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我们从美国回来，先到苏州看母亲，月底到北京，在招待所住了几个月，等待分配工作。正好是过新年和春节的时节，我们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欢迎和接待。宴会、参观、观看各种演出、应接不暇。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归国留学生，宴席后还和留学生们跳舞，大家挤上去争着和周总理跳舞，我们不会跳舞，只好在旁边观看。当时的统战部长陈云和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设茶话会招待我们。参观、游览了许多地方，我们感到一切都很新奇，看到新中国建设日新月异，我们能回国参加建设，感到很兴奋。 　　随后有不少单位来联系，希望我们能去工作。请我去的有北京大学生物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北大生物系的书记来过好几次请我去.。我很喜欢北京大学，校园优美，生物系有好几位前辈老教授学问渊博，他们也欢迎我去。但我的亲友告诉我，北大的领导很左，如搞起运动来你们吃不消，思想改造时，老教授们被整得够呛。医学科学院特别缺人，他们恳切地希望我去，我看那里条件不错。因为纪珂已决定去中国科学院，两人在一起安家较方便，亲友们也都劝我们到科学院，他们说那里的领导掌握政策好，保护科学家，现在虽初创，但是经费充足，设备不会差。我和纪珂商量后，向领导表示我们都愿意去中国科学院。看到这么多地方争取我们去工作，我很受感动，我的学识并不算太好，在美国要找一个满意的工作也不那么容易。新中国真是需要人才啊！经过多次参观、联系、商谈，我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到实验生物研究所、纪珂到化工冶金研究所。地址在北京西郊中关村。 　　我们于1956年3月分别到两个研究所上班，把家安置在中关村职工宿舍。那时中关村科学院只有几幢实验楼，宿舍楼只有三栋。实验生物所和化冶所都暂借化学楼五楼，因而我和纪珂在同一个楼上班。我家搬到中关村三号宿舍楼住，给我们两小套共四间房。我把母亲和姨母从苏州老家接来同住，以享天伦之乐。从家到实验室上班非常近，走几分钟就到了。 　　中关村正在大兴土木，兴建许多楼房，事前必须平整土地。母亲说看见窗外不远处工人在挖坟，把挖出来的骷髅放在一只只小木盒里等死者的亲属来领。她很害怕，晚上睡不着觉。据考证，中关村在清朝时为太监的坆地，原为荒郊。我们去时，周围建筑物还不多，只有西边的北京大学和北边的清华大学，过马路有几家小店，其余都是大片的农田。 　　回国时周美6 岁、周亚5岁，都还不大会讲中国话。那时她们进了中关村科学院新办的幼儿园，在宿舍楼后面几间平房里。她们学会讲：“老师早！”“老师，我要添饭”等简单的话。老师对她们很好，她们不爱吃豆腐，还特地给她们做炒鸡蛋。她们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得很高兴。后来周美要上小学了，附近只有一所保福寺小学，那个学校原是乡村小学，房子很破旧, 桌椅板凳也不够，要学生从家里带去。我们就发起到学生家长那里募捐一些钱置办些新桌椅，科学院很多家长都同意，乐意捐款。但后来科学院某个所的领导知道了，就出来干涉。他跟我们说：“你们的好意可嘉，但我们不赞成这样做。”因此这事只好作罢。过了些时科学院建了一所中关村小学，师资和设备都还不错。这才解决了科研人员子女的上学问题。 　　在国外时听说解放后国内治安很好，路不拾遗。果真名不虚传，我在中关村一把伞丢了好几次，都又回来了。那把伞是从美国带回来的，式样比较特殊。一次我把伞丢在图书馆里了，第二天同事把伞拿给我说：“汪先生，这把伞是你的吧！”又一次我把伞丢在医院里了，过两天又有人拿给我说：“汪先生，这把伞是你的吧！”另一次丢在班车上了，也有人送回来了，使我很感动。 　　我在国外主修遗传学，回国后听妹妹说西方的遗传学受批判，我也做过细胞学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因此只说是学细胞学和生物化学的，所以分配在实验生物所工作。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1956年夏召开了遗传学讨论会。西方正统的遗传学开始受到重视，当时叫摩根派遗传学，此外苏联提倡的叫米丘林派遗传学。我跟同事施履吉先生讲了情况，他说你应当去做遗传学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就调到动物研究所跟陈桢先生一起研究金鱼的遗传。 　　1956年8月周容在海淀医院出生。有母亲和姨母照顾我做月子，很舒服。我们还请了个保姆做些家务事。那时在中关村工作和生活都很安定。母亲在北京有许多亲戚、朋友，常来往，家里很热闹。孩子们健康成长，周容特别好玩。周美、周亚尤其喜欢这个小弟弟。周末我们经常带孩子们到颐和园等处去玩。后来因为要照顾妹妹安琳生孩子，母亲和姨母回南方去了，我们也从三号楼搬到了12号楼。12号楼靠近马路，我们住在四层楼，望出去外面都是水稻田，颐和园的佛香阁和远处的西山以及山后的宝塔都看得很清楚，风景非常好。傍晚时分，下班回家，看到晚霞照着西山和颐和园真是美极了。 　　中关村日益繁荣，房子越盖越多。化工冶金所的新楼，是纪珂设计的大样，因为纪珂在美国曾当过结构工程师。除了各研究所纷纷建起实验楼外，宿舍楼也盖了很多。马路两旁的商店也多起来了。又建了一个中关村医院，看病也方便了。 　　周美、周亚不适应国内的环境，经常生病，周美犯哮喘病，老是治不好，看她喘得很厉害，我们心里很难受，周亚扁桃腺常发炎，不免使我们感到烦恼。1957年反右斗争。因在此之前大鸣大放时纪珂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文章，对科研体制提出意见，此时被视为毒草批判。周恩来总理说1955年以后回国的同志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他们是爱国而回来的，如果他们说了错话，应不于计较,，因此纪珂才没有被划为右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才有人透露给我们：纪珂当时被划为“内定右派”，令人毛骨耸然。我曾参加过几次反右斗争大会，真是惊心动魄，非常野蛮。所谓批判全都是强词夺理，毫无说服力。在动物所也开过几次较小型的批判会。那个被划为右派的人低头站在那里，其他的人都必需发言批判他的所谓右派言论，如果不发言就是立场不稳。很多时侯人们心里明白那人讲的没有错，但也必须找出种种理由狠狠地批判他。也有一些积极分子，其势汹汹地大声斥责这个可怜的“右派分子”。 　　虽然不习惯这种环境，很烦恼，但我的科研工作还比较顺利，发表了两篇文章。我做北京及附近地区的果蝇调查，到处去捉果蝇，还挺有兴趣的。买了一辆两个轮的小自行车给周美，她非常高兴，因为在美国五岁时她就已会骑车了。周亚喜欢唱歌跳舞，常到少年宫去参加活动。周容学说话、学走路很可爱。母亲走后，请了一个叫陈翠云的阿姨来带周容，她很负责，孩子照顾得很好，不用我太操心。每天下班回家跟孩子们玩,很愉快。化冶所的食堂为科学家办小灶，伙食很不错，我们不用自己做饭。 　　我知道纪珂不太愉快，因为冶金工业部不支持他想做的氧气炼钢研究，而西方国家早已用上这种先进的炼钢技术。我们到上海出差，他去开冶金的会议，会后各钢铁厂的厂长都围着他，对他提出的氧气炼钢非常感兴趣，可是冶金工业部那位外行的刘斌部长却反对，坚持采用落后的侧吹转炉炼钢技术。沈阳金属所的所长李熏劝他第二天不要去开会了，免得生气，他就带我们到杭州去玩了。回国后还是第一次到杭州，解放后杭州经过整修，比以前更美了。 　　纪珂还是很努力工作，写了一些有关高炉炼铁的理论论文，设计了炼钢炉的炉型和氧气炼钢的喷嘴。直到70年代我国才用上了氧气炼钢技术，他的一个在首钢工作的同学告诉他，第一台氧气炼钢的喷嘴还是他设计的，我国氧气炼钢整整推迟了十年！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我在动物所，晚上也去搞土法炼钢，炼不出来。同事们说：“你的爱人在化冶所，一定知道土法炼钢的方法，快回去问他。”我回家问纪珂，他在床上睡大觉，说：“你们都炼钢，我们没有饭吃了！”每天看到人民日报红字大标题，某地亩产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真是全国都发疯了，不知谁骗谁。谁也不相信，但皇帝的新衣，没人敢讲。但毕竟还是有敢讲的人，不久就开展了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判，我所对三个人进行批判，开会整整开了三天三夜。我还真佩服那三位同志，他们敢讲真话。后来知道这次是针对彭德怀，他讲了真话被软禁起来了。 　　1959年遗传所成立，动物所的遗传组合并到遗传所，正统遗传学（那时叫摩根学派）的人成立一个室，我为室负责人。苏联科学院派两位专家来和我们合作研究辐射遗传学，我被派去和他们合作。我们以猕猴作为研究材料。在云南昆明郊外山上花红洞建一实验站，饲养了很多猴子，并且建了一个钴源，以便照射猴子。 　　我和苏联专家阿辛念尔娃、伯契洛夫于1960年到昆明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会讲英语，我们可用英语交谈。他们讲了苏联遗传学家受李森科迫害的情况，真是悲惨。李森科的伪科学影响了苏联以及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几十年，可谓科学史上的耻辱，也是独裁政治的恶果。他们也讲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阿辛念尔娃一家人都被打死了，只剩她和她的一个侄子。伯契洛夫同班同学共11人，战后活下来的只有两人。1960年正当我国受灾害，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不过还是尽力招待苏联专家，吃得还好。我们住在翠湖宾馆，每天开车上山工作。在昆明呆了三个月，合作很愉快，我和阿辛念尔娃还一起发表了论文。 　　三年灾害，饿死了很多人。因为粮食短缺，营养不足，科学院很多人都犯浮肿病。科学院每月发给每人两斤黄豆，发给科学家每人每月两罐罐头肉。我家当时有一个保姆叫刘玉娣，她跟楼下几家的保姆一起有办法到黑市买到鸡蛋，每个六毛钱。刘玉娣和周美、周亚在阳台上养了鸡和兔子，每天割草喂它们，还在楼下一小块空地上种了玉米。养金鱼的老金帮我到黑市买到面包。纪珂那时写的诗里有“书斋种菜向阳绿，厨室栖鸡练骨轻“之句，盖写实也。那时候科学院为了特殊供应高价餐给科学家，办了所“福利楼”餐厅。有鱼、肉供应，但价格昂贵。为了全家人的健康，我们还经常去那里吃，把我们从美国带回来的钱都用光了，这样我们家人才免于浮肿。 　　我看到国内很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据没用数理统计方法处理，例如文章说亩产540斤比原来亩产510斤高出百分之多少。我想也许没有统计学意义。有的研究工作做了不少，最后在文章里列出一大堆数据，不加处理，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我跟纪珂讨论此事，他也觉得很遗憾。我跟研究所的同志讲了。他们说看见国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据都经过处理，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处理。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过生物统计，纪珂也一起学。他们拿来很多数据，请我帮忙。因为纪珂数学比我好，也会数理统计，我就拿回家请纪珂帮他们算。他很热心帮忙，后来名气传出去，生物学口几个所凡是有数据需要处理的都来请他帮忙。后来各个所又请他去讲课，他也用心服务，越讲越好。北京市科协的生理学会和医学会都请他去讲，办了许多次讲座。北京市主治医师以上的医生都去听他的课。他把我们在美国学的那本教科书斯奈迪格翻译出来，另外还写了一本应用数理统计的书，十分畅销，他就成了有名的统计专家了。那时他在化冶所工作得不到重视，因此有时间干别的事。为什么当时国内没有人搞数理统计呢？因为李森科打倒遗传学的同时也把统计学打倒了。中国学苏联，没有人敢学，后来发现在研究工作中非常需要，幸而找到了纪珂，都来请他补课。 　　1961年因刘少奇提倡搞包产到户，粮食有所增加，国内形势好转。夏天科学院请我们到青岛休假，可惜不能带孩子去。海边风景优美，遇到很多老朋友，天天游泳，吃得也好，很高兴。科学院还组织科学家到广东休养，化冶所请纪珂去了。他在广东还写了一些诗。1962年纪珂调到生物物理所工作。他以果蝇和蝴蝶为材料，进行生物数学和数量遗传方面的研究。我从和苏联专家合作后，就做辐射遗传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些成绩，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开学术会议时，获得好评。那几年暑假我们常到青岛或大连休假。母亲和姨母住在苏州，我也常回去探望她们。 　　周容要上幼儿园了，没有名额不能上。我出差了，保姆也走了，纪珂只好在家带周容，不能上班，所里急了才把周容送进幼儿园。后来请了刘玉娣，她送周容上幼儿园。路上见到大树，周容问：“这树几岁了？”刘玉娣哄他说：“一百岁了”周容说：“那为什么不长得碰天啊！”那时周容三岁，我出差回来，我们一家到颐和园去玩，纪珂告诉我，周容可以分辨出松树和柏树了。我试他一下，果真说得一点都不错。我惊喜地抱起他说：“小宝贝，真聪明。”周美、周亚在中关村小学学习成绩都很好，都当少先队员了，周亚还当了中队长。 　　他们的乒乓球都打得很好，和他们的堂哥杨周道一起被称为杨家将。周美在协和医院治喘病。那里有一个变态反应科，试出周美对两种霉菌过敏，医生为她配制了脱敏药，坚持了两年半的脱敏治疗，居然把喘病治好了。暑假，楼里的孩子们组织各种活动，把各家的书放在一起成一个小图书馆，小朋友们可以看的书就多了。周容最喜欢到动物园玩，每年跟爸爸在动物标本（一般是老虎标本）前照相留念。我们还带他们到天像馆、自然博物馆去，可以增加知识。 　　那几年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粮食定量，每家发一粮本。例如我每月定量为28.5斤。其中有6斤大米，20面粉，其余为粗粮，粗粮是玉米面。孩子们的定量根据年龄而定。每月到指定的粮店领粮票，票面写着米或面。一般每月供应的米很不好吃，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好大米卖，大家都去排队抢购。面粉也是到过年过节才有富强粉卖。不过拿粗粮票可到饭店买米饭、面食，到店铺买馒头、油饼，面包、糕点等。每人每月只有半斤食油，每户有一购物本，凭本每月可买几两蔴酱和一些粉条。此外，布也是定量的，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我们的孩子正在成长，做衣服很困难。幸好有时能买到化纤衣服，不要布票。但他们还经常穿打补钉的裤子。过春节时可以拿购物本买些糖果、花生，孩子们特别高兴。后来可以买到高价油。刘玉娣炸了许多排叉放在一个用洋油箱做的大筒里，孩子们吃得非常痛快。平时他们很少有另食吃。商品短缺，手表、自行车、衣橱等稍大件的东西都要票,而发的票又很少。单位里一个组每月有一张票，大家来抽签，谁抽到给谁。后来改为购物券，根据工资数发。要积很长时间才能买一样东西。北京冬天蔬菜很少，只有大白菜和萝卜。秋末大白菜上市，每家都买几百斤储存，要吃一个冬天。没有地方储存白菜，楼梯过道里都放了白菜。有时也买一点黄瓜、西红柿，价格非常贵，因为是温室里种的。 　　1964年夏，周容放暑假，我带他和他的表哥泽青到苏州探望母亲和姨母，那时周容8岁，上中关村小学，周美上101中学，周亚上北大附中。那几年苏州基本上和我小时候还差不多，不过从火车站到南门桥修了马路叫人民路，可通公共汽车。观前街开阔了也修了马路，商店门面都很漂亮，市内新的建筑物很多。我家盘门一带还是很清静的。园子里仍种着花树和菜，但很乱，房子也挺旧了，不过还宽敞，空气好，老人住在这里比较舒服。母亲看到我和两个孙子特别高兴，做了许多好吃的。两个孩子在园子里跑，玩得很来劲。苏州的园林修整的很好，我们去玩了很多地方。吃到我爱吃的苏州小吃如臭豆腐、蟹壳黄、小豆腐干等，不过苏州夏天太热了，在北方呆惯了回去不习惯了。 　　我们掌握了用培养外周血白细胞制作染色体的方法，染色体可以散开，看得非常清晰，比以前和苏联专家合作用的压的方法先进多了。我想进一步用新的方法去研究猕猴辐射遗传。因为是体外培养，也可以研究人的染色体了，可以比较人和猕猴的差异。昆明的实验站已成立为昆明动物研究所。我们商定和昆明动物所合作。1964年冬我带了我的助手周宪庭到昆明。昆明所派了两位同志陈宜峰、罗丽华跟我们一起工作。昆明所在山上，条件很差。培养用的血浆必需到山下去取，要用豆自己做凝集素。自己做了一个紫外线消毒箱。猴血很难培养，费了很大工夫才把猴子的染色体做出来，在山上三个月才完成工作。结果说明，猕猴和人的辐射效应非常接近，而兔子则差得很远。这项工作达到国际水平，因为国外还没有人能做出猴的外周血染色体，并证明猴与人的辐射效应相近。我在华中大学的老师陈伯康先生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任教，他邀请我从昆明回去时到桂林讲学。1965年春，昆明的工作结束，我就到桂林，见到久别的老师很高兴。我跟广西师大生物系的师生们讲了辐射遗传新进展，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游览了桂林山水。还是抗战时期我15岁时到过桂林，这次旧地重游，真是感慨万千。回到家里，大家都非常高兴，孩子们成长很快，我因工作忙，又要出差，对他们关心太少，幸亏我出差时纪珂在家，还有刘玉娣把家照顾得很好。 　　那时已开展农村四清运动，我参加第二批，到安徽省霍邱县。路上先经六安县，那里条件还比较好。第一批去的同志们已在那里干过一段时间，和老乡们关系很好，同志们是回所过了春节又来的。我们到时已过了春节一些时候，老乡们非常热情，拿出腊肉、腊鹅等招待我们，原来他们过春节都舍不得吃，一直留着等我们来吃，使我们非常感动。 　　后来我们就到了霍邱。那个地方真是很穷，住的都是土房子。老百姓穿得也很破旧。镇上满街都是泥，很脏。吃饭没有椅子或凳子，人们蹬在那里吃饭。我们住在镇政府，一间房里放两张竹榻、一张小桌子。我们开始工作，首先是查明各村各户的成分。我们走访了几个村子。原来解放前此地为土匪出没之处，村里的人家解放前不是当过土匪，就是被土匪抢过。我们去参观了一所农业学校，教室还较整洁。看起来师资不足，不过有几个老师还挺不错的。师生住的地方实在太差，好几个学生住在一间水泥地的房间里，没有床，打地铺，每人占一小块地方，各人的所有物都放在自己的地铺上。我看房间挺潮湿的，被子也挺脏。我就和同志们说：“这个地方办农业学校很好，政府应该重视，多给点钱，改善些条件，我们回去应该反映一下情况。”晚上四清队员开会，队长说：“我们搞四清，主要是抓阶级斗争，同志们千万不要把方向搞错了。”我知道这是针对我白天说的应改善农校条件的话，没有点名批评，就祘好了。我因为生病后来就提早回所了。 　　纪珂在生物物理所，以蝴蝶为研究材料，他还带了一个助手到海南岛去捉蝴蝶，倒是挺自在的。不过他的工作得不到所里重视，感到没趣。华罗庚在中国科技大学办了一个“统筹方法研究室”他很器重纪珂，亲自三次到我家来看纪珂，邀请他到科大统筹研究室工作。当时科学院的人一般都不愿到科大去，我劝纪珂不要去，在科学院挺好的。1966年春天我到苏州探亲，回来时他已调到科大去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家和全国千万家人家一样遭受劫难，最大的损失是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弟弟安球。他留苏回国，几年来工作很有成绩，被认为是地理所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他经受不住批斗，被迫害而死，年仅39岁。 　　纪珂到科大不久，开始人家不注意他，师生大串联，他还带了周容到西双版纳去捉蝴蝶。后来被隔离审查，关在学校里一年多。周美、周亚也和别的学生一样出去串联，周美到延安等地，周亚只到了上海。我还祘运气没有被关起来，但也挨了大字报和开会批判。那时小学也不上课，周容只有10岁，我们都出去了，他一人在家。他学会自己做饭。他说烧糊了只要插根葱就没有糊味了。 　　.整天搞运动，一切工作都停了，但你必需到单位去。铺天盖地都是大字报。不是挨批斗，就是批斗别人。党委书记以下的领导班子都被打倒了，他们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来，其他还揪出“反革命份子”、“特务”、“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一大串人。每揪出一个人就把他戴上高帽子，画花脸，一大堆人跟在后面，高声叫“打倒某某人！”一面敲锣打鼓，还要开大会批斗他们。我和一个留苏的党员研究员在楼上，看着一个个人被揪出来，真是胆战心惊，他说“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了。”我说“也可能是我。”还好没有揪我们。批斗会非常野蛮，拳打脚踢的，有时还用铁棍打被斗的人。纪珂在唐山交大的老同学姚桐斌，人品学问都是非常好的，在七机部担任重要工作，听说被人打死了，纪珂听了非常震惊。 　　初期的暴风雨过后，日子比较平静一些，我们被派到农场劳动。农场工人对我们很关心，把最好的农具给我们用，还教我们怎样种地，使我们很感动。我们的工作被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脱离实际的，叫我们做有用的东西。我们就去做糖化饲料喂猪，用黑曲霉将秸秆发酵。做出来的糖化的秸秆有香甜味，猪很爱吃。我们就跑遍北京郊区各农场去做糖化饲料。 　　那时知识青年都要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周美、周亚到黑龙江，阿荣旗插队。纪珂被关在科大隔离审查，周美、周亚要下乡了，学校特许纪珂放假一天，让他出校门和家人团聚。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起，就到学校附近永定路的一家饭馆一起吃了饭，并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一直保留到现在，每人都手拿毛主席语录，身上带着毛主席像章。 　　第二天周美、周亚就下乡去了。家里只剩我和周容两人。我去上班了，晚上回家，周容笑嘻嘻地拿出一盘烙饼，饼做得特别好，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做烙饼的啊！”他不说话，后来还是讲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小朋友来做的。他们在一起玩，周容说：“我姐姐下乡了，我不会做饭怎么办？”有一个小朋友说：“我会做烙饼，我来帮你做吧！”他就来做了烙饼，还吃了个饱。晚上来了一个中年的女同志，她问是不是她的孩子陈某某今天到我家来过，周容说他是来过，还帮我们做了烙饼，她说那他一定吃了很多吧！他可能两天没吃饭了！她说她的孩子已经几天没回家了，因为工宣队要叫他进学习班，他不愿意去，到处躲，他的妈妈也找不着他。 　　过了两天，家里没有面粉了。我把十斤粮票和十元钞票放在抽屉里并把抽屉锁好，把钥匙交给周容和门钥匙一起挂在脖子上。晚上回家我问周容面粉买来了吗？ 他哭丧着脸，不说话。他去把吴文林叫来，文林是他最好的小朋友。文林说：“叫你妈妈一起去吧！”原来事情是这样，周容和小朋友们一起打羽毛球，又来了一个小朋友，少一个拍子，周容说：“我家有羽毛球拍子。”就是那天做烙饼的那个小朋友说：“你把钥匙给我，我帮你上楼去拿。”周容就把钥匙给那个小孩，去把羽毛球拍子拿下来了。后来周容想起要去买面粉了，打开抽屉一看，粮票没了，钱也没了。他急了，心想那个小孩拿过他的钥匙，一定是他偷的。他就去找文林，一起去找那个小孩。别的小孩说：“那孩子已被工宣队抓到学习班上去了。他们就跑到学习班去，一个工人师傅对他们说：“叫你们的家长来！”晚上我就和周容、文林一起到学习班。工人师傅还把我教训了一番。他说：“谁叫你让你的孩子和坏孩子一起玩，以后可要注意了。不然，你的孩子也要带坏了。”说完他就叫那个孩子出来，对他说：“粮票呢？钱呢？”那孩子就从口袋里把粮票和钱拿出来了。 　　周美、周亚在东北插队很艰苦。那里地广人稀，平均一个人种20亩地，广种薄收。主要种玉米和大豆。吃的粮食也主要是玉米。冬天非常冷，不过没什么农活，她们可以回家过冬。她们在东北住的地方跳蚤很多，身上被咬得都是包。虽然吃粗粮，但两人都长得挺胖。周亚干农活很能干，工分评得很高。一人种20亩地，很累，尤其是夏天，因为东北纬度高，白天很长。东北工分值比南方高，一个分可得两块多钱。回家时把钱带回来，我叫她们拿到银行去存起来。她们拿了一叠旧钞票到银行，告知是插队挣工分挣来的，大家都说她们真能干，插队还挣了那么多钱。在东北农村没什么娱乐，连广播都听不到。她们带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去，可以收到北京的广播，很珍爱，但是后来被人偷走了。 　　纪珂在科大被关了一年多，放出来了，我们都非常高兴。但不久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各个大学都要搬出北京。科大要搬到安徽，因为周容交往的小孩有的不大好，我又照顾不过来，纪珂就决定带周容到安徽去。 　　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南皋蹲点，因为大多数人都去五七干校而我没有去，大家都有意见。造反派第二号人物肖某似乎处处照顾着我，他说我家有小孩没人照管，就不要去五七干校了吧！其实去的人很多都有小孩。后来知道当初有人要揪我出来也是他给挡住的。原来那时他当篮球队长，我当工会主席。我经常帮篮球队说话，因此他对我有好感。 　　在南皋，我们住在老乡家里，在大队食堂开饭, 吃的还比较好。每天下地和老乡们一起劳动，他们很耐心地教我们种地。我负责做糖化饲料，因为菌种不好，天气又冷，秸秆发酵不起来。我用土办法培养菌种，最后总算做成了糖化饲料，老乡们非常高兴。他们对我特别好，还做好吃的给我吃。后来所里要来外宾，需要英文翻译就把我叫回去了。 　　因纪珂跟科大到安徽去了，周美、周亚下乡，家里人少了，造反派的人说我家房子太多了，就叫两家人家搬进来住，每家住一间房间。一套房子住了三家人家，很挤，但很热闹。门口那家姓周，有四口人，夫妇两人带两个男孩，男的叫周启煌女的叫吴仪芳，大的孩子名周军，小的名周武。四个人住十平方米的房间，他们很有办法，放一张双層的床，上铺周军睡，下铺加一块板，两个大人带一个孩子睡。白天把板拿掉，放一张折叠桌，吃饭、小孩做功课都行了。里面一家姓酆，夫妇两人带一个女孩。周家很宠小儿子小武，尤其是妈妈。周武两岁，很淘气。当时周美有一个朋友经常送蛋糕给周美，周美也常给小武吃。有一天，那朋友送了一块奶油给周美，放在窗台上。她想吃的时侯找不到那奶油了。那边小武不停地拉肚子，原来他把奶油吃了，他还以为是蛋糕呢！他们的爸爸对小军很严，经常打他，因为有妈妈护着，不敢打小武。有一天，吴仪芳不在家，小武淘气，老周大为光火，就打小武屁股，正打得来劲，妈妈回来了，她就大叫：“你怎么可以打我的儿子呀！”里面那家女的姓马，是回民，不吃猪肉。她不能闻猪油味，所以都由丈夫到厨房烧饭。他家焖的牛、羊肉特别香。他们的女孩很乖，名叫酆雅薇，笔划佷多，小孩学写名字很费劲。 　　我母亲和姨母在苏州，周美、周亚冬天农闲时，有时去看望她们，住些时候。母亲教她们点英文,并复习功课，文革期间学生都不学习，学业都荒废了。刘玉娣说她们家乡吃得好，叫周美、周亚去看看，如果好的话，可以调到无锡去，她们就到无锡乡下刘玉娣家去玩。南方农村，生活条件较好，但劳动强度大，要用肩挑，工分值也低，每一分只有七角钱，她们觉得还不如东北，冬天很长，可以回家，所以开春后她们还是回到阿荣旗去了。 　　我的妹妹安琳在南京林学院工作，妹夫万元康在南京工学院工作，家住南京。我到苏州探亲，顺路到南京看望他们。文革期间，他们下放劳动吃了不少苦。他们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出生后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苏州，由母亲和姨母两位老人照顾。我去时小儿子已三岁，已回南京上幼儿园。他叫万劲，我们叫他小劲。那天他从幼儿园回来，我问他：“幼儿园好玩吗？”他说：“好玩”，我问幼儿园为什么好玩，他说：“幼儿园妹妹多啊！”逗得我们都大笑，他真可爱。我买了一副六面画积木送给他，他特别喜欢。 　　科大迁到安徽，先说要到安庆，纪珂说如果打仗，不如全家都搬到安庆去，可以团聚，也安全，就叫周美、周亚先去找房子。她们两人到了安庆，冬天十分寒冷，冻得要命。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房子，但是后来科大又不到安庆去了，我们的计划也就落空了。 　　科大先到铜陵，他们师生到厂矿劳动，周容就在那里上学。后来科大搬到合肥，因为在那里上学不方便，周容就回到北京来了，还是回北大附中原班。因为安徽省挽留，又给以好的条件，科大就留在安徽合肥，没有搬回北京，我和纪珂只好分居两地了。后来科大照顾子女，可以把在农村插队的孩子调一个到身边来。先叫周美到合肥，可是她不适应那里的气候条件，喘气病又犯了。所以就把周亚调到合肥陪纪珂。后来，北京郊区的中学缺老师，因为那几年没有大学毕业生，就从插队的高中生中招一些回来当老师，周美被招回来分配到西山后面的温泉二中教英文。周亚在科大当了半年炊事员，业余纪珂帮她补习功课，教她数学。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周亚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周美则一直在北京教书。周容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昌平插队。这样我们家分成两处，纪珂和周亚在合肥，我和周美、周容在北京。 　　1972年周亚调到科大前，纪珂带周美、周亚到苏州、杭州、黄山去玩了一趟，他们玩得很高兴，还照了许多照片留念，可惜周美在南方经常要犯喘病，不能玩得太久。 　　有一年春节我到合肥看望纪珂、周亚。那时北京到合肥没有直达火车，要在蚌埠转车。车到了蚌埠，要过一个天桥。我拿着两个包，好不容易走过天桥，想乘从上海到合肥的快车，车在蚌埠停十分钟，火车到站了，人们一拥而上，我拿着两个包，怎么也挤不上去。只好等下一班火车，仍走过天桥，走出车站，先打一个电话告知纪珂，要晚一班车到。走到对面的茶馆，他们为旅客准备了一些躺椅，还有茶水、点心。因为要等三、四个小时，我就要了一个躺椅，吃了点东西，睡了一觉。下一班火车是夜里一点钟开，清晨五点多钟到合肥。 　　科大占用原安徽师范学院的校舍，安师院搬到芜湖去了。学校分配给纪珂一间住房，9个平方米，从北京搬去了一些简单傢俱都放不下，只好把缝纫机挂在樑下。房间是面北的，冬天很冷，生了一个煤饼炉子。有一天夜里纪珂差一点受煤气中毒，真危险。我去了，床不够，只好把三个大木箱拼起来当一个床。不过我们春节过得很愉快，纪珂、我、周亚三个人在一起，买了老母鸡，花生米等做来吃。合肥有自由市场，能买到大米、花生、菜油等。北京每人每月只有六斤米、半斤油，所以我们经常从合肥带米和菜油到北京去。 　　有一次，纪珂从合肥到北京，过蚌埠时，走过铁轨，手里拿着一袋米，天黑看不清，摔了一跤，把手臂摔断，特别疼。幸好同路的科大老师送他到医院包扎，又一路护送到北京家中。 　　虽然房子很挤，亲友们到北京来玩的，我都热情招待。那时上海的华姨、瞿姨等人都到北京来玩过，家里经常很热闹。有一次纪回夫妇带了两对夫妇，共六个人来，我把他们安排在两间小房间里，住下了。他们在北京玩得很高兴。那时候人们的要求真不高，可谓苦中作乐。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好转。1973年邓小平一度掌权。母亲写了一封信给Wellesley College校友会，希望周美、周亚能到Wellesley 上学。不久收到该校校长的信，说可以收周美、周亚为特别生，并给以全额奖学金。我们真感到喜出望外。可惜正当我们为周美、周亚申请出国时，邓小平又下台了，四人帮掌权，她们出国无望了。 　　1974年，周容高中毕业，到昌平农村插队前，我带他到苏州、杭州和上海去玩了一趟。先到苏州看望我母亲，她看见外孙子长得那么高了，特别高兴。我带他游玩了各个园林。从苏州可以由运河坐船到杭州，我们在船上睡了一夜，就到杭州了。我们住在母亲的老朋友陈淑姨家，她非常风趣, 一进门她见了我就说：“你是十月五日生的，对吗？我说你要在十月五日生，你妈妈还不信。”文革中，杭州文物被破坏很多，但西湖山水风光依旧，并不减色，我们玩了好几天，周容第一次来，更是兴致勃勃。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住在华姨家。华姨的外孙小坚，和周容差不多大，两人成了好朋友，一起玩得非常高兴。 　　1972—1973年间，我和同事周宪庭商量，现在没人管我们了，是否可以作些科研工作，不过要联系实际，免得受批判。我们考虑我们的工作还是和医学联系比较好。后来我们就到儿童医院、人民医院、协和医院蹲点，在各个医院建立了实验室，和医院的医生合作进行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我从儿童医院胡亚美大夫处学习了各种儿童的遗传病，和他们合作进行染色体病的研究。和人民医院陆道培大夫合作进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和协和医院侯虞华大夫合作进行白血病染色体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后来又和协和医院妇产科合作进行产前诊断的研究。这些工作可以说是我国医学遗传学和产前诊断的先导，因为我们开始得早，许多医学研究单位下放尚未回来。 　　纪珂在科大，本职工作不多，他和遗传所合作，做家禽的遗传育种研究。他以数量遗传方法研究，还到各地讲课，引起农科院畜牧所郑丕留所长的重视，郑为畜牧界元老。他来找纪珂说：“现在中国畜牧事业存在危机，各地家畜、家禽的优良品种都有衰退甚至消灭的危险，因为多年来学习苏联米邱林派遗传学，进行各种杂交，以至纯种优良品种没有了。过去数量遗传学受到批判，没人敢讲，你能讲太好了。希望你多讲讲，挽救我国的优良品种。” 后来纪珂就到各地参加畜牧的会议，并举办数量遗传育种讲座，受到热烈欢迎。他翻译了一本数量遗传的书，还写了一本遗传育种的书。 　　1976年春周亚跟合工大的同学们一起到上海实习。听说周亚有了一个男朋友，我想趁到苏州探亲之便，到上海看看她的男友。到了上海，周亚和她的同学杨晓楠到车站来接我，见面大家非常高兴，杨晓楠对我说：“我是代表同学们来接你的。”我们就一起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住在一个学校的宿舍里，我也就和周亚一起在那里住下。第二天早晨，杨晓楠来了，他问我们：“今天你们到那里去玩。”我说：“我想到百货公司去买点东西。”他说：“正好我也要去，我们就一起去吧！”后来他们同班同学们一起到西郊公园去玩，杨晓楠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挺不错的，长得很帅，很文雅。我想周亚交这个朋友不错。也是在1976年周美和吴锦川结婚。锦川就住在楼下和我家是很熟的。所以1976年对我家来说有两件大喜事。 　　但是1976年更是多事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毛主席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地震那天我独自在北京，纪珂和周亚在合肥，周容在昌平插队，周美正好到威县看锦川去了。夜里屋里物件晃动，把我从梦中惊醒，慌忙跑到楼下隔壁小学的操场上。操场上已挤满了人，都是慌慌张张的，衣冠不正，大家都在谈论地震的事。第二天到所里，经常有余震，人心慌慌的。我们的实验室在偏楼的五楼，因偏楼发现裂缝，怕不安全，我们把实验设备搬到正楼的一楼。我和同志们一起搬，没有电梯，上下五楼跑了很多次。我心脏病大发作，心绞痛特别厉害，血压高到270。当时医务室搬在一楼图书馆内，我只好躺在图书馆的长椅上，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医院都住满了唐山地震伤员，进不去，只好送我回家。幸亏锦川家小妹照顾我，给我送饭，锦川的父亲打电报叫周美回来。因有余震，大家不敢住在楼上，在楼前空地上搭起地震棚睡，生活很狼狈。但是也会我们苦中作乐，周容从昌平回来，叫了侄子汪泽青，泽青买菜，周容做菜，到楼上做了糖醋鱼，红烧排骨等大吃一顿。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真是大快人心。人们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庆贺。十年浩劫，全国人民苦难深重，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了。 　　1977年周亚和晓揇结婚，他们在合肥工作，到北京旅行结婚，阖家团聚庆贺，非常高兴。 　　1977年9月我亲爱的母亲在苏州病逝，享年83岁。 　　1977年11月9日周美生一男孩，取名吴正琰。 　　1977年底，恢复高考，周容考取上海复旦大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开放，大地回春。召开了科学大会，肯定了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走上了正规。周亚和周美相继到美国Wellesley College 留学。 　　周美生琰琰时，我们把世芳姨母从苏州接到北京照顾，自从母亲去世后她一人住在苏州，我们本不放心。周美出国，琰琰就由世芳姨母照顾。 　　此时，我们的细胞遗传学工作和医学结合也开展得很好。由于从1973年起，我们一直和医院合作进行工作。我们做的白血病染色体，羊水培养、产前诊断，以及新生儿染色体病工作等都很有进展。1978年秋，我应邀到广西南宁出席全国白血病会议，作了有关癌细胞起源的学术报告。又到昆明出席动物学会学术会议，我被选为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大会控诉了很多动物学家受迫害的情况，真是声涙俱下。四人帮的罪行，令人发指。我们参观了位于西山花红洞的昆明动物研究所，好几个组都在进行各种野生动物的染色体工作。那是1965年我到这里和他们合作做猕猴染色体开始的。和同志们见面大家非常高兴。汪德耀先生也来了，他是动物学界老前辈，是有名的细胞学家，但他鼓吹米邱林学派。他曾说染色体不存在，因为用玻璃棒搅不出来。他看见这么多人都做染色体，很不是滋味。我对他说：“我是罪魁祸首了，是我首先把白血球培养做染色体的方法带到山上来的。”他只好苦笑，没有话说。 　　在昆明见到了华中大学的老师吴醒夫先生、同学汪海珍夫妇，及其他几位同学。见面就说：“你还活着啊！”文化大革命真搞得人不知死活了。各人诉说了这几年的遭遇，昆明的动乱比北京尤甚。 　　有一次来了一位外宾参观我所，我当翻译。谈起来原来他也是Ohio State University 研究生毕业的，我和他同一个导师。他就是Dr. William Shull 。他邀请我去美国时到他们学校访问。 　　我很想了解国外科研新动态，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真是太闭塞了，就提出了到美国进修的申请，1979年获得批准。 　　1979年春，我取得了赴美国的签证。准备六月初先到Wellesley 参加校友团聚的会。行前先到合肥看望纪珂，再到上海看望在复旦大学上学的周容。科大分配给纪珂两个房间的一个单元，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到上海见到周容。复旦大学校园很美。宿舍八个人一间房，虽拥挤，但收拾得很整洁。看到他们的辅导员老师，说周容很好。还见到一些多年不见的亲友，很高兴。得知华姨将和祥庆舅复婚。祥庆舅已年逾古稀，华姨也快70岁了，他们已是儿孙满堂的人了。原来解放后，祥庆舅到香港去了。当幼儿园老师的华姨一人扶养众多儿女，历尽艰辛，加上因有海外关系，政治上受歧视，吃了许多苦。文化大革命时，华姨怕孩子们受海外关系牵连，与之离婚。改革开放后，他们得以复婚，全家团聚，欢乐异常，成为美谈。 　　我于1979年6月经香港赴美国，到Wellesley College 参加了校友会，又到几个城市讲学。9月到位于Atlanta的疾病控制中心作访问学者，后来又到M。I。T。工作。于1980年回国。详情另文记述。 　　1980年周容赴美上学，纪珂被选举为安徽省副省长。他们分配给纪珂的房子较大，纪珂说孩子们都出去了，我们两人就不要分开了。正好安徽医学院生物教研室请我去当兼职教授。我就带着琰琰把家搬到安徽合肥去住了。姨母仍住在北京，我在遗传所仍带着研究生，所以经常要回中关村住，不过主要是在合肥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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