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大约在1969年秋天，我给徐景贤写了一封信，提出应该重新开放鲁迅纪念馆，开展鲁迅研究工作，宣扬鲁迅精神。因为当时有些教师已借调出去搞《红楼梦》研究，我觉得鲁迅研究也应开展起来，如果能搭起研究班子，我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或者可以跳出复旦这个是非漩涡。当然，这只是一种试探，并不抱很大希望。但徐景贤接到我的信后，很快就批了赞同意见。他的批示内容我没有看到，而下面已根据他的批示精神在付诸实施了。那时我正跟着学生在罗店公社参加三秋劳动，一天下午，工宣队突然到田头来通知我，叫我马上收拾行装，回到上海去，明天直接到鲁迅纪念馆去报到。鲁迅纪念馆的同志很热情，在空荡荡的展厅中为我隔出一个工作室，并搬出许多资料来供我阅读，要我帮他们修改陈列方案。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一位学生，知道我已被借调出来，就提出要我同时参加他们的写作组，写批判周扬的文章。我知道周扬的重要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修改的，哪些是周扬的意见，哪些是毛主席的意见，很难分得清楚，简直无从下笔。于是我就编了一组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语录，以鲁迅纪念馆的名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样两边都可以有个工作上的交代。但没有几天，就听说进入市革会常委班子的朱永嘉说这组语录有问题，要追查编者了。我开始觉得奇怪，鲁迅语录会有什么问题呢？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了在鲁迅论及左翼作家的本质本来就不大好的语录中，将鲁迅批姚蓬子的话也编进去了。姚蓬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但却是姚文元的老子，此时谈这问题正是大忌。大概就是由于这条语录，同时也由于我曾支持学生反对郭仁杰所主持的“反逆流”斗争等原因，1970年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将我调回复旦，作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黑谋士”来整了。 　　所谓“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其实就是炮打张春桥案。胡守钧是最早怀疑张春桥，并策动1967年1月28日的第一次炮打活动的红卫兵头头，后来又带头反对郭仁杰所领导的“反逆流”斗争，导致1968年4月12日的第二次炮打。所以，张春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案子于是被搞成上海市文革期间第一大案，组织了两次40万人大会来批斗。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回上海坐镇幕后，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等市革会头头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我则作为该集团的第四号人物，被押到台上接受批斗。朱永嘉和写作班的人是明知道在复旦三派红卫兵组织中，我是属于安文江所在的红三司，而不属于胡守钧的“东方红公社”的，但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也顾不得这些基本事实了。我不知道徐景贤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事涉对于张春桥的态度，而且已把我放在这样显要的位置上，场面又搞得那么大，他也不好说什么了。 　　但徐景贤还算念及旧情。后来听一位朋友说，当时复旦工宣队曾打报告要将内子高云（玉蓉）从她插队落户的黑龙江揪回来的时候，被徐景贤阻止了，他说：“高玉蓉我是了解的，吴中杰的事与她没有关系。”这样，就将她保了下来。这事，我是很感激的。因为高云不比我这个老运动员，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变得皮厚肉粗，有着较强的承受力，她却是没有经历过大场面的人，可能受不住这么强大的压力，怕要出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复旦园里自杀和发精神病的正不知有多少。 　　所以，“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对徐景贤的命运也是关心的。他作为“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主要头目，被判了18年徒刑。但刑期没有满，在1992年就保外就医了。吴立昌先得到消息，他请徐景贤夫妇到家里吃饭，也请了我和高云，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作陪。徐景贤显得很虚弱，坐在沙发里，肚子还捂着热水袋取暖，而且有一只眼睛发红。但老朋友见面，他还是很兴奋，也还健谈。他说到了狱中的生活情况，因为住处潮湿，脊椎和关节都出了问题，胃也不好，而且因为就着暗淡的灯光看书，眼睛也出毛病了。又说到他能保外就医，是因为他的太太葛蕴芳写信给邓颖超，反映他的健康状况，邓颖超批示了，上海才同意放人。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外宾到上海，徐景贤接待过他们，他们对徐印象较好。 　　接着不久，我们与徐缉熙兄也分别请徐景贤吃饭，大家又见过几次面，有时还通通电话。 　　1999年，我应王宽诚基金会之邀，到香港讲学。一天，天地图书公司的孙立川兄请我吃饭，他问我，在上海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徐景贤的人？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凤凰台的曹景行介绍给他一本徐景贤写的文革回忆录，书稿还没有拿来，不知写得怎么样？我说，徐景贤本来是个作家，文革期间则是上海市革会的核心人物，深得张春桥的信任，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记忆力好，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只要能如实记下来，这个回忆录会是很有价值的。我与他略有一面之交，你有什么事，我当然可以帮忙。立川兄说，过几时他要到上海取稿，希望我能协助联系一下。我回上海后，就打电话与徐景贤说了此事，他很高兴，托人带来回忆录的光盘，要我和高云看看，提些意见。我们看书中的确写了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内情，有史料价值，但在写法上有些流行化，如某些章节用了“××××之谜”一类的标题，就未必好。我告诉他，人家要看你的回忆录，是想看到你所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解谜看悬念。鲁迅说过：“写出实情，便于中国有益。”所以一定要着眼于真实，以真实取胜，而不要用流行化的写法。徐景贤觉得我的看法有道理，表示接受，并对稿件作了某些修改。 　　不久，立川兄专程到上海取稿，我代他约徐景贤到锦江饭店立川下榻处见面。因为他们不认识，所以由我与高云在楼下大堂与徐景贤夫妇会齐，再一起到立川房间。谈完正事，交妥稿件，立川兄请客吃中饭。饭店是徐景贤联系的，他说附近饭店他有熟人。这家饭店的老板的确很客气，服务周到，饭菜也好。我们边吃边谈，大家都很高兴。只是中途突然有几个人进来，说是这个房间的电视机坏了，要检查一下。我们并不在意，他们检查了一下也就走了。但是第二天立川兄在机场出关时，却受到了特殊的检查，把徐景贤回忆录的光盘和作为插图的照片都没收了，说是徐景贤要在香港出书，是不允许的。立川兄一回到香港，就打电话把此事向我通报，后来又告诉我，他的出版公司接到了某方面的警告，说不准出版此书；不久，徐景贤也打电话来说，安全局的人找他谈话，指摘他不该把书稿交给香港出版社。我这才想到饭店中来检查电视机的，原来就是安全局的人，他们早就盯上我们了。 　　过了几天，复旦党委一位副书记约我谈话。她批评我此事做得不对，不应将徐景贤的书介绍到香港去，而且希望我以后不要与徐景贤这样的人来往。我对她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徐景贤现在既然恢复了公民权，他就有出版的权利，国民党的战犯都可以出回忆录，为什么他不能出呢？只要写的是真实情况，就有史料价值。如果大陆上可以允许他们出书，他也用不到交给香港书店出版了。徐景贤是判过刑，但现在已恢复了自由，为什么不能接触呢？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总有三朋四友的，听说王秀珍坐班房时，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老婆就经常去探监，大概王秀珍在当权时曾经帮过陈丕显的忙罢。徐景贤也帮过我的忙，为什么他出狱后我还不能与他接触呢？这位副书记也很通情达理，她只是说：我也是奉命与你谈话，提醒你注意些就是了。 　　好在徐景贤是用电脑写作，海关没收去的是光盘，而不是孤本手写稿，所以不久他就另拷了一份，交香港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就是他的《十年一梦》。这本书是不准进入内地的，但书摊上却有许多盗版本，印刷质量虽然很差，读的人却很多。徐景贤送了一本港版的给我和高云，我读后对他说：“你要是不卷入政治斗争，一直从事写作，大概能够写出不少有价值的书来。”他却说：“在那种政治气氛中，我只能遵命写作，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看来，他的思想没有停滞，的确在思考着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还见过几次面，有时在朋友宴请的饭局上，有时我和高云到他家里去看他。我总觉得他的回忆录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东西没有写。我劝他再写一本关于上海写作班的历史，这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说，我也想写一写上海写作班的事，主要从写作班这一组织形式看知识分子怎样被当作写作工具的。他和其他几位写作班的朋友都很热情地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但我一直没有动笔。徐景贤倒是写了一篇《上海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但可惜只有“来龙”，没有“去脉”。如果作为一本书看，那只是开篇，而不是全文。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续作，他的家属能据以整理成书否？ 　　后来几次见面，明显感到徐景贤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的去世，还是使我感到突然。如果能够活得长些，他还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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