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篇登载了父亲回忆录中的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一），今天将续完。从该回忆中可看出，父亲将自己如何从一个热爱文学写作的高中毕业生，当面临考大学的机会，却不顾家庭父母反对，将大学报名表撕掉，毅然选择投入到市政府号召的知识青年参加市政建设中去，逐渐成长为一个为党的喉舌（市委宣传部）而努力工作的青年干部的历程。他思想上是那样的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在那么多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强的老领导们影响下，他学到了许多。当时他太年轻，身上小知识分子的缺陷和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不断纠正自身错误，不断成长、成熟。 　　 　　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二） 　　 　　参加革命 　　一九五一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南模的同学们纷纷报考大学，我父亲也要我去报考大学的化学专业，我还正式报了名。但就在大学入学考试前夕，上海市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市政建设。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放弃考大学，参加上海市的市政建设，这就算参加革命了。当时市里需要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充实市政建设的队伍，市委机关、市政府、市公安局、上海电力公司、市卫生系统等都需要一批知识青年。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比较好，总想读大学，如果参加市政建设，当时就算参加革命了，必须放弃上大学。我与父母亲商量，他们不是很赞成，因为我考大学应该是很有把握的，放弃了可惜。但是，他们也比较开明，最后还是表示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整个年级五个毕业班里大约有四十多人报名参加市政建设，相当全年级人数的五分之一。参加市政建设的同学把大学报名单撕掉了，我还被邀请到位育中学去现身说法，介绍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市政建设，以及参加革命的思想演变过程。 　　参加市政建设前，我们先进一个训练班进行培训，班址设在上海中学，班主任是周原冰，后任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是伦理学家。他请了很多人给我们上大课，包括副市长潘汉年等。市政建设训练班结业时，很多人被分别分配到市公安局、市电力公司和卫生局，我是最后一批分配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分到什么单位去。事先我填写过志愿，并把自己当过《解放日报》、《文汇报》通讯员的简历，以及写过哪些文章等，在表格里做了比较详细的注明，希望能够被分配到发挥自己写作专长的单位去。训练班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分配了，最后只留下三个人，这一天组织通知我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是共青团员，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市委宣传部是党的领导机关。领导找我谈话，说一方面是考虑到你写作上的特长，另一方面宣传部也需要青年人，这样我就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直接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报到那天，我被分配在宣传部文化艺术处，处长是丁景唐，我就在丁景唐领导下成了文艺处的干事，这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份的事。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到了宣传部文艺处，党组织却很信任我。在党的高级领导部门工作，首先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检查报刊上的文章，从中找出问题。我记得我检查的第一份刊物是上海市的《群众文艺》，看看其中存在什么问题。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当时柯蓝主编的《群众文艺》刊物，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过以后，把这份刊物上的文章内容有哪些不妥，句子有哪些不通，文字有哪些错别字，标点用错了的地方，等等，详细地写了一篇汇报，交给处长和处里其他人审阅。当时处里有一位老同志叫汪震宇，他看了我的汇报后对处长丁景唐说：“这个徐景贤蛮厉害的。”他认为我一个小青年，看了《群众文艺》以后，居然能写出一大篇东西来。我听了很高兴，同时觉得在这里工作使我得到了锻炼，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让我系统地阅看报刊，从中发现问题和指明失误。 　　在领导机关工作，很快就暴露出我的幼稚和局限性。我是直接从学校来到党的首脑机关的，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的实际经验，不知天高地厚。当时市委第二书记刘晓的夫人张毅也在文艺处工作，有一次，她听到我给文化局打电话，我在电话里用了“责成”这个字眼：“这个工作责成你们一定要完成。”张毅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刺耳，在处里开会时提出来：“小徐给人家打电话，怎么可以用责成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带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很不妥当。”这个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到机关，实际年龄不到十八周岁。十八岁能够调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又跟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致，我很自得。在机关里也给报刊写一点文章，比如在文汇报发表《正确认识团是党的后备军》一文，当时自己只是团支部书记，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但那篇文章却是教育广大团员怎么样正确认识自己是党的后备军的。实际上，写这样的文章与自己当时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身在党的领导机关，又用这种口吻写文章，说明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给下级单位打电话时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一九五三年，因为我在党的机关工作比较积极，又是团支部书记，党组织开始考虑发展我入党。同年六月，我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是丁景唐和徐啸，他们很慎重，专门到我家对家庭出身、父母情况进行过调查。发展我入党后，我有点忘乎所以，进一步产生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入党不久，宣传部组织工作队到大隆机器厂搞民主改革，由处长高原带队，我是工作队成员。工作队里几乎都是正式党员，只有我是预备党员，但是党组织很信任我，在大隆厂的民主改革和建党的过程中都把我当党员骨干用。一九五四年七八月，在我预备期满一年后，宣传部总支开始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对于转正，我当时很不认真，也很不严肃，按理每个人在转正会上都要如实地把入党一年来的表现向大家汇报，而我在转正报告中大讲自己的进步，大摆自己的成绩，对缺点则轻描淡写，结果支部会上一下子哄起来了，那天有两个人转正，前面一个人很快通过了，轮到我的时候，很多党员投反对票，不同意我转正。这一下，丁景唐也很被动，因为事先他已教育过我，在会上你要认真地做一个思想总结，给大家汇报一下，而我稀里哈拉就讲开了，从学校毕业谈到参加工作，一切都很顺利。那天晚上没通过预备党员的转正，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当时我正在与葛蕴芳谈恋爱，葛蕴芳解放以前是上海市立女师的学生，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并于一九四九年初加入共产党，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她曾在市委党校学习，后为当时任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的机要秘书，是解放以后夏衍的第一任秘书。后来夏衍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她就留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做部长室机要秘书。我在宣传部与她认识，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了。她看我连预备党员都不能转正，对她也是很大的打击。当时我感到她是地下党员，我现在连党员都不能转正，与她谈恋爱就大受影响了。她当时向我提出，你一定要认真改造思想，提高对党的觉悟，争取转正，我才能与你继续发展恋爱关系。 　　受到这个挫折后，我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究竟有哪些需要改正的地方，以后下厂工作就比较扎实了。一九五五年，宣传部总支正要重新讨论我的转正问题的时候，“反胡风”运动开始了。部长彭柏山作为胡风集团嫌疑分子被关押审查，处长丁景唐被认为与胡风一案有牵连，连带审查宣传部里有没有类似胡风的小集团，就集中火力搞丁景唐小集团，把丁景唐身边的人都审查一遍。我因为是被丁景唐发展入党的，也被当作审查批判对象，有一段时间没分配我工作，为此我一直很惶恐。后来，决定把我调到上海市文化局审查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跟着束韧秋工作，他后来担任新民晚报总编辑。这个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到市委文艺工作部，一九五六年，文艺工作部下设社会文化处，束韧秋任处长，我是干事。同年六月，我才转正为正式党员。 　　到文艺工作部后，我有机会认识了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文艺工作部的部长，下面还有几个副部长，我作为干事虽然跟他接触不是很多，但感觉他对文艺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柯庆施设文艺工作部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以把文艺处从市委宣传部划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部，下设文学处、艺术处、社文处、干部处等，由张春桥主管。到文艺工作部以后，我深感自己的学历不足，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太少，我就向领导提出要求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到校听课，我先后听了徐震锷、程俊英、施亚西等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及作品选读课，得益不少。文艺工作部成立后，搞了一段时期政治运动，如反胡风，搞大批判，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思想等，时间不长，张春桥担任部长也不过一年时间。一九五七年，文艺工作部被撤销了，我再回到市委宣传部。主持宣传部日常工作的先是谷牧，后是石西民。我在石西民领导下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写作实践 　　一九五七年，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写了一篇文章：《破教条主义的戒，开群众文艺的花》，发表在群众文艺刊物《演唱》上。文章发表后，正好“反右派”开始了，《演唱》刊物上登了两篇批评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中“破教条主义之戒”等言论象右派说的，搞得我很紧张。处里当时也对我进行批评，说你怎么写这样的文章。当时处长任干、章力挥等在上海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过一个发言，对文艺工作中党的领导也提了一些意见，他们当时正忙着检查自己言论的不当。外界对我的文章进行批评后，他们才跟着批评了我。我这篇文章如果是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写的话，一定会被划成右派，后来没有把我划成右派，我想可能是因为处长们忙于检讨自己，我这篇文章的错误性质与他们的发言相比又好像轻了一些。所以我在反右运动中以挨批评过了关，但这件事在我思想上造成一个错觉，即无论如何一定要学姚文元，写文章的姿态要左。姚文元当时总是写批评别人的文章，我感觉到自己要在写评论文章时站住脚，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运动的前列来批评别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才能被领导视为革命左派。因此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批评右派言论的文章，即批判沈雁（记者沈涯夫）在解放日报上的右派言论，后来我得知，沈雁被划成右派并被流放到青海去了。这是我当时以文章伤人的一例。 　　我除了写一些评论文章外，还想写出一点好的文学作品，觉得这样影响才大。一九五八年，党号召大家搞群众创作运动，大写民歌，人人写诗，后来发展到发动群众写散文、小说、剧本等。那时我被临时调到上海作家协会群众创作办公室工作，群众写的小说、剧本等都送到群众创作办公室，当时有一个剧本叫《香飘万里》，通过群众创作办公室的帮助准备拍电影，还有老干部朱道南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是经过群众创作办公室帮助后出版成书的。当时我既组织过群众文艺，又辅导过群众创作，还负责编过《上海民歌选》，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连续编了三本。当时我认为，既然我编过书，又辅导过群众创作，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动手来写呢？我决心自己动笔写一部作品。在我的生活经历中，解放前的交大学生运动对我的影响最深最大。在交大，象穆汉祥烈士这样的大哥哥带着我们搞学生运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搞民主夜校，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觉得写学生运动很有特点，就请了十天创作假，一口气写出了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最初的名字叫《黄浦江畔的风暴》，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一九五九年写成，一九六零年连载，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上海文学》选载了部分章节，接着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改名为《党的儿子穆汉祥》。由于当时党很强调革命传统教育，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了“红旗读书运动”，团市委书记陈启懋还在报上写了推荐文章，这本书被列入“红旗读书运动推荐书目”，并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很大，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部作品于一九五九年完成，上海作家协会就发展我成为会员了。宣传部长石西民看到了我的书，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里面有一篇《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提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石西民看到毛泽东如此高度地评价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把这部《党的儿子穆汉祥》改编成电影剧本，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我当然很高兴，他还批准我请了较长的创作假。石西民的妻子吴伟是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她向我约稿，决定把原作改编成电影剧本后让海燕电影厂拍成电影。他们还物色了上海的老作家于伶参与剧本改编，于伶写过电影剧本《聂耳》、《大李、老李和小李》等，解放后他受潘汉年、杨帆案件牵连，一直没有受到重用，以生肝病、身体不好为由，在家里休息。他在剧本创作上很有经验，所以海燕电影制片厂指定于伶和我一起合作，把《党的儿子穆汉祥》改成电影剧本。后来市委文艺处的副处长章力挥对这个题材也有兴趣，于是三人一起改编电影剧本，由我执笔，起名《曙光在前》，一九六三年剧本完成，在《电影剧作》上正式发表。 　　这个剧本原本要拍成电影，后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他批评当时的创作题材里洋、名、古的东西太多，要大写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这样一来连写革命烈士的作品也吃不开了。电影厂把它搁置下来，调过头去组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的作品。当时柯庆施看中了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写的初稿，基础比较好。为配合大写十三年，一九六四年底举行华东话剧汇演，华东各省市都要拿出作品来，柯庆施就决定把《年青的一代》作为上海的重点，调我和章力挥去帮助陈耘修改《年青的一代》。在这过程中，周总理也看了这部剧本，把剧本中林育生念父亲遗言的一段亲自作了修改。那个时候创作都要强调领导、作家、群众三结合，领导都是直接抓的，柯庆施亲自抓，抓得很紧，甚至在剧本的排练过程中，柯庆施听说主要演员曹雷（饰演林岚）扭伤了腰，还当场派车要我送曹雷到华东医院请推拿专家治伤。 　　这个剧本是我们三人合作的，主要的作者还是陈耘，在原作的基础上，我们修改后上演，获得了全国话剧优秀作品奖，华东话剧汇演上也得奖了。接着就改编成电影，由张春桥亲自抓，拍成后在全国发行，影响越来越大。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直接管文艺，抓一些重点创作，他是柯庆施的所谓不管部部长，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自从石西民调北京文化部以后，张春桥又兼任宣传部部长，我两度在他领导之下工作。 　　张春桥对我比较欣赏，他当了宣传部长，我写了文章送他审查，他总是顺利通过。我除了写文艺评论、剧本外，还给报刊写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当时觉得哪个地方可以体现领导意图，我就紧紧跟上。比如当时柯庆施称赞科学家彭加木的事迹，树立彭加木为标兵，我就马上去访问彭加木，当然这些都是业余写作，由于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有便利的条件。访问他以后，我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似火》，发表在《萌芽》杂志，后来又收入《萌芽》丛书，影响很大。由于我在上海文学界比较活跃，市委就提名我和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去，还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一九六五年，我把写过的散文、报告文学集中起来，又出了第二本书，以《生命似火》为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文艺界已经受到很厉害的冲击，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经下达了，文艺界其他人都岌岌可危，纷纷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检查自己跟“裴多菲俱乐部”有什么关系等等，我的书却能够出版、发行，这充分证明我已经成为上海文艺界“左派”中的一员。这些写作成果也为我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续完）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2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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