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氏三代致力女真文研究（第489期） 　　东方白 　　　在中国古代文字研究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引人注目。金光平、金启孮、乌拉熙春祖孙三代前赴后继，一个家族70余年致力于女真文的研究，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的国际领先地位。 　　　金氏三代研究女真文，有浓郁的寻根情结。金氏祖孙是女真人后裔——满族贵族的传人，他们是清朝乾隆皇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的第六、七、八世孙，金光平（1899～1966）是清朝最后的公爵。祖孙三代不仅研究女真文，也研究契丹文、満文，并把这种研究亲切地称为“家学”。 　　　金光平、金启孮合力研究女真文，在上世纪40年代已有相当高的成就。他们父子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成书搁置20余年无人问津，直到1964年，内蒙古大学以学报专刊形式发表，1980年得以正式出版。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凝聚了金光平、金启孮父子两代人多年心血，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专著。 　　　金启孮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科学历程》节目专访时，谈到了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1)结合《金史》研究女真文字，起到正史之讹、补史之缺的作用。(2)将女真语言文字与满、蒙、契丹、汉等族语言文字进行比较。(3)写出、注明所有女真字的读音、释义。(4)写出完整的女真语法和词类分述，书末附有五通女真字碑的考释论文。 　　　1973年，金启孮先生在陕西发现了手抄本《女真文字书》，对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女真文由意字向音字的转化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开创性研究。《女真文字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在女真文字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明确了女真文意字和音字的关系以及由意字向音字发展的脉络。 　　　花费十年工夫，1984年，金启孮第一部完备的专著《女真文辞典》出版。该书对发现的所有女真字，从字形、字源、字音、字义，以及与契丹文字的比较、与汉字的比较等诸多方面，都作了集大成性的研究。全书共收录女真字1737个，按笔画分为5类38部11附，并录有每个女真字出现的语句，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女真文字研究的综合性百科全书。 　　　金氏第三代传人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继承家学，在祖父、父亲《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对迄今为止发现的女真文字资料向纵深方向研究，并将其扩展到契丹文字研究领域。她复原并释读了1973年发现于中国西安碑林的金朝初期所编纂的《女真文字书》的抄本残页；系统研究了金、明两代女真大字资料所反映的女真语音、语法、文字构造及变迁；复原并释读了1989年发现于蒙古国的女真大字石刻，并对《元朝秘史》记载的“扎兀惕·忽里”的契丹语源进行了最新考证；重新论证了现存女真字是女真大字以及什么是女真小字的问题。她与父亲合著的《女真文大辞典》《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均是日本国文部省国际共同研究项目成果。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对金氏三代的研究有极高的评价：“一门三代，三位大师，宏扬女真学和满学，使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中华文化的光辉。” 　　 　　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之五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之五（第489期） 　　叶静思 　　　公元1115年，在女真的完颜部旧居地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南，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十年后灭辽，两年后又灭北宋。金国疆域最广阔时，东北至今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而控外兴安岭，西北辖蒙古草原，境至陕西与西夏交界，南以淮水为界与南宋毗邻，拥有整个华北地区。金国长时间以今北京广安门地区为都城，于1234年亡于蒙古。此后，除继续汉化的女真人留居华北及中原外，仍然保持女真旧俗的诸部退回到三江平原及兴安岭地区。 　　　女真人最初没有文字，大致从阿骨打的祖辈起，才开始学习契丹语。在破辽有所获俘后，阿骨打开始认识契丹文和汉文，他遂令子弟学习契丹文。 　　　金建国后的内外公文交往几乎全用契丹文，这与他们使用的女真语相差较大。阿骨打即令臣僚完颜希尹和叶鲁仿契丹大字和汉字，以此为基础制成女真文字。1119年诏令颁行，此即后世的女真大字。20年后的1138年，金熙宗完颜亶参照契丹字，创制颁布另一种女真文字，此即后世所称女真小字。 　　　金国创制女真字的主要目的是标示国家形象，故而在女真字制成后主要用于官方文件的书写，直到金朝中后期的12世纪才开始使用这两套文字将汉文典籍女真化。在1234年金国被蒙古灭亡之后，女真文字仍然使用于今中国东北女真各部，一直到15世纪中叶女真再度崛起，努尔哈赤创造无圈点满文时，女真文遂弛废不传。 　　　女真语归属现代分类的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其主要特征是：有较为严整的元音和谐律作用于名词和动词的词法结构中；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后缀丰富；连词等虚词不甚发达；以动词为核心的句法结构固定采用SOV型结构。女真语的上述后缀型黏着特点极似蒙古语和韩语，而与汉语差异迥然。这似乎决定了女真文字在采用同汉语语言特征适配的方块汉字作为制字参考时的先天性局限，也是后期女真语在向满语过渡时转而　采用更为适合其语言结构的粟特—回鹘式蒙文作为制字基础的内在机制。 　　　出土资料表明，流传至今的文字大多为女真大字—1973年在陕西碑林孝经台内发现距女真文创制日期较近的《女真文字书》金人手写残片，证明了这一论断。可以确证的女真小字作品，即在河北承德和东北地区发现的六件金银木质的符牌。1976年出土于苏联滨海边区的“国信”银牌非女真小字而是女真大字。 　　　与契丹字类似，女真大字为线性排列书写的单体字；女真小字则大多为合体，且其中的字素似乎更多直接采自大字。现存女真文资料反映出，女真字系统为一个表意字（ideogram）和表音字（phonogram）的混合体，后者占据明显的多数。 　　　国际学者乌拉熙春通过对《女真文字书》残页的研究认为：《女真文字书》残页所反映的可识别字形，不计重复共计1196字，其中未见于其他已知文献的女真字为584个，故现存女真字总数已达1443个。 　　 　　女真摩崖石刻碑（第489期） 　　雅 克 　　　女真摩崖石刻碑，是我国仅存的几块女真字碑之一，位于吉林省梅河口市西南41公里的小杨乡庆云村半山腰上。 　　　摩崖石刻在高于地面22米的半山腰一块凸出的崖石山。崖石从上至下有一道裂隙，将石壁表面分成二部，为东西两侧，两侧均有碑文。 　　　西侧碑文面向西南，为女真字国书，刻有女真字七行。前五行每行14字左右不等，后两行每行仅4～5字。还在上世纪40年代，金光平、金启孮在写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时，就已经把碑文中的女真文释读出来了。他们把碑文译成69个汉字，大意是：阿素鲁于收国二年五月五日率领的部落归顺金国，建番安儿必罕谋克。在《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中，金光平、金启孮对辽金战争有记载：“收国二年四月己丑，以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咸州路部统鲁古讨高永昌。五月，斡鲁等败高永昌，挞不野擒永昌以献戮之于军，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真部部长，其率部归降，设谋克皆为史合。” 　　　从上述内容可以断定，摩崖石刻碑是金国战胜辽国后，在疆域扩大、政权趋于统一的情况下，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基层政权的记录。 　　　东侧碑身不是平面岩石，碑石高2.3米，宽2.7米，为汉字和女真文两种文字对照排列。汉字为“大金太祖大破辽军于节山息马立石”15个字，旁注女真文23个字，同在一块岩石面上，相隔1.5米。 　　据金史记载，收国元年，太祖阿骨打于节山大破70万辽军，追辽主天祚于护步。这一点碑文记载与史实相符。另据《金史·斡鲁传》载：“收国二年五月，斡鲁方趋东京，辽兵六万来攻照散城。阿徒罕孛堇乌沦石准与战于益褪水之地，大破之。五月……进攻沈州，取之。”据考，照散城仅离摩崖石刻碑处十余华里，由此可见，摩崖石刻碑是八百年前辽金战争的佐证。 　　　女真文碑现存不多，而庆云村摩崖上镌女真字70余个，是研究女真文字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碑文所记之事，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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