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王洪文的班底（二） 　　 　　我要写作组代王秀珍写文章 　　 　　张春桥和姚文元商量，让我把王秀珍这个人在群众中宣传宣传。当时树立一个标兵的最佳途径就是替他（或她）写文章，在全国性或上海的重要报刊上发表，影响就大了。我领受指示以后，就要写作班的人捉刀代笔，帮她写出一篇文章来。当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知常，让他去采访王秀珍。 　　根据王知常对她的了解，我才知道，王秀珍一九三四年出生，比我小一岁，辽宁辽阳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老家是从山东逃荒出关到东北的，在辽阳的生活很苦，家里丫头很多，有六个姐妹，小时候她背着妹妹在人家倒出来的煤灰里捡剩下的煤核，卖几个零钱供家里用。王秀珍后来告诉我：她的父亲做过小摊贩，她自己也做过提篮的小贩。她小时候断断续续上过三年学，后来进纺织厂当女工，在辽阳市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还当过劳动模范，被选为市一级和省一级的人民代表。她入党较早，一九五三年就入党了。张春桥考虑到“工总司”中的党员非常少，能够找到一个党员，而且党龄比较长，又做过劳动模范、人民代表，还是老造反，真是很难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劳动模范往往都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 　　王秀珍怎么会到上海来的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要培养工农干部，上海纺织机械工业专科学校到全国各地去招生，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当时高小文化程度的王秀珍在一九五六年被保送到上海进这所学校读书，念了四年，一九六零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棉三十厂当织布车间技术员。王秀珍在上海结了婚，丈夫是她在纺织机械工业专科学校的同学。王秀珍的工资是七十九元二角，在当时也算比较高的。论出身，论成分，论个人历史、家庭情况和造反表现，张春桥和我们对她都比较满意。 　　王秀珍又怎么会造反并和王洪文建立联系的呢？ 　　文革初期，王秀珍认为厂党委布置写大字报只批判厂里留用的资本家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不联系自身的问题，就和另外几个人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冷冷清清》。工作队进厂后，开始时支持了王秀珍，还按《十六条》规定，选她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国各地普遍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秀珍也认为工作队包庇党委，和工作队产生了矛盾，工作队甚至考虑要解除王秀珍的厂文革主任的职务。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王秀珍从杨树浦赶到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告厂工作队的状，遇到了中专时的同学王春晓，王春晓分配在上棉十七厂工作，就向她介绍了正在近旁上访的同事王洪文。王洪文告诉王秀珍，自己刚从北京回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告了上棉十七厂工作队的状，並说中央文革支持他们和工作队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王秀珍一听就合拍了，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对工作队有意见，又都是东北大同乡，两个厂又是杨浦区的贴邻，所以谈得十分投机。王秀珍邀请王洪文到自己厂里传经送宝，王洪文第二天就去了，他还指点王秀珍要利用厂文革主任的身份，和工作队进行合法斗争。接着，王秀珍又带着厂里的同伙到王洪文厂里取经。就这样，彼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至于张春桥为什么要选中王秀珍呢？因为原来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掌权的时候讲过，“工总司”内部很多人是“社会渣滓”，主要是指他们有些人在历史上、生活上有点问题。至今，在有些关于上海文革的著作中仍有这样的提法。我觉得笼统地讲工人造反派是“社会渣滓”是不妥当的，这也是当时党的领导对于敢于提意见的群众的一种偏见。但是当时的确有少数人在经济上、生活上有些污点，在家庭历史上也不太清白。张春桥选人的时候就努力想避开这些问题，一定要选政治历史上、生活上清白的人上来，使人家抓不到把柄。包括张春桥为什么选王洪文进市革会，不选潘国平，两个人比较以后，是共产党员的王洪文优先入选，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正因为这个原因，王秀珍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的身份就被张春桥看中，提拔她一步一步地到市里来参加领导工作。 　　 　　王秀珍到北京立了一功 　　 　　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张春桥跟我商量，要派一个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去表示祝贺。我说：“假如要从工人当中选拔代表，是不是可以让王秀珍去？”这是我提名的。上海代表团去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团长考虑由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教卫组负责人陈琳瑚担任，他是革命干部，也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批与马天水、王少庸一起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王秀珍是工人，可以当代表团成员。我说：“到北京去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又是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很有可能上天安门，一上天安门，肯定可以见到毛主席，假如让王秀珍回来再向大家做一个传达，这样可以树立她的威信。”张春桥采纳了我的意见，让她去了。 　　巧的是，那次上海代表团确实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团长陈琳瑚当天中午跟北京的老战友见面，吃饭喝酒耽误了上天安门的时间。王秀珍在天安门上面，又是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握手，又是和聂元梓一起站在毛主席身边，她手里还抓了一把上海“工总司”的纪念章送给毛主席，这次活动给她提供了很好的亮相机会。回来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传达大会，这次就轮不到陈琳瑚传达了，由王秀珍传达在北京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详细经过，特别是讲述毛主席怎么接见他们，他们怎么亲手向毛主席献上“工总司”纪念章，她怎么和聂元梓两人跟在毛主席后面从城楼的东头走到西头，一直追随着毛主席，天安门下面的人对着毛主席欢呼，她们怎么激动掉眼泪。这样一讲，上海的干部和造反派都听到了传达，王秀珍一下子变成大有影响的人物。与会者在文化广场振臂高呼：“感谢毛主席对造反派战士的无限关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王秀珍也因此而沾了光。 　　这一次去北京，王秀珍还立了一功。她回上海以后，向张春桥、姚文元和我汇报：在北京红卫兵参加的座谈会上，有的北京红卫兵发表了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不满言论，陈琳瑚非但不公开批判他们的言论，反而附和。又汇报说：陈琳瑚到北京后到处拜访老战友，发发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还因为喝酒耽误了见毛主席的重大活动。张春桥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着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的面，狠批了陈琳瑚。陈琳瑚也为这件事对张春桥很有意见，背后讲了一些对张春桥不满的话，后来张春桥就把他作为“不见得派”的代表给整了下去，还将他关起来隔离审查。当时把一些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见得好”、“夺权不见得好”的人，称为“不见得派”，陈琳瑚就算一个。王秀珍汇报陈琳瑚的情况有功，深得我们的信任。 　　 　　王秀珍成了王洪文的“总管家” 　　 　　王秀珍有这样一个特点，每天要把大大小小的情况向王洪文汇报。王洪文的耳朵根子比较软，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情况，王秀珍就把“工总司”内部的各种议论，包括有些人对王洪文的态度，都向王洪文一一汇报。甚至把当时陈阿大如何追求“工总司”文艺小分队姓季的演员，追求成功结婚后，两人又闹矛盾，陈阿大外出，小季怎样在外面盯梢，两人在家里怎么吵架等等，都向王洪文详细汇报。王洪文觉得，王秀珍不断有信息可以告诉他，所以一再地重用她，很多人都不敢得罪她。 　　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王秀珍从北京回来，我布置写作组给王秀珍撰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也完成了，署上王秀珍自己的名字。当时姚文元开始主管《红旗》，我们告诉《红旗》杂志，上海有一篇约王秀珍写的文章，介绍她自己怎样从一个提篮叫卖的穷丫头变成纺织工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起来造反，以后又见到了毛主席，决心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文章定稿后，我们用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传给《红旗》杂志，由编辑部直送姚文元。姚文元很快就审看、修改了，并决定在《红旗》杂志上用显著地位发表。文章写得很有气势，王秀珍因此成了上海四十万纺织工人的代表，工人造反派的优秀人物，名扬全国。 　　此后，王洪文对王秀珍非常重用，一再提拔，一九七二年，王洪文要上调北京了，王秀珍本来是“工宣队”一办的负责人，代表工人阶级参与领导的。王洪文临走以前，把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政法部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兵指挥部（文攻武卫）以及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市委、市妇联等这些大权全部交给王秀珍掌管，他还把“工总司”的一批老头头都召来，当面托付给王秀珍领导、管教。这样，王秀珍名副其实地变成王洪文在上海的总管家。 　　王洪文调到北京以后，王秀珍可以直接和他通活，一方面汇报上海的情况，一方面听取王洪文有什么指示或者打听中央有什么精神。我们在上海的几个负责人平时和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联络比较少，因为张、姚不赞成我们经常给他们打电话，有什么事往往都是书面请示汇报。王洪文走后，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要了解中央的精神，又不便经常给张、姚打电话，往往去找王秀珍，让她讲讲王洪文那里有什么精神。于是，几乎天天和王洪文通电话的王秀珍，倒过来向马天水转达中央的精神，这种领导关系很不正常。 　　王洪文离开上海以后，他的小兄弟们对王秀珍顾忌很大，因为王秀珍经常要向王洪文汇报他们每个人在上海的各种表现。王洪文要批评什么人，也通过王秀珍来传达，所以他们都不敢得罪王秀珍。结果在王洪文的圈子里对王秀珍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称呼——“大姐”。“大姐”，原来是党内对中央几位资历很老的女领导的称呼，比如说对邓颖超，叫邓大姐；蔡畅，蔡大姐；康克清，康大姐。只有这一辈的人在党内才配称“大姐”。王洪文和我平时叫王秀珍就叫“秀珍”，但“工总司”的小兄弟们却都叫王秀珍“大姐”。其实按照年龄来讲，王秀珍并不比他们都大；按照造反的资格来讲，王秀珍也并不比他们老，有的人说过在“安亭事件”时他们还不知道谁是王秀珍。由于王秀珍得到了张春桥的提拔，王洪文的重用，并被江青提名当上了市委书记，位置越来越重要，这批人就围着她叫“大姐”。最奇怪的是：有一个上海的老干部张敬标，原来在杨浦区委做过书记，因为解放得早，王洪文极力推荐他作为老干部的代表到市里来工作，张春桥、姚文元采纳了这个意见，张敬标先到市革命委员会当办公室负责人，后来又当上市委常委。当时五十多岁的老干部张敬标见了只有三十多岁的王秀珍，也跟着别人叫“大姐、大姐”，听了实在使人浑身发麻。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3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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