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那时我正在苏州上中学，和外婆住在一起。放暑假了，父母弟妹都从南京回苏州过夏，因为父亲在南京工作，平时他们住在南京。一家团聚，正是欢乐、愉快的时候。园子里各色花儿盛开，瓜果、蔬菜十分丰盛。父亲教我们读些诗词古文，母亲教我们做些针线活，多么恬静、安逸的生活！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了，继而是8.13、淞沪战争。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同仇敌忾，我们都是义愤填膺。日寇打到我们家门口了，带着太阳旗标志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父母亲商量先送外祖母和姨母到上海租界。母亲和一些妇女们发起募捐，支援前线，她把自己得奖的一个漂亮的银盾也捐了出去，我把历年积蓄的压岁钱和零用钱共15块银元捐了，似乎为抗战尽了一点力。形势吃紧，日寇越来越近苏州了，母亲就带了我们到上海租界躲避，父亲则到南京他的学校去了。走时匆忙只带了两个箱子和一个铺盖卷儿。因为弟妹都还小，带了保姆阿宝帮忙照顾。我们住到外婆的妹妹家，她家在上海法租界，人多大家挤一下。她家有好几个小表妹，小孩子不知时局艰难，在一起觉得很好玩。9月，学校开学了，母亲送我到上海允中女学去上学。他们的英文教得很深，我跟不上，每天回家妈妈给我补课。市郊战斗很激烈，有一些伤兵送到租界来，我们中学生也常去慰劳伤兵，还到街上去唱抗日歌曲。10月父亲来信说他已随学校迁到庐山，叫我们也去。妈妈决定带我们到庐山和爸爸团聚。因为铁路和火车站都被日机轰炸得很历害，我们挑了一个下雨天走。妈妈说下雨比下铁好。 　　告别了外婆和姨婆一家，我们冒雨上路。雨下得很大，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车站上挤满了人，大的哭、小的叫，臭气冲天。母亲鼓励我们说没有敌机轰炸就算好了。幸亏有阿宝，她力气大，才把弟弟、妹妹和几件行李挤上火车。没有座位，只好坐在箱子上。饿了就吃了一点带来的干粮。半路走到石湖塘火车停了，原来前面的铁路桥被炸断了，我们只好下车，走过临时搭的木桥，再上那边的火车。下着雨，天又黑，路又滑，幸亏带了一个小手电照路，可是我们都还摔了好几跤。还幸亏阿宝，她扛着、提着行李。天亮了好不容易到了杭州。虽然杭州那时还比较安全，敌机有时也来轰炸，市面很萧条。母亲说我们要好好休息一下，就在西湖边找了一家湖滨旅社住下。母亲性格开朗，乱中取乐，她还带我们去游西湖。因怕敌机来犯，船只敢靠岸边划。湖上冷冷清清的，几乎没有游人。我们去了岳坟，参拜了抗金名将岳飞，母亲给我们讲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激励我们抗日的爱国心。在杭州休息了一天，我们又乘火车经浙赣铁路到南昌再到九江上庐山，一路还比较顺利。父亲已为我们租好了一幢房子，房子在山间，虽然旧一点，但是环境很好。我到从南昌搬来的葆灵女学校上学。每天都走山路，早晨朝雾蒙蒙，太阳出来了，光芒四射，山峦起伏，满山遍野的红叶，煞是好看。放学回家可以看到晚霞映着山岭，美不胜收。冬天的庐山也很美，尤其是下了雪，整座山都是银装素裹，每棵树都像水晶似的，晶莹透亮。父母的朋友陈衡哲、李四光两家都到庐山避难，周末我们常一起出去玩。大人们吟诗作賦，孩子们嘻笑玩耍，似乎忘了国难当头。 　　1938年春，国军节节败退，九江遭到轰炸，庐山不是久居之地，父亲的学校决定搬迁到湖南。父母不愿到湖南去，商量后认为到云南比较安全。父亲从南京带了一些书到庐山，就先把书打成包邮寄到云南友人处。我们一家下庐山又开始了内迁逃难的征途。我们从九江乘火车经南昌、萍乡、株洲到达长沙。长沙虽屡遭轰炸，市面还很热闹，从北方和东面各省逃难来的人很多。父亲的学生接我们到一家酒店去住，没有房间了，就在餐厅雅座里搭了几张行军床睡下。那家酒店前一天刚遭到轰炸，有一家人家正举行婚礼，前厅被炸毁，新郎、新娘都被炸死了。我们住在那里很害怕，第二天就赶紧离开。父母有朋友侯家源在湘潭筑湘桂铁路，还有一个我的表哥也在那里。我们就到湘潭去暂住。我们是坐船去的，船上又挤、又脏，又乱。在湘潭住了一个多月等便车到桂林去。因为铁路还刚在修，公路也不通车，侯家源说可以帮我们联系修铁路运材料的卡车，让我们搭到桂林去的便车。那些时似乎天天下雨，非常沉闷，孩子们很烦躁，父亲就教我们一些唐诗和古文，记得教了一篇“喜雨亭记”。母亲说这里没有敌机轰炸，没有枪林弹雨，有吃有穿的，我们应该很满足了。后来终于等到了便车。父亲身体不好，带弟弟坐在前面司机舱内，母亲和我们坐在卡车后面。开车时风很大，飞沙走石的，我们只好用围巾把头包起来。到了桂林遇见很多父母的熟人，他们都是从各地逃难来的，有黄炎培、李四光等人。有一天父母出去应酬，叫阿宝陪我们几个孩子留在旅馆里。忽然警报响了，敌机来轰炸，我们吓得不知到哪里去躲，阿宝急忙把被子堆在桌子上，叫我们躲到桌子底下。警报响过两次后，只听得敌机轰、轰、轰地由远而近，好像就在我们头上。忽听得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似乎离我们不远，听见街上人的奔跑声，哭喊声。看见窗外不远处火光冲天，有房子被炸起火了，吓得我们躲在桌子下不敢动，直到警报解除。我们准备经过越南到云南去，可能是等办护照，记得在桂林住了八天。虽然紧张，父母还带我们去玩了七星岩等名胜。我们经过龙州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达越南河内。 　　那时候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称安南。那里的老百姓很穷苦，衣不蔽体，一个个面黄肌瘦的，住的地方很脏乱，房子很破旧。男人们干着笨重的苦力，妇女和老人在街上做小买卖，孩子们光着身子到处乱跑。可是法国人住的地方却非常豪华，在他们住的区域，街道整洁，绿树成荫，房屋建筑优美、讲究，市区繁华，商店林立。绅士们西装革履，手拿Stick 大步在街上走，妇女、孩子都穿着漂亮美丽的衣服。可见到殖民地人民的悲苦和殖民者的奢侈。我们找了一家中等的旅馆住下，去游逛了一个公园，布置得很精美，各色花卉非常好看。在河内住了两天我们就乘火车由滇越铁路经越南的老街进入云南河口然后到昆明。滇越铁路穿过群山峻岭，经过无数个山洞、很多险要的关口。为了省钱，除父亲坐二等车外，我们坐的是闷罐车，本来是运货的，但也坐满了人，没有窗户，只好开着门通风。沿路经过许多越南人的村庄，看来都很穷。村民们提着几只鸡、背着一袋米或挑着一担菜来乘火车。一般乘几站就下车了，可能是拿这些东西去卖的。越南人爱嚼槟榔，嚼得满嘴通红的。我们最怕过山洞，因为车门开着，火车的烟雾都跑到车里来，山洞又还特别多，十分难受。最后终于到了昆明。 　　 父亲有一些以前北师大的学生在昆明，他们到车站来接我们。报上还登出“汪懋祖到昆明”的消息，父亲非常高兴。有一个学生说他们家有空余的房子，可以给我们住。他们家住在华山西路，我们就搬去住了。 　　 在昆明最初几个月的生活还很美好。云南物产丰富，天气晴朗，四季如春。物价也较便宜，各种蔬菜如萝卜、白菜都长得特别大。盛产核桃、松子，我们吃了很多。我和弟妹都上学了。我上的是昆华女子中学，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还交了一些云南的朋友。周末常到西山和滇池去玩。可是好景不常，敌机来轰炸了。我们经常要躲警报，有时躲到附近圆通公园的山洞里，有时来不及跑就躲在桌子底下。生活很紧张，又不太安全。那时父亲正筹划在滇西办一所学校，他经常出差到云南西部各地去考察。经友人介绍将我家安顿在安宁温泉。那里很安全，而且风景优美。 　　1939年初，父亲决定在大理办学校，我家就搬到大理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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