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我给毛远新做“大媒”(一) 毛远新在文革期间是个名闻遐迩的人物。 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生在新疆,全国解放后到北京,长期生活在毛泽东和江青的身边。在北京读完了育英小学、一○一中学,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一个学期后转学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远新是怎么闻名全国的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从学院回中南海,七月五日,毛泽东和他作了一次长谈,这就是后来由教育部发至全国的文件:《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我曾经反复学习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并预感到在文教战线上正在孕育着一场大风暴。我也知道了毛远新其人,为他能在毛泽东身边亲聆教诲而无限钦羡。 毛泽东启示我们:“为什么不反?”文革开始后,我在上海“反”了,毛远新在哈尔滨也“反”了。他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为东北地区的红卫兵领袖。 毛远新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写了一张较有影响的大字报,分析了当时的保守派和造反派。 他写道:“保守派中有一些过去享受荣誉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有一官半职,手下也有一些群众。这些人工作踏实,忠实职守,这是长处。但是由于他们经常听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去指挥群众,又由于他们能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而从上级得到荣誉,所以这些人容易养成唯命是从的奴隶主义,头脑的框框就多些。这样的地位会使他们过于相信自己,过于相信上级,以致对于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传下来的私货,对党内那些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推行的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相对抗的组织路线一概没有异议,有些人则中毒较深。” 他又写道:“造反派中到处是过去一些‘调皮捣蛋’的人,他们是处于被领导的群众。这些人生活上有些散漫,是短处,但也有很多长处,这就是看问题尖锐,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造自己认为是错误的反,他们是没有地位,没有荣誉,又不被重视,所以他们不怕丢掉什么,也不想捞取什么,他们敢想、敢说、敢造反。所以这些人一经被毛泽东思想所掌握,就会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大字报分析深刻,鞭辟入里。 我和毛远新的交往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又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比较密切的交往。 每次中央开会,与会人员大都住在京西宾馆,王洪文和我总要去看望毛远新。他经常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住在一起,穿著一身空军军装,绿上装、蓝长裤,因为他从哈军工毕业后便参加了空军,当过防空部队的导弹兵。他比我要年轻八岁,中等身材,长相英武,双目炯炯有神。他的嘴唇上有一处伤痕,据说是一次车祸造成的,缝了几针,总算没有破相。他抽烟很凶,房间里全弥漫着烟雾。每次去看他,总看到他在看书,有一次他在读线装书明代思想家李贽的《焚书》。据他说,毛主席非常推崇李贽,说古人中像李贽那样的封建社会的反叛者是罕见的,他反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否定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我听了以后,回到上海也借了李贽著的《焚书》读了起来。 毛远新在谈话时喜欢纵论天下大事,观点很尖锐,口气很大,有点“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味道。一九七零年中共举行了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等人大闹庐山。一九七一年四月,北京举行批陈(伯达)整风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远新在会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闹庐山是一次未遂政变!”我当时觉得振聋发聩,很受启发。林彪还在位,只有毛远新敢于这样讲,我既不敢这样想,也不敢这样讲。心里对他很钦佩,把他的傲气也当成优点看待。 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开会期间,请各省、市代表团提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我觉得根据我对他多年的接触和了解,他应该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我就在上海组的会议上正式提名他为中委候选人。谁知道这个建议递交上去不久,就下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是根据“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毛远新不宜进入中央委员会。为此,我更加对毛主席充满热爱,对毛远新表示尊重。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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