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研究上海文革史的珍贵资料(一) 　　 　　附录在这里的，是我在1968年组织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在时隔三十多年之后，这份尘封已久的《大事记 》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真使我喜出望外，感慨万千。 　　这份《大事记》在它诞生以后不久，就被张春桥所“禁止”，长期锁在他的文件箱里。而在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它又被专案组查获并要我做出“炮制”这份“大事记”的交代，然后再次被长期封存进绝密档案之中，不得查阅。 　　当我在撰写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的时候，曾多次想过：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一月夺权，是毛泽东领导文革派和阻碍文革的对立派进行殊死较量的一场大搏斗，也是毛泽东利用上海的经验推动和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典型。上海一月夺权充分折射出在文革的关键时刻，各种人物、各个派别的心态和动作，值得详细地加以叙述。所以我在撰写这一部分回忆录的时候，用了较多的笔墨作了如实的回顾。 　　《十年一梦》的书稿完成以后，北京中共党史学界的一位知名人士看后有一个评价，他认为一月夺权是此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因为过去外界只知有一个毛泽东肯定的上海“一月革命”，不知其详，看了该书才知道一月夺权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的评价令我高兴，但我又深感遗憾。因为我在回忆和叙述这一段史实时，主要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而未能查阅过去的第一手资料。因为我的十几本笔记本，以及我主持组织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都被封存在档案里。我几次要求查阅，有关组织回复是不予同意，因为还不到档案“解密”的时候。某个作者自己的笔记本和他组织编写的资料，进入档案以后就要对其本人“保密”，这是一种何等奇怪的逻辑！ 　　说来也巧，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一位新结识的朋友找到我。 　　这位朋友把《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手抄本的复印件送给了我。我细读之下，果然是当年的文字。我觉得它能够为愿意了解上海文革的读者们，以及为总结中国文革历史经验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份具体而丰富的资料，所以我决定把它公之于世。 　　在这里，我把当年组织编写这份资料的经过，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抓紧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春桥和姚文元回到上海，就开始抓上海参加“九大”的筹备工作。先是报请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为上海党章修改小组的成员，着手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接着又成立有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人参加的上海“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遴选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在这个领导小组下，专设了“九大”材料小组，这个小组由我主要负责，集中力量起草上海参加“九大”所需的材料。 　　“九大”材料小组成立时，原市委写作班的朱永嘉等人都参加工宣队去了，不能及时参与，我就调来原《支部生活》的编辑朱敬禹，由王洪文调来“工总司”的笔杆子李恩成，由他们两人共同负责“九大”材料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室设在康平路市委大院东南部的一幢两层楼洋房内，从荣昌路也有一个边门可以进出。 　　我向朱敬禹、李恩成两人布置，要撰写一份关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面资料，供上海的“九大”代表参阅。理由是上海的“九大”代表有八十多名，很多人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即使参加的话也只知道局部的情况和某一段过程，不了解全貌，特别不了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是怎样关心和领导上海一月夺权的。所以要为他们编写一份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书面材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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