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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祭(三)

王绍玺

  三、 我当学马列辅导员时的接触
  1973年5月,朱永嘉、王知常因为工作繁忙,动员我离开专案办,回到写作组,策划出版《自然辨证法》杂志,并出任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称为写作组领导成员。
  1970年秋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紧,建立了集体读马列的学习制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马天水文化水平较高,但长期担负领导工作,认真读马列的时间不多。新干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数劳动模范,文化水平有限,连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领会精神了。徐景贤文化水平颇高,似乎也不曾仔细阅读过六本专著。常委们对自己制定了个集体阅读六本马列著作的制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时至12时,集体阅读,星期四分头下基层。为了阅读顺利,常委们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几个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权威,做他们的辅导员轮流伴读。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为《红旗》、《人民日报》组织撰写重头文章的同时,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月刊,还办了一批学习班,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太忙,便鼓动我代替他们伴读。由此,从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初,我伴读了三年多,和徐景贤几乎每天都有二小时的接触。这个期间,徐景贤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洁自律。有一次学习开始前,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但陈阿大等只是多吃多占,后来也未查出经济上有什么大问题。
  据我观察,包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说(我陪读休息时,经常与他们闲聊),徐景贤及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俭朴。徐去世时,有副挽联说他“用权不谋私”,是很贴切的。
  这也是时代风气。当时的官场,虽然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但公开大肆贪污受贿者还没有。广大干部,特别是掌有一定权利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都还是廉洁自律的。拿写作组来说,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经学习班进入的小青年,日夜忙于写作,除了0.2元的一顿夜餐外,全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党的传统作风的熏陶。四人帮粉碎后,写作组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查政治,所写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面讲话为据,不是自己的发明,查不下去。上面又指示,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大张旗鼓地查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又查所谓生活问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面又发话了: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烂,说明他们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从严处理。上面还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他们没有问题,岂不是我们有问题了!这种语言背后,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当时在位者的风气。
  2.为事谨慎,不主张自我张扬。1975年秋天,张敬标对我说,像上海市委常委这样集体学习马列的,全国还没有第二家,他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报道,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心里想,你们天天学,成效并不显著,写这种东西,更涉及到对上海市全面工作及常委个人的评价,没有把握,不想写,却推脱不掉。无奈之中,我问徐景贤怎么办。他先承认,各地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确实不多,上海的形势也比较好,但这很难和天天读挂上钩,因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又说,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我要他向张敬标打个招呼,免去这苦差使,我还告诉他,我曾建议请新华分社记者来写,我写有自我表扬之嫌,可张敬标不肯。徐景贤说:那你就去找他,说写报道需要素材,请他提供(张敬标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将他一军。后来我请张敬标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写报道了。
  又有一次,马天水说,他陪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江南造船厂,齐奥塞斯库看着途径的河南路一带说,上海这十几年似乎没有变化。王秀珍在学习室大叫,他算和我们很友好了,竟这样污蔑我们!马天水说:“河南路一带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新项目都在四郊,他没有看见。市区的一些地段早应该改造,但我们现在还力不从心。”徐景贤感叹说:“我们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但马老经常说,我们的生产,是在拼老底,发展上海,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总是自己唱颂歌,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看得出,他当时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3.读马列,能够注意联系实际。1975年秋,常委们阅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了,两者都提到打破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便合在一起讨论。马天水说,张春桥要他组织人调查匡算,有没有可能实现解放初的供给制,打破包括等级工资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几个单位测算,即使实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给制,财政支出也要比现在的工资制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对王少庸、冯国柱说:恢复供给制,你们老同志的工资要降低了。冯说:那时也有等级,吃饭分大中小灶,结婚要“二五八团”(满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王少庸说:那时日子比现在好过,生孩子就配保姆,三个孩子两个保姆,我在青岛(当市委书记),吃饭有特供,专职炊事员,抽烟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贤感叹说,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为夺了权,一切都容易解决,根本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头脑发热,想问题很简单。口口声声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为自己旗帜举得很高,现在想想,对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要好好学习。遇到问题,不能只抄几条语录……
  4.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陪读时,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都搬进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属也留在大院里。初进大院,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常委们学习时,从不谈论自己的子女,也不讲大院里的孩子们。但有一次,王秀珍带着几分气愤地说:洪文的儿子太不像话,因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华东医院,他不肯吃药,医生好心开导,他就骂人。领导亲自劝说,他竟说,我有了权,先撤你的职。医院里没有办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办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电话问王洪文怎么办,洪文说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头。小廖去抽了他两个耳光,安静了几天,又闹起来。王秀珍问徐景贤:你和文元同志的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懂礼貌?徐景贤笑笑说:“女孩子嘛,总会文静点。”王秀珍说:我那个丫头,总是跟着洪文的儿子疯,洪文的儿子住院了,也安静不下来。王少庸忽然问我:“老师,马克思对子女教育有什么重要论述?”我知道他是要转移话题,就说:“有本《马恩列斯论教育》,可惜没有大字本(当时供领导干部阅读的马列文本书,都是正文用四号字的大字本)”马天水说:“教育子女,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家长。景贤、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儿子好汉。”
  徐景贤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里有口皆碑,康办的工作人员多次对我说,这两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礼貌,从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儿子,则从刚搬进大院的小呆瓜,很快变成小霸王,人人摇头。父亲显赫的地位,对子女的成长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对他儿女成长反而有利,因为可以在艰难中奋起。后来王洪文的儿子反到比较争气。徐景贤地位变了,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静中成长,缺少霸气,反而不利于他在逆境中奋起,事务总是相反相成的,这大概也是辩证法罢。
  5.徐景贤对我很关心体贴。我刚刚陪读时,非常担心出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马列著作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备课,遇到难题,写作组的文史哲经各组都有能人,随时帮我解决,容易对付。我最担心的是,常委们学习时如果议论了他们认为不宜外传的事情,偏偏他们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给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面猜中,造成被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推卸责任,很可能拿我当替罪羊,下场很惨。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我发现常委们开“无轨电车”时,就装着上卫生间。徐景贤很细心,几次以后,他就问我,是身体不适,还是有稿件急需处理?我讲了自己的担心。他叫我放心,说学习时不谈重大工作机密。常委们了解你的为人,不会这样做。即使遇到问题,他也会帮我做工作。一次,马天水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辩证法》杂志说:“内容很好。”徐景贤趁机说:杂志的主编就是我们这位王老师,还说我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谨慎。经他这么一说,本来对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张敬标和冯国柱,也开始和我热络起来。徐景贤还对我说,以后如果遇到我应当回避的情况,他会提醒。后来,有一次学习中,赛福鼎夫人突然到学习室拜访,他是带领新疆歌舞团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贤说:“你也听一听,新疆客人来上海演出,还需要你们写文章宣传呢!”不过,赛夫人只是礼节性拜访,后来只发了消息,并没有要写作组写文章。又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未通报就来到学习室,我看他那严肃神情,似有话要说,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贤向我点点头,意思是我做的对,我就离开了学习室。
  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说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间天天和马、徐、王等见面,比他们秘书的接触都多得多。我奉命写了陪读的见闻,没有多少他们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责态度坏。后来审查者从马徐王等常委及他们的秘书那里反复核对,证明马徐王等的所谓阴谋活动,确实都没有在读马列著作时进行,我所受这方面的重压,才得到解脱。能够如此,和徐景贤的细心关照有极大关系。
  徐景贤去世时,我在匆忙之中,用欧阳修、刘禹锡的话,写过一副挽联:“天下名花唯牡丹,人间声价是文章”我相信,徐景贤的一些优秀作品和自传式的《十年一梦》,都会长久地传扬,他的人品和理想,也会使识者愈益感到犹如牡丹的芳香。这只是从总的方面讲,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景贤也有不足之处,尽管他碰到难题时,处处想做好人,结果还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他总想委曲求全,但如果从全局看,他是很难周旋于方方面面,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尽管他始终没有丝毫恶意,但弄不好反而会把自己摆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他的遭际,有时候真如《红楼梦》的回目所言:“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对于这一点,朋友们也只能以无奈两字来体谅他了。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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