。《满洲语语音研究》日本玄文社，1992年)；现代满洲语方言口头文学的研究(《满族古神话》，中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日本北九州中国书店，1988年。)以满洲语和女真语考证清史与满族文化相关问题(《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合著，远方出版社，1996年。《爱新觉罗氏三代阿尔泰学论集》合著，明善堂，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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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11/27 0: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