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二） 　　 　　我成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随着运动的发展，市委分配给我们的额外任务，把我们推上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例如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上海市文艺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都起来了，他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要求市委领导到场，可是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都推诿不去，叫我代表市委去。那些造反派见市委领导都避而不见，怒气冲天，就拿我当作批斗靶子。市委派车送我到文化广场，可一进了会场，我就变成了对立面，被推搡到台前。他们揭发市委的问题，要我站在台上听，还要我表态，结果我成了整个批判会的“斗争焦点”。他们说：“丁学雷，你是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市委把你送到这里来做挡箭牌！”我想：这话不错，我真成了一块到处替市委抵挡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了。 　　电影厂的造反派在大会上给我拍照示众，手里拿着拍电影的聚光灯，把灯具放在我脚下的地板上往上打光，拍出来的照片使我的脸拉得很长，脸上还有一团团的黑影，显得很丑陋、很恐怖。他们后来还把这些丑化我的照片拿给我看过。我心里直埋怨市委领导，觉得自己是代人受过。造反派还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造反是有理的，我一个小小的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没有得到授权，既无法承认他们的组织，又不能批经费，更不能签字，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他们轰了我一通，把我批判一番，就打发我回去，我心里感到十分委屈。 　　回到市委，见到市委书记们、常委们，一个个苦着脸坐在康平路小礼堂里，惶惶不可终日。这里、那里，各条战线都要开批判会，都指名要他们去。我感到，他们的日子固然难过，我自己又何尝好过呢？从前我们在写作班参加“战斗”的时候多么光荣，能够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写作任务，能够直通中央，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种状况？所以，有相当一个时期我的心里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我很想直接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对于北京传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始时我是将信将疑的。那时我在市委门口值班，北京红卫兵把《炮打司令部》抄成大字贴在接待站里。我很奇怪：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所以一开始怀疑它不是真的。我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居然不能从正常渠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觉得不正常。但看看这份大字报的口气完全是毛主席的，我真有点晕了。去问市委领导，他们也不否认有这张大字报，而是默认了。我便认定毛泽东的大字报是真的，但奇怪它为何不在党内正式传达。我又想：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我在思想上、感情上还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我多么想直接找到张、姚呀！ 　　可是，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以后，从不跟我们主动联系。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受到文艺界造反派的围攻，我曾为他几次解围，从造反大会会场上把他解救出来。他很感激我，对我说：“你要与姚文元多联系，多一点信息，我们现在很被动。”杨永直知道我和姚文元交情不错，让我在市委宣传部给姚文元多打电话，部长室就有保密的电话红机子，但打过去姚文元不接。多次打电话打不进去，说明姚文元不愿意听电话。只有一次，于会泳受江青之命到北京去搞京剧现代戏，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要把他揪回来，这事闹到市委宣传部，究竟怎么处理？杨永直急死了，要我以于会泳有急事要请示姚文元为理由打过去，姚文元总算接了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于会泳前一时期到北京，是中央要他去搞样板戏的，不要随便揪人。姚文元在电话中给于会泳做了一次证明，才避免了于会泳被揪斗。 　　我想，姚文元不肯接电话，总有他的理由。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守口如瓶：江青怎么接见他？毛主席怎么审改他的文章？他从不向写作班的成员透露。调到中央以后，他更是滴水不漏。就在我为了于会泳的事情和他通电话时，他也表露过这个意思：“我这里不方便直接跟你们经常联络。”我知道那时中央政治局已经不大起作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毛泽东直接领导文革的决策机构，我打电话找姚文元，主要是为了打听中央文革的精神，他也清楚我的意图，所以对我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心里明白，因而更加不愿意多找他。 　　我和张春桥、姚文元无法直接连上线，朱永嘉派到北京后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直接接触，所以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市委写作班成员也是我的苦闷期，日子比较难过，文章也很少写。因为报纸上登的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战线方面的斗争了，而是直接进入政治斗争的领域了。分管写作班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被红卫兵到处揪斗，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整个写作班单独悬在那里，所有成员除了参加学习、开会、接待、值班以外，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我还被曹荻秋叫去参加市委常委会，代他起草检讨，以应付中央和红卫兵的责询。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我和北京红卫兵交上了朋友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了上海，和第一、第二批大不一样的是：他们基本上不是干部子弟，没有“贵族血统”，而且在北京自己的学校里都经历了党委和工作组对他们的压制，后来又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因而有着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来上海不是去社会上扫“四旧”、揪所谓的“老吸血鬼”，而是把矛头直指上海各级党的领导，重点批判的是镇压群众、打击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北京红卫兵时，和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他们比别的红卫兵要早些来到上海，早在八月份他们就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支持学生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以后又到上海文艺界、医务界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介入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和青年报社的运动，支持那里受压制的造反派。他们成立了一个“齐卫东战斗队”，写了许多《一评造反派》《二评造反派》的文章，分析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在上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引起了轰动和争论。他们和那些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同，他们从不参与打、砸、抢和抄家，而是经常在海关学校和华亭路一个医务界的据点里找人谈话，研讨问题。他们能言善辩而又勤于思考，很快赢得了我的好感。 　　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我要小十来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但讨论起问题来却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在红卫兵接待站遇到了我，知道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时对我还抱有戒心，经过几次接触，发现我不是党的高级官员，而只是市委写作班的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就和我逐步接近起来。他们约我到“齐卫东战斗队”住的海关学校去，给我看他们撰写的文章，邀我到华亭路他们的工作据点去参加辩论沙龙，给我讲述他们的南下理念。甚至还让他们身边的中学红卫兵找到常熟路瑞华公寓我的家里来，给我送各种资料。我的强烈感觉是：他们要对我进行造反的“启蒙”教育。 　　我并不厌烦他们，相反我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我对他们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随便“炮打”，还是应该分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然我们会犯一九五七年右派犯的错误。 　　他们说：今天的形势和一九五七年不同了，那时资本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共产党的政权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现在则是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绝对巩固了，鉴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毛主席在“二十三条”和“十六条”中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和反右派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根本不同。 　　我说：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因为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不理解，对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的形势不适应，所以执行了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而不是一概“炮打”。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我说：这样搞法岂非天下大乱了？ 　　他们说：对！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领导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问：那末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帮助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我感到这些大学生真会思索，真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我至今还记得：“齐卫东战斗队”的许小昆在和我辩论的时候，目光灼灼，神态坚定，他直盯着我的双眼逼问：“你愿意做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的工具，还是做一个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青人来到上海，白天吃着粗糙的饭食，晚上睡在教室里的硬课桌上，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调查研究，鼓动群众，就像“五四”时期南下宣传的北京大学生一样。我暗自思忖：他们图些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图，他们只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学说表示无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对毛泽东的每一条“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佩服这一些红卫兵和大学生们的踏踏实实的工作，而我也不满意一些人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指手划脚的作风，所以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奉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之命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了她的一系列讲话，对她抱有成见，根本没有和她见面。我宁愿到海关学校的小屋里和“齐卫东”们促膝谈心，也不愿意听“老佛爷”的喋喋不休。 　　说实话，我和北京红卫兵的友谊，对我后来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确实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小昆更不会想到：就是他的一个电话，使我和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接上了头，从而引出了一场关于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大争论，直接惊动了毛泽东，并且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 　　(第三章完)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1108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4/7/20 20:4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