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百年沧桑》路得·那爱德摄影作品展在成都与观众见面,家父王玉龙负责策展工作。当时朱庆澜的后人穆越手执朱庆澜照片和书籍来到展场，指出在《回眸历史》画册里，其中一张照片中的高个军官就是副都督朱庆澜。按说副都督朱庆澜已经得到了证明，站在他旁边的矮个军官应该就是蒲殿俊，可当时许多专家学者都不支持。2003年6月，家父做特约编辑的那爱德书信集《华西印象——一个美国人1910-1913在西部中国》出版了。在那爱德的书信中，他曾经提到给刚成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拍过照片。在两位军人的合影照片中，只有这一幅他们两个是手扶军刀的军官。虽然当时有照片，也有那爱德的书信证明，但专家们依旧否定。后来家父多方查找，几年之后终于找到了蒲殿俊的照片，经过与本人肖像的仔细对比，证实照片中的矮个子军官就是蒲殿俊。通过这次艰难的经历，家父也逐步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朱庆澜将军的事迹。随着家父8年多的不懈努力，先后带着老照片到沈阳、大连、平遥、北京等地的巡回展出，国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天，在美国工作的朱庆澜么孙朱汉先生打电话来与家父联系，共同探讨朱庆澜生平事迹，并提供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宝贵资料。大学毕业后，来到家父身边工作，听家父与朱汉先生经常通电话，耳闻目染，朱庆澜的高大形象逐渐在我心目中活了起来。影视的感动，史料的证明，情感的堆积，我终于“结识了”这位爱国英勇的大将军朱庆澜。其次，他还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家，他不平凡的一生让我很想深入的去研究这位辛亥先驱，人们不该忘记他，他的精神与品格永远值得后人们学习。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1878年丧父,其父朱锦堂,为人宽厚仁慈;1887年丧母,朱庆澜深受母亲董氏影响,形成了刻苦耐劳的品格(1)。身为长兄，朱庆澜从此挑起养家重担，参加黄河筑堤，当河工。因身高体壮，相邻劝其投军，1893年朱庆澜去东北投总督赵尔巽所部新军。从此开始了军政生涯。 　　 　　朱庆澜作战勇敢，屡屡擢升，数年后升任33混成协协统，因对地方土匪的镇压毫不手软，痛加追剿，故有人以“屠夫”相称（2）。1914年，袁世凯特任陆军中将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省军务，兼巡按使。朱庆澜在黑龙江省军政长官任上，励精图治。首先修建国防工事于边界；收回松花江航权，商民曾命名一新轮为“庆澜”号以纪念；官银号年例纳金20万，朱庆澜均不接受，用于办蒙文学校；又设女子教养院，收养无依女童（3）。多年后，当提到朱庆澜时，他们说：“老将军来齐齐哈尔是一条军毯、一匹战马，离开齐齐哈尔是两袖清风（4）。” 　　 　　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覆灭，黎元洪继其后任，他对朱庆澜很是器重。当时粤局动荡异常， 7月6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虽主张不党主义，但内心由衷的景仰孙中山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以积极支持和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当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率响应其护法的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州护法时，朱庆澜不但衷心拥护，而且还主动提出将省长亲军警卫步兵20营拨给孙中山先生，编成护法军的基本部队——粤军，使孙中山先生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酝酿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的愿望得以实现。（5） 　　 　　同年秋，朱庆澜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离开广州到了香港，又回到上海家居。朱庆澜曾说过：“宦海无常，尔虞我诈，实在令人胆寒。孙中山先生曾对我说过，要给人民多造饭碗子，我想只要对老百姓对国家有益的事，都愿意干。”当时在海州沿海的盐城阜宁一带，均是盐碱荒地和草滩，地瘠民贫，百姓的生活极端困难。1918年，在多人支持下，朱庆澜建立了华成、泰和两个盐垦公司，朱庆澜为联合公司董事长;不仅解决了当时外流农民的生活温饱问题，安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也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协助了新四军的抗战，为国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6）。 　　 　　1923年，朱庆澜任东省特别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创设了崇德女子中学，为满足当地佛教徒需要，兴建“极乐寺”并邀名僧倓虚法师主持教务。 　　 　　朱庆澜不仅救济国内灾民，也帮助了许多国际友人。十月革命后，严重的饥荒袭击着苏联。那时，一口面包不啻于一条人命的价值。黑龙江与俄国接壤，众多难民过境求生。在1924、1925年的时候，朱庆澜发起了“俄国灾荒赈济会”。他说，俄国灾荒，途有饿殍，皆我人类，助人水火。各地捐助的粮食集成300火车后运往苏联赤塔，表达了中苏人民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7） 　　 　　1925年2月11日，东省特别去行政长官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朱庆澜辞职。从此，朱庆澜脱离政治生涯，献身社会赈济事业，专心办理慈善拯救灾民。（8） 　　 　　1928年，朱庆澜在辽宁省锦州创办成德女子中学，其夫人徐雅志任校长。同年起，陕西、甘肃两省遭遇持续3年之久的大旱灾，同时又有虫灾、风灾、水灾、雹灾、瘟灾和兵灾、匪灾，以致陕西92县几乎均受灾，其中关中地区尤为严重。1929年秋，颗粒无收者达十之八、九，平民百姓饿死250万人，逃荒者40万人，卖儿鬻女者不计其数。甘肃情况与陕西大致相同。当时国民党政府有个常设赈务机关，叫中央赈务委员会，但因忙于内战，赈务徒有其名。民间慈善团体力量有限，于是朱庆澜决定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名义，亲自去陕西救灾。在西安，朱庆澜目睹受灾面积广泛，所带款项远远不敷应用，决定立即回去筹备大量赈款。车刚到郑州，冯玉祥赶来，一看朱庆澜先生和随行人员都在破篷车内，仅有帆布床一张，其余都是地铺，他十分感动，不禁落泪对朱庆澜说：“您老人家为了救国救民，不辞劳苦，生活又如此简陋，如果国家当局都能像您这样就好了（9）。” 　　 　　为救陕西旱灾，朱庆澜回到天津后，立即提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为筹购赈粮，朱庆澜亲赴东北寻求亲朋故旧相助，去铁道部请拨车辆。朱庆澜在东北人望很好，经他募集购买的赈粮达16万担，灾民受惠者近百万人。上海报刊曾赞扬说，该会办事之敏捷、手续之完备，为从来办赈中所罕有。为救陕灾，朱庆澜还收容孤儿千人，成立西安、扶风两个灾童教养院。朱庆澜为了救济陕甘旱灾，两年多时间中，仅在西安住了半年，其余时间都在各处奔走，亲自劝募捐款，深入灾区调查，监督放赈，因此陕甘人民有口皆碑，视如救星。1929年于右任回陕视察，对朱庆澜动情地说：“我们陕西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您的。”（10） 　　 　　1930年1月，朱庆澜任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溺毙、饿死者不计其数，朱庆澜任工赈组主任。除夜以继日乘船勘察并抢救、安置遇险灾民外，还着力实行以工代赈兴修河堤，既应急救之需，又留万世之利。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知名人士、爱国人士开了一个会，提出抗日救国的纲领，并公推朱庆澜筹备成立抗日救亡的爱国组织，在国内外和华侨中广泛宣传并募捐款项，以作支援抗日义勇军之用（包括粮饷、枪械、弹药、服装、药品等）。1932年春，朱庆澜在张学良的暗助和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当时，冯玉祥将军等人在张家口召集组织了原西北军的部队十万多人，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朱庆澜知道最大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后，立刻派管理财务的负责人杨慕时亲自带去十万现大洋交给冯将军，说明是专门支援抗日作战之用。又购买卡车及药品运至前线备用。经常携带物品去慰劳抗日将士，同时带去文件宣传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鼓舞士气（11）。朱庆澜的爱国赤诚，不但表现在工作上，而且表现在生活上。他对东北各省大好河山沦陷敌手和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在敌人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生活，有切肤之痛。在那几年，每逢9月18日那天，朱庆澜整日不进饮食，用以鞭策自己不忘国耻，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12）。 　　 　　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在上海挑起冲突，淞沪之战爆发。由于蒋、汪之流死心塌地破坏淞沪之战，非但断绝19路军的军饷，且拒绝救治为国杀敌负伤的官兵。随着日军不断增兵至上海，战事日趋激烈，伤员越来越多，战地医院应接不暇。朱庆澜等慈善家，面对为保卫疆土而负伤流血的官兵得不到及时救治，心急如焚，于是又发起组织伤兵医院。推举张佩年为院长，王家龙为医务处长，并选定法租界贝勃路恒庆里后东华中学旧址为院址，呈明红十字学会，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第23伤兵医院，一切布置在20小时内即已就绪，工作效率之高，令人赞叹不已。伤兵医院所有职员、看护多是自告奋勇入院服务的志愿者。朱庆澜将军、张佩年院长等对院务十分关心，除负责调度供应医院一切给养外，每日必亲往视察并慰问伤兵，并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工作。医院附近的居民、店铺也争相捐助食品、日用器具等物，使受伤官兵非常感动，纷纷表示配合医务人员尽快疗伤，重返前线，杀敌报国（13）。 　　 　　当时朝鲜全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许多朝鲜爱国志士流亡中国，继续谋求抗日复国的独立运动，上海便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之一。在日军的铁蹄已踏进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的时刻，朱庆澜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给予他们国际主义的支持，并多次掩护和资助他们。为此，在1968年，韩国总统特授予朱庆澜建国勋章和奖状，感谢其对韩国自主独立运动中，给予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支持，对建国做出的巨大贡献（14）。 　　 　　1936年，朱庆澜任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寇大举入侵我国华北等地，中原一带难民多逃至陕西关中。朱庆澜往来于西安、宝鸡、扶风、黄龙安置灾民。因其追念法门寺舍利在唐代尊为护国真身舍利，以为“修塔为精神动员之增上缘，即为一切佛徒祈祷护国息灾之表现”而起修塔之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匠工在塔基施工中曾发现塔下地宫。有工人由缝隙中发现，里面珠光宝气，琳琅满目，遂报告朱庆澜将军。朱庆澜考虑到当时的危机环境，指令任何人不得扰动。即照原样封砌严实，塔内所藏之物均应放置原处。这样，法门寺地宫的珍贵文物和佛指舍利这一佛国贵宝得以保存下来（15）。 　　 　　1938年，朱庆澜随机关从武汉撤到重庆。同年冬召开会议，将“赈务委员会”改组为“赈济委员会”，朱庆澜为常务委员，并兼任第五救济特派员，主持第五救济区范围内有关战区的救济及运送配置各地逃亡前来内地的难民安置运送工作，机关设在陕西省西安市。 　　 　　由于朱庆澜爱国爱民，辛苦备至，在西安时除日常工作外，接待过境宾客访问，以及国内各界人士来访求助者，每日几无间断。而他又自奉甚俭，几十年来布衣素食，营养缺乏，睡眠不足，终至积劳成疾，患咯血之症。就在咯血之际，重庆有会议还要亲自参加。此外还要向赈济委员会催索赈款，并向经济部、财务部申请黄龙山的生产贷款等等。再加上往来乘车劳顿，返西安后病情日趋加重，于1941年1月13日逝世于西安，终年67岁（16）。陕西省奉命下半旗示哀，各方均发来唁电，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派出伍云甫来吊唁。同年3月，重庆各界为朱庆澜将军举行追悼会，冯玉祥将军在会上朗诵他写的悼诗《哭朱将军》：“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宽厚为怀，勤劳诚恳……”冯玉祥将军的悼词，概括了朱庆澜为抗日救国、社会救济而奋斗的一生。（17）6月，朱庆澜安葬于西安南郊长安县杜曲镇东韦村。

原文2010.8.27 发表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85770100lsim.ht  浏览：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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