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从华中大学毕业后，就到昆明，因为父母和弟弟都在昆明。父亲于1942年离开大理师笵学校后就到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母亲带弟弟离开上海，经过敌战区艰险的旅途于1943年到达昆明，因为路上很危险，母亲把妹妹留在上海了。到了昆明，家人团聚，非常高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必需找一个工作，那时候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有种说法叫“毕业即失业”。我想到研究所工作，我父亲的同事联大的一位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清华植物研究所的汤培松教授，让我去试试。植物研究所在郊外，离昆明市区挺远的，走了很多路才到那里。见到汤教授，他看了介绍信说：“我也很想添一个助手，你的条件也很好，但是我没有经费，请不起人，实在很抱歉。”我很失望，不过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那里有好几位年轻助教和我挺谈得来的，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很高兴，他们也觉得我不能去很惋惜。后来又碰了两次钉子，正好母亲应邀到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教书，她原来教书的昆华女子师范学校的位子就空出来了，校长就请我到该校教课。同时昆虫研究所的友人也来告诉我可以到那里去工作，但是他说那位当所长的教授非常厉害，在所里好像天天“放警报”，因此没有人愿意去。他劝我还不如到昆女师教书会快活些，我就去教书了。 　　昆华女师在九华山边上的华山东路，为双塔寺原址。初为人师，不免紧张，各方面都要谨慎一些，不能像做学生那样随便。我教的是初中英语和化学。初中女孩子很听话，也好教。我还当班主任，组织演讲比赛、英语比赛，我们班都得第一名。那时我家住在西南联大的家属宿舍，在二楼，房子很旧，窗子是用纸糊的。一间房，用芦苇、泥灰外面涂点石灰做成隔墙，隔成两间。里间为睡房，外间作为吃饭、办公、会客、看书之用。弟弟在联大附中读书，我和弟弟各住自己学校，只有父母两人在家住，不过我们经常回家。 　　昆明为大后方，外地来逃难的人特别多，异常繁华、热闹，真是商贾云集。最热闹处为正义路和金马碧鸡牌楼。北方迁来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连同原有的云南大学，还有其它学术机构。因此也是有名的学者云集之地。父母亲有许多久不相见的朋友，都在昆明见面。简陋的小屋里经常高朋满座。常来往的有联大训育主任查勉仲、教育系教授陈友松等。有一次李公璞的丈人张小娄先生来看父亲，他白胡子很长，飘然若仙，给我的印象很深。 　　通货膨胀，月初拿的工资到月底就不值钱了，学校干脆发米票代工资。我家三个人工作，每月可拿到三张米票。最先必需把米票换成米，留一部分米吃，其余的米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卖到钱才能过日子。生活困难，联大的教授夫人们都想些办法，贴补生活。有人在正义路开了一家店，卖工艺品给美国军人。那时作为盟国，有一些美国兵驻在昆明。教授夫人们就绣花拿到工艺店去卖给美国军人。她们日夜绣花真是很辛苦。我看见吴有训夫人、费孝通夫人等都在绣花。也有的夫人们做蛋糕、点心，开一家小店在街上卖。因为美军飞虎队帮我们防空，敌机不敢来轰炸了，起码比较安全。 　　西南联大借用原昆明师范学院校舍，另在后面空地上盖了许多平房，作为教室、实验室等，都非常简陋。陈祯教授就住在我们楼下，跟他联系后，业余我去听他的课并做实验，以求提高自己。 　　 　　 　　 　　 　　 　　 　　我家虽然三个人工作，经济仍感拮据。昆女师隔壁有一所私立的中学，名叫求实中学。一天同事告诉我，求实中学正缺一位生物老师，你何不去任教，虽然这个学校很乱，但待遇不错。经他介绍我就去教了。教的是高中一年级的生物学。高一的学生有的看起来比我还大，班上纪律十分差。我说话他们根本不听，闹哄哄，乱七八糟的。说话的、递条子的、甚至在后面玩游戏。我不管他们就讲了一堂课。第二次去我提问，我问前排年小的学生：“动物和植物有什么区别？”几个小孩手举得很高，我叫一个孩子回答。他说：“动物会走路，植物不会走路呗！”也不能说他错，我讲了半天诸如光合作用之类都是白讲，真令人啼笑皆非！那些大的学生还嘻皮笑脸的学我说话，气得我要命。我不想教了，就去跟校长辞职。校长是一个抽鸦片的老头，他对我说：“你价（您的意思）教教嘛！你价教教嘛！”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有一个国民党的王将军托查勉仲物色一位教英语的家庭教师。查勉仲来找我母亲，父亲叫我去。王将军乘吉普车亲自来接我。他家在一个旧式庭院里，走过几道门，到一小院，有假山竹子颇幽雅。我以为是教小孩，也没见小孩。他走进房间，有一个年轻女子在里面，打扮得很时髦。王将军对她说：“我给你请的英语教师来了，你来见见吧！”那女子娇声娇气地说：“谁要学英语，我不是跟你说我要学京戏吗？”我听了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个女子不正派（实际上是王的小老婆），想早些脱身。王将军出来再三说对不起，叫他的副官送我回家。我总算也见识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私生活的一个侧面。 　　父亲应教育部之聘，任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仍兼任联大教授。东方语专在呈贡，要坐汽车去。那里有一幢别墅，房子比较好，作为教职员的宿舍。父母有一间房，我常于周末去住。学校靠近滇池，环境优美。那个学校教职员之间矛盾很大，财务混乱。父亲处理那些事情很头痛（幸亏纪珂帮了许多忙，把账目理清楚）。他来往于昆明与呈贡之间太累了，胃溃疡病发作，很严重。后来还是我在华中大学的一位老师请教会帮忙，送进医院治好了。父亲身体虚弱，消化不良，但是买不到牛奶。后来找到金马碧鸡牌坊后面一条街上，有美军剩余物品出售，其中有大罐的奶粉、奶油、果酱还有肉罐头等。我们很高兴地买了很多回来。 　　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欣喜若狂。大家都跑到街上去庆祝，挥舞着旗，敲锣打鼓，又跳又叫的。父母都由衷地欣喜，父亲写给我们看杜甫的诗：“劍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縦酒，青春作伴好回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正好体现了我们当时的心情。 　　父亲到重庆开会，以前在苏州熟识的一位姚姐姐来看他，问起我是否有男朋友。父亲说还没有。她说她丈夫的弟弟非常优秀，经常考第一名的，今年大学毕业了。她想给我介绍做朋友，父亲同意了。因为在昆明虽然有一些男生找我，但没有合适的。而且昆明风气不好， 　　有的男孩追女孩不择手段，女孩不愿意，他就缠着不放，特别烦人。姚姐姐的外弟名叫杨纪珂，他给我写信，后来我门就通信了。有一天我家请客，我正在做菜，一个年轻人走上楼梯。我见过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杨纪珂，见面有点不好意思。我忙于做菜，又来了许多客人，那天没跟他多说话，好像就打了一个招呼。他帮父亲招待客人，我看他谈吐不错，对他印象很好。他做了一首诗给父亲看，父亲很赞赏。安排他住在联大师院宿舍，和沈从文同房间。此后我们常在一起，有时一起出去玩。我们于1945年中秋节在昆明订婚。 　　 　　 　　 　　 　　 　　 　　 　　 　　纪珂住的宿舍漏雨，下雨时需用脸盆接着雨水，还要把床搬来搬去以免淋湿。有一天国民党军队在昆明抓龙云，国民党第五军和云南军队在五华山打起来，枪炮声震天响，有一颗迫击炮弹掉在师院前院，幸亏没爆炸。纪珂在宿舍里不能出来，和沈从文一起饿了一天，沈从文拿出一罐罐头牛奶大家分着吃。第二天，纪珂出门走过街道，沿路都有大兵两旁站岗，不准老百姓通过。纪珂挨近一个兵，等他的眼睛从东转向西的一霎那，就从他的背后快步越过去，就这样经过了一个个岗哨，才到了我家。 　　抗战胜利了，我们就想着回乡。弟弟那时已到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上学，他可以跟学校复员回南京。于是决定我跟纪珂一起乘车先到重庆，父母亲乘飞机到重庆，再从重庆顺长江回乡。我有一个堂舅袁剑，他也要到重庆去，我们就结伴同行。他找到黄鱼车。所谓黄鱼车，就是运货的卡车在前面司机舱里搭乘客人，司机私自赚点钱。那乘客就叫黄鱼。我们就乘这样的黄鱼车离开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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