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故事 　　汪安琳 　　 　　 我家的很多往事是我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讲给我听的。这里将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叙述出来，让后代也能知道一些前辈的苦与乐。 　　 　　一．父母结婚前后的一些往事 　　我的父亲汪懋祖出生于苏州，从小品学皆优，曾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我的外祖父袁希涛曾在那里教过书，他很赞赏这个少年的才智和人品。虽然我父亲早年丧父，母亲体弱多病，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四个弟弟，都需要他关心照顾。但是外祖父非常开明，认为择婿的条件主要是人品好、有志气。他毅然把我父亲带回上海家中，与我母亲和外祖母见面。外祖母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同意了这门亲事。于是，我的父母就开始了婚前的通信交往。 　　1916年，我母亲袁世庄考取了清华学校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名额。过去清华不招女学生，从1914年开始每年招10名女生送到美国上学。我的母亲以第三届第四名录取。1916年夏赴美，入著名的威尔斯莱女子大学历史系学习。1920年毕业后，即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不幸的是当年冬天在雪地里行走，不慎滑到，腿骨脱节，西医误诊，行动不便，只得辍学。于1921年9月回国找中医治疗，同时受聘于北京女高师（女师大前身）任教。父亲于1916年秋考取江苏省官费，起初为赴英国留学的名额，后因欧洲局势较乱，改派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父亲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秀，深得导师杜威和孟禄博士的赏识。他在国内北洋大学已上过两年学，因此于1919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随后由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专门研究西洋教育史。1920年冬，因母病，十分挂念，决定回国。先到苏州探视我祖母，安排妥当后，即到北京任教于北师大，直至1924年夏。 　　说来真巧，我的父母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和地点都很相近。母亲在威尔斯莱，父亲在哥伦比亚，两校相距不远。每逢假日父亲由同窗好友孟宪承、郑晓沧、陈寅恪、吴宓等陪同去看望他的未婚妻（吴宓文章中提到）。有时，我母亲也请她的同学杨保康、胡卓等陪伴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游玩，并探望我的父亲。偶尔，他们还一起去野餐。在异国他乡交往，倍感亲切。1920年上半年，外祖父组织欧美教育参观团出国考察欧美教育。在美国考察期间由我父亲当翻译，他非常敬业，使外祖父很满意。事实上，这次考察也给了我父亲参观美国各校的机会，得益不少。 　　我的父母于1922年1月15日在北京结婚。正巧，那时我的外祖父母也在北京居住。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以糖果茶点招待亲朋好友，然而也很隆重。父亲北师大的同事都来贺喜，外祖父的不少好友也前来祝贺。当时李四光是北大教授，夫人许琳是女高师的钢琴教员，他俩是我父母的好朋友，在那里，许琳弹钢琴，李四光演奏小提琴，高雅的音乐，使我父母的婚礼更加热闹、精彩。据我母亲回忆，在女高师任教的时期是她生平最愉快的三年。她教英文和西洋史两门课，由于讲课生动，课堂效果很好。后来遇到她过去的学生告诉我：她们最喜欢听袁先生讲课，同时有点怕袁先生，因为随时有小测验和课堂提问，很紧张的。不过平时对学生严格，真有好处，听课思想集中，记得牢，考试复习不费劲。父亲在北师大工作做得也很好，起初他只是一个普通教授，后来任教务长、代理校长。 　　1922年10月5日我大姐安琦出生了，她给父母带来了更多的欢乐。那时，虽然外祖父母已迁回上海居住，但因母亲是第一次分娩，所以外祖母还是赶到北京来照顾母亲做月子。由于我母亲工作认真负责，一直到临产前还在忙于备课、批改作业，用脑较多，导致产后奶水很少；只得为大女儿找了个奶妈，由我外祖母培训，一切都较顺利。外祖母回沪后，我大姐白天由奶妈带，晚上由父母轮流带，所以她跟父母也很亲。听母亲说：大姐幼时非常可爱，对人总是笑嘻嘻，所以人见人爱。 　　1924年打破了我父母的幸福生活。由于正值直奉战争，北京高校欠薪严重，不仅使小家庭生活发 　　生困难，而且父亲每月需寄钱到苏州赡养祖母也成了问题。父母不得不辞去北京的工作，于1924年夏回到上海，暂住外祖父母家。父亲即到东南大学任教，该校已多次请他到南京教书。（有些文章写的是1926年欠薪回南，实属有误。1926年我家第二次离开北京，另有原因，下文中说明。） 　　1924年北京女高师改为女师大，教育部聘请杨荫榆为校长，杨与我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同学，1925年，她急需我父亲去协助办学。这事使父亲感到为难，在东南大学还不到一年又要去北京，而且北京局势较乱，但由于办教育的责任感使他认为应该去助杨一臂之力。他跟我母亲商量，母亲更是犹豫不决。因为1924年我二姐在上海出生。这时还不到一岁。两个女儿都很幼小，在上海有外祖母和我姨母帮忙照应。然而，母亲对办女学非常重视，最后决定带两个女儿跟父亲一起去北京（我不知道他们是几月份去的，估计是在春天）。不料，由于杨荫榆用封建家长式作风管理学校，对学生非常严厉，引起学生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已经闹了数月，父亲到女师大正是撞在风口。据了解风潮的导火线是1924年暑假三名学生回南方探亲，因江浙战争，交通受阻，开学时未能返校，被杨荫榆勒令退学，激起公愤，爆发了女师大风潮。后来发展到杨要开除六名带头的学生。再后来，女师大风潮跟1926年3月18日反对北洋政府的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风潮的事态闹得越来越厉害。我父亲是一位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人，到女师大的目的是协助办学，在这种形势下根本不可能谈办学。他认为杨对于几个重大事件的处理，很不妥当。他一方面劝杨对待学生应该以理服人，采取说服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合理要求，注意考虑解决学生的困难。另一方面希望能稳定教学秩序，他劝学生以学业为重。我父亲是个学者，不愿意也不敢参与政治。据母亲回忆：这一年是我家最压抑的一年，父亲在杨和学生之间劝说的力量实在太小了，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那段时间总是心事重重的。父亲因心力交瘁，经常发胃病，最厉害的是胃溃疡第一次大出血。幸而及时送到协和医院，由名医沈克非治疗，总算转危为安。 　　原先母亲希望到北京后，再回女师大兼点课，得知学校这么乱哄哄的，她完全改变了主意，劝父亲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由于母亲正怀上了我，只好等我出生后回南。这时母亲身体不好，既要照顾我大姐和二姐的生活，又要照料父亲的饮食，还需给予劝慰，真使她感到疲惫不堪。幸亏在我出生前，外祖母的妹妹秦志英（由于她未婚，我们按男的称呼，叫她舅公），从无锡来到北京，照顾母亲和我。母亲有她的姨母悉心照料，产后得到较好的休息与调养，身体好起来了。我的舅公学问很好，卫生知识丰富，她为我培训了一个很得力的奶妈，一个多月后舅公离开北京了。后来听母亲讲，那时真是很感激舅公，她训练的奶妈，不仅带我尽职，而且还尽力照顾我的两个姐姐，减轻了母亲不少劳累。我是于1926年8月11日出生的，当我来到北京仅40天，父母就带了两个姐姐和我，还有我的奶妈回到上海，暂住外祖父母家。 　　 　　二.抗日战争前我家的十年稳定生活 　　在这十年中，我家发生了许多事，有悲伤的，也有欢乐的事情。1926年9月下旬我家迁回上海，父母把我们姐妹三人寄养在外祖父母家，然后到苏州看望我祖母，随即到南京工作。父亲仍任东南大学教授，并兼教育系主任，母亲也受聘于东南大学。父亲在苏州见到祖母身体虽然衰弱，精神尚好，思维清楚，她见我父母回南方工作特别高兴，父亲也很感欣慰。他对我祖母讲，以后可以经常回苏州侍奉老人家了。不料，祖母于1927年4月26日病逝于苏州。享年68岁，祖母的逝世是我父亲一生中最悲痛的事。他曾对我们小辈讲：“原想到南京工作，寒暑假可以有多些时间回苏州照顾祖母，可是还没来得及对母尽孝，母亲却弃我而去”。他还经常谈起祖母的教导：“她告诫几个儿子：勿嫖、勿赌、勿贪、勿势利刻薄”。我们了解到祖母的一生是与逆境坚强搏斗的一生，在我祖父去世25年中，她精心抚育四个亲生儿子，并无微不至地照应前房留下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都能成家立业服务于社会。祖母的教诲，对我们后代的品德教育，有着重要意义。我的母亲也非常敬佩祖母的坚强与善良。 　　1927年6月14日，江苏省教育厅派父亲以省督学的身份，到苏州组建苏州中学。他将原有的三所学校合并、整顿、改革、扩大校舍、聘请名师，并实现了一套他的教育理想，创建了一所崭新的国内著名中学。当年7月5日省教育厅聘我父亲任苏州中学校长。他有其独特的办学思想：“教育原与生活，又要改变生活”。他要求：“苏中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的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以表现苏中精神”。在苏州中学创建的三年多时间里，从教育思想、教育宗旨到教学设施、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迅即显示出其优异的成效。父亲的办学特色，大致可概括为12个方面：1.聘请名师；2.鼓励教师编书；3.奖励优良学生；4.请知名人士演讲；5.设教师学科研究会； 6.办校刊；7.设学生学术研究会；8.设选修课；9.用学分制；10 师范生准予考大学；11.设差生补习班；12.举办成绩展览。 正是由于父亲采取了上述12项办学措施，使苏州中学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不料，江苏省教育厅派了一位督学来到苏州中学，指手划脚、盛气凌人，勒令停办校刊，并不准师范生考大学。然而，我父亲认为这两项是办好苏中的重要举措，在这位督学的监督下办学，只能忍气吞声。看来这个苏中校长是不能当了，于是决定辞职，回南京当大学教授去。 　　据母亲回忆，她跟我讲：你父亲办苏州中学的那几年，真是非常辛苦。他不是一般的尽力，而是竭尽全力。他经常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地考虑每项工作，而且总是主动过问、做调查研究。例如：鼓励教师编书，他亲自作序；对于警察厅要检查几位进步师生，他注意保护他们，给以通风报信，并为之开脱；对于办校刊，基本上他每期都写文章；对于差生，他重视办补习班，以帮助他们树立学习信心；他主张为高中设化工班，初中设印刷班；为不升学的学生，可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他重视选拔优秀生，鼓励师范生学习优良者考大学。他邀请不同学科的知名专家到苏中演讲，对于增长师生的知识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父亲为了培养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确实是费尽心思、殚精竭虑。 　　1927年春，母亲身体欠佳，又不放心寄养在上海的三个女儿，就辞去了东南大学的工作，把我和两个姐姐从上海接到苏州居住。因为父亲于6月份就要回故乡组建苏州中学，父母决定在苏州安家了。那时大姐四岁多，二姐两岁多，我还不到一岁。幸有从北京带来的奶妈很能干，不仅照应我们姐妹三人，而且还帮母亲做不少家务，母亲对她也很好。听母亲说过，我家刚回苏州时租住河边的房子，买菜、买柴非常方便，房价又低。可惜，房屋太阴暗，又潮湿，蚊子苍蝇多极了。不久，我家搬到苏州中学的宿舍居住。那里离沧浪亭很近，风景优美。 　　1928年5月，我的弟弟安球在苏州出生，外婆从上海来帮忙照顾母亲和弟弟。我家增添了一个男孩给全家带来许多喜悦。但是，由于弟弟的奶妈不太尽职，致使我弟弟幼时身体较弱，母亲为此很是操心。另一件给母亲操心的事是我二姐开始生病了，表现出严重贫血。后来经博习医院的一位外国医生检查诊断是患了黑热病。这种病南方很少见，是由北方的一种小昆虫白蛉子传染的，潜伏期很长。苏州一般医生都不会治。只有博习医院的那个外国医生同意给予治疗，但必须住院。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把二姐送到博习医院。她每天要到振华女中和苏女师教课，平时下午要赶回家照顾儿子。二姐住院后，她每天下午必须到医院了解治疗情况。对于那个外国医生，母亲是很不放心的。由于她在美国时，大腿跌伤后，被西医误诊，从此她对西医就不太信任。二姐住院不久，病情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还是没治好。母亲了解到那个外国医生把二姐当研究对象，每晚抽一次血，检查黑热病原虫的发展情况 。母亲真是后悔没把二姐送到上海去治疗。1929年二姐去世后，母亲非常伤心；因为养到5岁很不容易，何况她又是我们姐妹三人中最聪明、漂亮的。此后，母亲更不相信西医了。她自己研究中医、中药。我们小时候患感冒、肠胃炎等疾病都是由母亲开中药方治好的。 　　这时母亲在两校兼课，英文批改作业的工作量很重，非常忙。我的奶妈把我带到一岁半，因她家 　　里有事，就回北京去了。母亲只好找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照顾我，并做些家务。大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需要接送。由于家中人多，感到住房太拥挤了。经过父母商量，由我家自己盖一幢房子。父亲打听到在盘门东大街有一块地出售。那里有“冷水盘门”之称，四周很荒凉，但地价便宜，就买下了。父亲办苏州中学工作太忙，不可能来管盖房子的事。于是，母亲挤时间来管这事。从房屋的设计、图纸的绘制，到筹划造房子的钱，以及请造房子的工人等等，全由母亲操办。母亲的好朋友很多，得知她要盖房 　　子，都愿意借钱给她。很久以后，母亲跟我讲起这件事，总是特别感动。她说：做人要做到别人对你如此信任，这是很大的福气。她跟苏女师校长陈淑和振华女中校长王季玉都借过钱，以应急需。但是，当她领到薪水，就立即还钱，从不拖欠。母亲告诉我们： 那几年由于父亲的哥哥弟弟有困难时需要贴补，他还要资助贫困学生，要回报汪耕荫义庄照顾我家孤儿寡母的资助，家中生活费的大部分也都由父亲负责；所以，他的支出较多。这样造房子的钱就由母亲来解决，母亲持家很注意节约。然而，听父亲讲过，母亲非常宽宏大量，每当她得知哪位兄弟家需要资助时，她不会去烦父亲，而是先去着手解决，事后再告诉父亲。因此，父亲能全身心投入创办苏州中学，使之成为国内一流的中学，母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0年8月29日外祖父在上海逝世的不幸消息传来，使母亲特别悲伤。于是，父母带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回上海奔丧，并安慰外婆和姨母。我的外祖父为家乡宝山办了20多所中小学，他是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并将同济大学从德国人手中接管过来。所以，外公在教育界很有名望。上海教育界和宝山地方上为他举办隆重的追悼会，并公葬及树立铜像，以示记念。 　　父母跟我外婆商量等外公的后事妥善安排以后，就接外婆和姨母到苏州居住，以便互相照应。外婆也同意到苏州居住。一方面换换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帮忙照顾我们姐弟三人，让父母能更好地工作。那时，我家盘门东大街的新房子已竣工，不久，父母就把家搬到新房子里；然后到上海接外婆与姨母到苏州和我们同住。新房子取名“懋庄”，很大、很高，既宽敞、干净，又明亮。有个大阳台，在台阶两旁，母亲买了许多花木：桂花、玉兰、梅花、桃树、月季等以及各种草花，请人种下，自己管理。我家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美丽的鲜花。在花园南面还有半亩地，主要是栽各种蔬菜和瓜果：青菜、菠菜、莴苣、豌豆、蚕豆、黄瓜、南瓜、玉米、番茄以及草莓等，这样在不同的季节我们都可以吃到新鲜蔬菜。自从搬入新房子后，我家的生活真是改善了很多很多。尤其使我们开心的是：外婆和姨母来到苏州，给了我们许多照顾。外婆每天为我们炒好吃的菜肴，姨母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姨母是学国画的，我最喜欢看她绘画。 　　由于父亲办苏州中学受到督学的指责与限制，一气之下，忍痛辞去了苏中校长之职，准备回南京任教。当时东南大学已改名为中央大学，罗家伦任校长，他写信告知，中大教育系主任已另聘他人，推荐我父亲去中央政治学校建立教育系。因该校1930年才开始办，正需要聘请各方面的人才。我的父母最不喜欢与政治沾边，但是几经罗家伦的劝说，使父亲感兴趣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办一个教育系。1931年3月他到南京去了解中政校的情况，知道了校长是蒋介石，陈立夫是教务长。那时对他们的印象还不太坏，而且校方对父亲表示很欢迎，于是他就同意去为中政校开办教育系。1931年暑假后，父亲一个人到南京上任了。每年寒暑假回苏。父亲住集体宿舍，吃集体伙食，因饭太硬，不消化，常觉胃部不舒服，后来闹胃痛较频繁。每次回苏，母亲给他调理。1934年初，寒假后，母亲向振华和苏女师请了半年假，带领我和弟弟到南京陪伴父亲，我在苏州实验小学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1934年暑假我们回苏州，父亲身体好些，开学时他一个人去南京了。母亲又回振华和苏女师教书。这时，我插入小学二年级，大姐上六年级，安球上幼稚园。 　　1935年暑期，母亲因多年来过度劳累与操心，感到身体虚弱，食欲很差。经医生检查是怀孕了。母亲只好辞去两校的工作，于暑假后带我和安球跟父亲一起到南京休养一段时间。那时，大姐已小学 　　毕业，考上了振华女中，表姐袁哲怡也来到苏州上中学她俩可以一同上学。生活方面有外婆和姨母照应，母亲就放心了。到南京后，我和弟弟考上了附近的小学，弟弟还没上过学，那些一年级的小男孩，喜欢打架，安球只会讲苏州话，他们取笑他，还捉弄他。当然，安球也不示弱，还手了，但没打到人，反而被一个较大的男孩打破了额头。安球不肯上学了，母亲也不放心，她讲：琳琳也不去上学吧，陪安球在家学，明年考个好学校。于是，母亲自己教我们算术与国文，当然我俩非常高兴。过去，母亲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我 们玩。半年后，到了1936年初回苏州过寒假，母亲觉得很疲乏，不想多动，决定留在苏州待产。 　　1936年4月4日我的小弟弟安中出生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可是，好景不长，我的小弟来到世上仅一百多天，于7月中旬得了急病，就匆匆地去了，医生也不知是什么病。全家人都十分痛心。尤其是母亲，已41高龄分娩真不容易，体力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那时，她身体非常不好，幸有外婆与姨母给予精心照料，使她渐渐恢复体力。8月中旬父亲为了排解母亲的忧伤携全家到杭州游西湖并至莫干山小住。9月初，父亲劝母亲一同到南京换换环境，母亲带我和安球到南京后仍由她自己教我们学习。母亲带我到明德女中附小考四年级，我考得很好，这样就增强了母亲教我们的信心。由于学校离家较远，母亲仍让我在家学。 　　1934年以后，父亲察觉到中政校有点不对劲，对学生管理特别严厉，没有言论自由，有几个很优秀的学生，常有人盯梢。父亲对当局的这种行动十分不满，又不敢跟人讲。所以他希望母亲带两个小孩去南京居住，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而且能够向母亲倾诉心中的烦恼。母亲能理解他的心情，决定到南京陪他。有一次父母带我和安球到玄武湖划船，游玩后，去探望附近居住的罗家伦家。罗伯母跟母亲聊天，我们小孩听不太懂，不过罗伯母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她说：……现在南京最可怕的是有人弄特务组织，一些青年学生说话或写文章反对当局，就会出事，……。回家后父母就讨论这事，他俩是很有正义感的人，认为一定要保护学生。又有一天上午母亲的好友陈衡哲来我家玩，她讲：“宋美龄邀请去吃酒席，但是，我跟她说，袁世庄炒的青菜豆腐比酒席好吃。” 那时，母亲劝父亲离开中政校，但是父亲没有理由辞职，又没有合适的去处。1937年7.7事变，抗日战争开始，父亲于8月中旬到南京，跟学校搬迁至庐山。母亲陪外婆和姨母到上海。在上海租了房子，把我们姐弟三人也接到上海暂住。10月初，母亲又带我们到庐山与父亲团聚。12月初，中政校内迁，父母决定不跟学校走。父亲希望到云南办学，去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 　　 　　三. 抗日战争时期我家的经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疯狂侵略我国神圣领土，并且在我国领空侦察，妄图摧毁中国的重要基地。紧接着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的热潮也激励着我家的行动。父母除了自己捐钱捐物以外，母亲还与苏州教育界的妇女发起募捐，支援前线。在大姐的带动下，我们姐弟三人把压岁钱都捐出去了，也算是一种抗日的行动吧。日本侵略军来势很猛，父亲所在的中政校即将迁往庐山。父亲的书很多，必须交到学校去一起运走，于是他就回南京去了。母亲先送外婆和姨母到上海外婆的妹妹（即我的舅公）家住下。她家在法租界比较安全。然后，母亲回苏州接我们姐弟三人也去上海。当时，我家有一个帮忙做家务的阿宝，21岁，常熟人。她在我家已一年多，母亲问她想回家乡，还是跟我们一同到上海去。因局势已很紧张，她愿意由母亲带她走，她认为和我们在一起有安全感。刚到上海时，我们五人都挤在舅公家。不久舅公家的对面有人家二楼厢房出租，我们就搬过去了。9月初，大姐考上了允中女校的初三（她在苏州振华正好念完初二），我和弟弟因附近没有合适的小学，就仍在家学。我们每天要到舅公家玩，她家有三个可爱的小表妹，我最喜欢同她们做游戏。舅公家虽在法租界，但离南市（非租界）很近。在她家三楼的窗外，可以看到许多难民要拥入租界，可是被铁丝网阻挡着。有些妇女抱着小孩，也有扶着老人的，苦苦哀求守住铁丝网的士兵，放他们进来投奔亲友。此情此景，使我非常难受，更加激起我对日寇的愤恨。 　　 10月初，父亲来信讲，已随中政校迁至庐山，并租到了住房，要母亲带我们也到庐山去。因那时火车站经常遭受日机轰炸，母亲等到了一个下大雨的日子，由一位表舅送我们上火车。火车开到半途停了，原因是前面的铁路桥被炸，车上的人和行李必须全部卸下来，走过临时用的木桥，换上另一列火车。因为下雨，路很难走，母亲搀着安球，大姐牵着我。幸好行李不多，由阿宝扛着、拎着，我们每人也拿一个小包。下雨天敌机不来轰炸，很安全的，我们累了一天，上火车后，挤坐在行李上，就睡着了。早晨，总算到了杭州，母亲安排我们在西湖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带我们去游西湖。母亲说：越是遇到紧张的事，越是需要设法放松。次日，我们乘上浙赣铁路的火车到南昌。在火车上遇到两个美国人，由于安球挺可爱的，他们就给他糖果、饼干吃。母亲用英文答谢，就这样他们和我母亲聊起天来了。他俩是教会学校的教师，非常佩服母亲的胆识与流利的英文口语。他们对南昌很熟悉，火车到南昌时，已是晚上，由这两个美国人带领我们到一家较好的旅馆，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母亲曾回忆这件事，讲她每逢有困难时，总会遇到好人相助。第二天，到达九江，父亲来接我们上庐山。记得父亲租的房子很大，房间多，我和弟弟喜欢在家里玩捉迷藏。房间里有各种家具，厨房内，炊具和餐具全都有，生活较方便。据说这房子是一家法国人的别墅，由于战争，他们回国去了，托人看管，因房屋较旧，房租很低。 　　我们到庐山是10月中旬，有一个很好的学校——葆灵女中及附小从南昌迁来。我们不用入学考试，大姐有初中两年优秀的成绩单，我和弟弟没有成绩单，母亲带我们去学校问了几个问题，就准许上学了。大姐上初三，我上附小五年级，安球去旁听。每天早上由大姐带我和弟弟上学，中午在学校搭伙，下午放学，大姐带我们回家。父亲上班，早出晚归，每天须走不少山路，很辛苦的。母亲在我们上学时，带了阿宝去购买一家六口需要的食物，有时要走很多路，也非常劳累。我插班上五年级，除了英文以外，感觉学习还挺轻松，可是英文跟不上。英文课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美国人教的。上课不用课本，她指着墙上的图画教我们。以前，妈妈没有教过我英文，开始几堂课，我听不太懂。回家告诉妈妈，她每天晚上教我几句。几天后我很快赶上了，不仅发音比较正确，而且还会拼写，女教师大为惊讶。后来，她了解到我的母亲是在美国名校留学五年多的高材生。她对我说：非常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母亲。 那时，父母亲的好友任鸿隽、陈衡哲一家和李四光、许琳一家也到庐山居住。母亲有时星期日带我们姐弟三人到陈衡哲家去玩。他家也是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跟我们年龄相近，六个孩子在一起玩，真是热闹。有时，他们到我家来，任伯伯同我父亲作诗相和，或谈论国家大事，陈娘娘（她喜欢这个称呼）和我母亲交流教育孩子的经验。据母亲说：陈娘娘教育孩子是很严格的，经常要他们写作文或写信。所以，二女儿任以书只比我大一岁，她的文与字比我好多了。有的假日，母亲带我们到许琳阿姨家去玩。记得有一次，许琳阿姨跟安球说：“我家没有儿子，我想要你来做李伯伯和我的儿子，好不好”？安球回答说：“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要看他们同意不同意”。当时许琳和李四光都称赞安球真聪明，回答得非常巧妙。 　　 1938年初，九江遭日机轰炸，一些暂时到庐山避难的学校和政府部门，都在讨论内迁问题。父亲一直想脱离中政校，他和母亲商量后，决定不跟随学校搬迁。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到云南去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为云南边区培养师资。母亲对此非常支持。于是，父亲与在昆明云南大学的朋友熊庆来教授联系后，就先把书籍邮寄到熊教授处。然后，父母带领我们离开了庐山。从九江途经南昌、萍乡、株州，到达长沙。那几天长沙遭日机轰炸得很厉害。父亲小时候的同学侯家源是建造湘桂铁路的负责人之一，他家住在湘潭，邀请我们到他家暂住，等候运输修路材料的有蓬卡车。我们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总算等到了这种免费的卡车。一路上，卡车颠簸得非常厉害，父亲和安球坐在司机舱内受罪较轻。母亲陪大姐、阿宝和 我坐在卡车后面的行李上，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灰砂很大，我们几个人又脏又累，都成了大花脸，母亲晕车了，真是很受罪的。幸亏我们带了很多橘子，吃了可以舒服一些。到达桂林后，我家准备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昆明去。父母亲的朋友李四光夫妇一家和黄炎培先生也先后来到桂林。我们与李四光一家去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如七星岩等。父亲同黄炎培先生在一起作诗，诗中抒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颂扬。为了办出境手续，我们在桂林住了八天，就动身出发了。经过南宁，出镇南关（现称友谊关）到越南河内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昆明。 　　1938年春，我家初到昆明时，物价很低。一元法币可以买到很多鸡蛋，几角钱就能买得一大包松子。大姐到昆华女中初三下学期插班，我和弟弟仍在家由妈妈教我们学习。妈妈要我多用点功，直接考初中一年级。父亲把家安置好以后，就立即去滇西各地考察，到了大理、楚雄、丽江、腾冲等地进行调研，最后选定在离昆明较近、交通比较方便、民风淳朴、风景优美的大理，创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那时中政校已迁至重庆，校方要父亲到重庆去，继续当教授及教育系主任。父亲不愿到重庆当教授，他决心要在云南办边疆学校。由于办学经费尚未着落，父亲去重庆教育部申请拨经费办学，但教育部对办边疆学校不支持，未批准办学经费。他曾到云南教育厅谈有关经费问题，也没解决。父亲只好回到中政校申请到有限的经费， 但校方的条件是要他以中政校教育系主任的名义去大理办分校。所以，开始两年多，学校名称是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父亲为了实现办边疆学校的理想，还是没能脱离中政校，这是他最大的苦衷。 　　1938年夏，父亲带了从重庆跟随他来的一位事务员，名杨延龄，20多岁，办事热情能干，父亲很信任他；还由友人介绍了一位有经验的木工，他们三人先到大理筹备建校之事。当地政府还算支持，推荐了较好的建筑工人。从改造破庙的设计、修建教室、制作师生上课和办公用的桌椅板凳等所需材料，每件事父亲都亲自参与。接着，他召到过去的学生和逃难到昆明的爱国青年共十余人，任各科教学与教务。父亲办这所学校与办苏州中学一样也是废寝忘食，竭尽全力，然而，比办苏州中学艰难得多，主要是从无到有，过去没有基础， 办学经费又非常拮据。 当时该校的教务主任章育才先生，在1990-1993年给我的信中曾提到：“抗战时期在大理办学非常艰苦，一言难尽。——由于全校教职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决办好这所学校。大家的爱国热情很高，在教学中宣传抗日，培养各民族学生团结精神与爱国思想。——所以，在汪先生的领导下，能够齐心协力把学校办得很成功。1941年教育部派专员来校视察，认为这所学校办得很好。经研究，教育部同意接管，改名国立大理师范学校，并聘请汪懋祖为第一任校长。” 　　1938年暑假前，大姐初中毕业。母亲要她帮我补习小学六年级的常识与自然，大姐为我借了一本初中入学考试的学习资料。要我自己读，不懂的内容就问她。大姐对我挺严格，她要检查我的学习效果，就出题考我。当然，我不敢偷懒，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考上了昆华女中初一。妈妈和大姐特别为我高兴，我也非常开心，感谢母亲平时对我的督促指导和大姐给我补课。可是，只上了一个多月课，敌机经常来骚扰，必须躲警报。学校为了我们这些女孩子的安全，决定暂停上课。母亲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她打听到离昆明不远的安宁环境很好。有一个很大的旅馆，可以租房间长住。她就带我们姐弟三人和阿宝到安宁住了几个月。 　　1939年春，父亲在大理办的学校已初具规模，并且租好了住房，要母亲带我们也到大理去。到达大理后，妈妈就安排我们上学的事，给我联系到大理女师附中初一旁听，大姐去旁听高班的数学课，安球到父亲办的学校旁听。大姐经过一年的努力，没有上过高中，居然考上了从武昌迁到喜洲（离大理40里路）的华中大学，我真佩服大姐。这年暑假后，大姐到喜洲上大学，我念初二，成了正式生。母亲为了支持父亲办学，家庭生活非常节俭。记得，我们经常吃青菜煮面条，或面疙瘩，由于母亲做的味道好，我们吃得很开心。那时，很少吃荤菜；不过鸡蛋还是能吃到的，所以营养还不错。父亲工作非常繁忙，学校在城外，每天往返步行，风雨无阻。他很少有时间和我们三个孩子谈话，有时星期日父亲带我们到空旷的地方去学骑马或放风筝，跟我们一起奔跑、欢笑。这时，他可以减轻一些工作的劳累与思想上的压力。 　　1940年春，母亲得知外祖母在上海患病的消息，非常着急。这时母亲发现我的脖子有点变粗。找医生检查，诊断是患大脖子症的初期，他建议母亲带我回沪治疗。安球患慢性肾炎也需要医治。此外，阿宝在我家已四年多，很想家，应该让她回家了。由于这些原因，母亲与父亲商量后，决定于5月中旬带我、安球和阿宝回上海去。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给外婆治病、买药。外婆见到了母亲，一高兴，病好多了。第二件事是安排阿宝回家，给了她足够的路费，还送给她不少东西，让阿宝高高兴兴地返乡。第三件事是带我和弟弟去医院治病。并为我联系考入启明女校住读。母亲告诉我，这是她的母校，封闭式教学，不受日伪的干扰，很安全的。母亲在附近大同大学附中教书，弟弟就上该校的初一。母亲教高中世界历史，她讲历史故事时，宣传爱国思想，受到大多数学生的欢迎与尊敬，但引起了敌伪某些人的注意。1943年初，春节前，有一天，一位友人急急忙忙找到我的姨母，要她秘密送信给我母亲，告知：敌伪政府正在派人打听袁世庄的住址，要抓她。母亲决定两天内离沪，安排我在启明住校，假日回外婆家，由姨母照顾。她带了安球和我的堂哥汪沛以母子三人回宜兴乡下过年为名，途经无锡、宜兴、张渚、屯溪，以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闯过了日军、伪军、土匪几道关卡。经过几个月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平安到达昆明，与父亲团聚。后来，母亲回忆那段旅途经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第二次逃难比第一次逃难艰苦得多，幸亏把你留在上海。 　　1942年底。父亲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住集体宿舍。由于饮食不调匀，经常发胃病，身体很弱。母亲到昆明后，联大给了一间家属宿舍住。经母亲精心调理，使父亲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母亲到昆华女师教英文，白天忙教学，晚上批改作业，夜里要按时给父亲吃药，非常辛苦。1944年夏，大姐从华中大学毕业，也到昆明教书，弟弟在西南联大附中住读。这年，教育部聘请父亲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仍兼西南联大教授。工作太累，胃溃疡又复发了，幸住院治疗，使病情减轻。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大家欣喜无比，都盼望能早日返乡。 　　 　　四．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初我家发生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大家欣喜万分，进行回乡的准备。母亲回忆：“为了贴补回乡路费，她和大姐跟西南联大的教职工家属一起，到昆明西门口摆摊卖衣物。父亲身体不好，不能乘长途汽车颠簸，必须等待乘飞机到重庆去。那时，大姐在昆明已与杨纪珂订婚，他们决定乘汽车先到重庆。弟弟已在东方语专上学，可跟学校搬迁”。大姐的文章“回乡”中记述了他们从昆明到重庆乘汽车、木船的经历，共走了25天。路途遇到的艰险，真是惊心动魄。父母亲从昆明乘飞机到重庆后，在磁器口表姨蒋文樱家住了半年，等待军改民的飞机回南京。在重庆遇到的亲朋好友很多，大家都在讨论回乡的计划。堂姨袁雪在歌乐山中央护士学校任教务主任，她能请到好医生给我父亲治病。有些亲友来探望我的父母，母亲说：那段时间，她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当时，父亲过去的学生来看望他，据说有人建议请汪懋祖出来任教育部长。还有以前北师大的学生要求汪先生回去当北师大校长。母亲认为，以父亲多病之身，不适宜再当领导。等身体好些，能平平安安地做一个普通教授就是万幸了。 　　 1946年春，好不容易弄到了飞机票，大姐陪伴父母回南京，再乘火车回到故乡苏州。母亲将父亲安排好在苏州休养，并介绍大姐到苏女师教书。为了筹措大姐赴美的费用与父亲的医药费，母亲由纪珂哥陪伴到南京办理了一件大事。这个故事得从头讲起：1926年秋，父亲到东南大学任教时，同事徐养秋先生告知，城北高楼门一带地价很低，他准备买一块地，父亲很愿意同他合买。不久，徐家造了房子，我家的地荒在那儿。一直到1934年，父亲在中政校办教育系，母亲带我和弟弟到南京陪他。租房子住不方便，就想起了那块地。母亲的好友姚明恕阿姨主动要借钱给她造房用。于是，父母自己设计，造了一幢二层楼房，一部分出租还债。1946年父母回南京时，看见房屋有人居住，可不必大修。母亲考虑到需要有一大笔钱，才能应付目前几项大的开支。她想了一个办法：把房屋出租三年。经友人介绍，国立编译馆要租房子做宿舍，看了我家的房子，较为满意，同意租用三年。就这样，解决了我家经济上燃眉之急。由于在原有房屋的前面还有不小的空地，纪珂哥建议：可再造一幢房子。母亲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由纪珂哥设计、购买材料、管理施工，节省了不少费用。新房子造得很漂亮，租给一个银行做职工宿舍，也租用三年。母亲曾对我讲：为造这幢新房子，纪珂哥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他跟大姐结婚后，这房子就给他们（1958年私房改造时，因该房属于出租房，全部归公了）。 　　1946年初夏，母亲了解到金女大已迁回南京，8月份招生考试。那时，我在北京辅仁大学念大一，收到母亲的信，要我放了暑假赶快回苏州。她还请我舅舅（他是开滦煤矿矿师，家在天津）尽快找便人把我带回上海。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1月，我的外祖母病重，舅舅从天津赶到上海探视，得知我念启明高三下学期的费用很困难。他决定带我到天津，由舅妈照顾。我在天津念完高三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等到学校放暑假，7月中旬的一天，舅舅送我到秦皇岛，乘开滦煤矿的轮船到达上海。正巧母亲、大姐都在上海，我和她们离别多年，在舅公家欢聚，实在太高兴了。可惜，我和大姐在上海只相聚了三天，她就要离沪赴美留学，我们送大姐乘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没想到，从此一别，大姐和我又分离了九年之久。次日，母亲带我回到久别的故乡苏州。我与父亲离别了六年多，真是悲喜交集，看到他衰老的病容，心里很难过。母亲叮嘱我抓紧复习英文，准备8月份去报考金女大。但是，父亲的胃病很严重，母亲又有心脏病，我想进东吴大学，可随时回家照应父母。由于母亲非常佩服金女大的吴贻芳校长，而且该校的校风与学风都好，所以她坚决要我进金女大。8月份母亲陪我到金女大参加入学考试，9月份送我到金女大上学，我顺从了母亲的这一番苦心。这一年的暑假内，弟弟考上了浙江大学地理系，这是他最喜欢的专业。三个孩子都有了较好的安排，父母亲甚感欣慰。 　　我家于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懋庄”，房屋内的劫后余物所剩无几。幸亏在抗战期间八叔婶一家搬到东大街居住了一个时期，虽经战乱，房子的损坏程度不太严重。由于父母从内地回乡，只带了很简单的行李，必须购买一些家具及生活用品。暑假后，我和弟弟上大学，也需要一笔较大的支出。家里的经济状况，虽然有房租贴补，仍感拮据。母亲曾跟我计算了一下：第一次拿到的三年房租，为解决大姐赴美、父亲治病、修理南京房屋、造新房子以及购置生活必需的物品等几项较大的开支，不仅用光，而且还欠了债。第二次的三年租金，用于我和弟弟上大学的费用（我上金女大学费较高）、修理“懋庄”的房屋、父亲的医药费，以及还清债务等，不到两年，全部用完。那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家中的日常生活还是靠父母亲的薪水，母亲仍是省吃俭用，十分节约。父亲经常发胃病，稍有不慎，胃部剧痛难忍，这给于母亲很大的精神压力。母亲仍在振华女中工作，父亲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任教，讲授教育学、教育史等课程。父亲发胃病时，只好由母亲去代课。所以，母亲一直是非常辛苦。幸好姨母袁世芳来到苏州，也到振华女中教书，减轻了母亲不少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 　　1947年暑假前，我去金女大教务处了解到，金女大不承认我在辅仁大学的学分。由于我入学时母亲给我安排在外文系，而我在辅仁念的是教育系，所选课程不同，因此不能算我的学分。这使我挺难受，我在辅仁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每次见父亲病痛时，请医生出诊，打针、开药方、买药，都很麻烦。我想，如果家中有个医生方便多了。既然金女大不承认我在辅仁的学分，我决定向教务处申请转医预（金女大为北京协和医大办三年制预科），学校同意了，我很高兴。暑假回家，告诉了母亲，起先她不赞成。她担心我念了两年文科，把数理化荒废了，转医预课程很重，跟不上。父亲则很赞同我学医，他说：学医可治病救人，比学文科更有用。何况琳琳的高中成绩好，在启明学得很扎实，一定能学好的。父亲的鼓励，使我更有信心。我向母亲保证：在大二的一年内把理科的基础课补完。 　　1948年暑假，母亲告诉我，大姐在威尔斯莱学习成绩好，给我申请到该校的奖学金，由金女大转学，可承认学分。她还说，能借到钱，让我去。但是，父亲发胃病越来越频繁，母亲累得非常憔悴。我心里很着急，假期中在家尽量多做些事，可给母亲多点休息时间。我知道，这个时候母亲多么需要我经常回家帮她照顾父亲。我感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只好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暑假后，我念医预的专业基础课，比大二的基础课轻松些。这样，我就每月回家一次，略可减轻一些母亲的劳累。这年12月下旬，父亲胃溃疡大出血，送到博习医院救治。我回到苏州，与母亲在医院日夜护理病危的父亲，弟弟也从浙江大学赶来。但是，父亲终于医治无效，于1949年1月9日与我们永别了。母亲因过度悲痛和劳累，心脏病发得很厉害。幸有姨母陪我照顾、安慰母亲，并帮我交学费，使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母亲担心我缺课太多，催促我赶快回校上课。为了让母亲安心，等她身体好些，我就回校了。由于我一个多月在家陪伴母亲，照顾病重的父亲，不仅营养不良，而且连日劳累，我很瘦，脸色苍白。回到学校，遇见吴校长，她得知我父亲去世了，很关心我家的经济状况。她要我写信安慰母亲，并给我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份工作，还让我给三个附中学生补习英文，使我能生活自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解放后，百废俱兴。我转到生物系，1950年夏，我和弟弟大学毕业，由第一届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弟弟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大姐来信告知，她与姐夫杨纪珂积极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母亲得到了很大的宽慰，她鼓励我们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努力工作。我们姐弟三人都能遵守父训：爱国、敬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同时，遵照母亲的教导：诚恳、谦虚、诚实、守信，做一个正直的人，尽力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浏览：134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6/22 10:0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