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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熙春
在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辽代石刻文编》(向南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是治辽史者几乎人手一册的兼备资料性、学术性的佳作。在其出版后的十五年里,又有大量辽代汉文石刻陆续问世。将这些散见于各种杂志、报刊甚至从未发表过的重要资料汇总成书再度嘉惠辽史学界,是学人翘首以待之事。 而今,《辽代石刻文续编》(向南、张国庆、李宇峰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的出版,终于实现了学人期盼已久的共同心愿。如书名所示:这既是一部在编撰体例上与《辽代石刻文编》基本相同、在时间上与前者相衔接的出土资料集,也是一部包含学术水准很高的注释的研究著作。《续编》的出版,给辽史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在检索上的极大便利,丰富而详实的注释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考证也极具参考价值。 《续编》的出版,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是编著者花费三年功力收集、辑注的成果。书中收录《辽代石刻文编》出版后出土的辽代汉文石刻163件,全部按辽代纪年排列。无纪年可考而确属辽代者收入“补编”,共21件。《辽代石刻文编》未收入者纳入“补编二”,共7件。对辽史研究有裨益的新出金代汉文石刻纳入“外编”,共5件。总计收录石刻文数达196件。除个别至今仍不能逃脱“被雪藏”命运的石刻外,可以说囊括了新出土资料的几乎全部。《续编》内容的丰富和注释的详实,就决定了它是1995年以后我国出版的同类书籍所无法与之媲美的重要著作。《续编》原配有大量石刻文拓片图版,但在出版之际被压缩为6幅,又以简体字排印从而失去了不少石刻文原有的历史信息,这成为《续编》唯一的遗憾,也是编著者和读者的共同遗憾。 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二百余年,对开发中国北方,发展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促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史绩。但是,史学界对辽朝历史的研究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其原因就是研究辽史的文献史料奇缺,元人所修的《辽史》,由于仓促成编,讹误、缺略不可殚指。因之,发掘新的史料源,特别是发掘地下考古资料,并依此而深入研究有辽一代历史,就成为辽史研究者急切之途。 辽朝的契丹后族与皇族并驾齐驱,势均力敌,都具有强大的家族势力。而且后族势力的消长,还左右着皇族内部的斗争以及帝位的取得与巩固。有辽一代,不仅皇族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后族与皇族之间及其后族内部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皇族与后族之间及其各自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争斗,便构成了契丹辽朝的一部政治史。《续编》收录了数量较多的内蒙古宁城地区和辽宁省阜新关山等地出土的后族墓志,记载了国舅夷离毕帐和国舅大小翁帐的族属、世系及其兴衰史,不仅补正了《辽史·外戚表》中的缺略讹误,而且为后族在辽朝政权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生动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例如,由于《辽史》记载不清,过去学者一直以为辽末萧奉先兄弟三人出自国舅小翁帐,但出土墓志则清晰记载他们是出自国舅夷离毕帐。这一结论,从相关契丹文墓志的解读中也已经得出(《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著,松香堂,2006年)。 《续编》收录最多的是辽代前期名臣韩知古家族成员的墓志。这些墓志记载了韩氏家族与契丹人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该家族在辽朝的社会地位。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知道,韩知古最早来到契丹腹地,他和他的子孙长期与契丹人一起生活、通婚,早已融入契丹人之中。所以,韩氏不同于辽地其他汉族官僚,他们是“契丹化”了的汉人,与契丹皇族、后族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地位显赫,势力强大。他们与契丹人同兴衰,共荣辱,对辽朝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建立的联合政权,汉臣在辽朝政权中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时还起着契丹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但元人所修之《辽史》却较少为汉臣立传。例如耿崇美即是较早归顺契丹辽朝的汉官,并且在巩固辽朝政权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辽史》却没给他立传,对其家族成员记载也不多。《续编》收录的《耿崇美墓志》详细披露了耿崇美的祖籍、先世、子孙以及官职升迁、功劳业绩等,弥补了《辽史》无传的缺憾。 宋代文献《地理丛考》、《北蕃地理》中有穆州(睦州)而无成州,《契丹国志·州县载记》、《辽史·地理志》中见成州而不见睦州。据此,学者一直以为睦州改名成州,二州州址为一地。而《续编》所收录的《萧琳墓志》即清楚说明了睦州的方位,证明睦州、成州州址并非在同一地点,睦州是萧思温家族分地上的头下州。此外,《续编》所收录的许多石刻文中有诸多《辽史·百官志》所不载的职官名称,为学者深入研究辽代的官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续编》所收录的石刻文内容还纠正了《辽史》诸多史实记载之错误。如《辽史·皇子表》记载姜氏生圣宗第六子侯古(宗愿)。而据《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记载,生宗愿(侯古)者是淑仪耿氏(耿崇美之孙)而非姜氏。又,《辽史·公主表》记载圣宗长女名燕哥,但《萧旻墓志》却记载圣宗长女是萧旻的母亲而非燕哥。从相关契丹文墓志中可知其母即圣宗庶长女、公主表排行第六的钿匿(《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著,松香堂,2009年)。 《续编》对每一篇石刻文都采取了新式标点,对历史人物、事件、官制、地名等都作了注释,对《辽史》记载有缺略错误的地方都给予了一一指出,便于读者研读。总之,该书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出土资料,而且对《辽史》也起到了补缺正误的作用。随着对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愈加彰显辽代石刻文的重要价值。我们期待着《续编》之后的三编、四编陆续问世。 (《辽代石刻文续编》16开,376页,2010年1月,辽宁人民出版社,48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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