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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徐景贤

  编者按:
   父亲的遗稿《徐景贤最后回忆》在香港出版面世已有半年,在父亲纪念网上曾登载过代序(朱永嘉伯伯所写)和后记(母亲所写)之后,从今天开始,将陆续发表父亲的回忆文章,真实记录了当事人的人生成长轨迹及所亲身经历的许多往事。此书在香港天地图书、田园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都有出售。
  
  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一)
  
  人们常常问我:你这样一个普通的土生土长的上海青年,怎么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就进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工作?又怎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上海市委书记的?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叙述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演变,包括我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
  我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宗骏是上海郊区奉贤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解放前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有过联系。他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在家乡奉城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脱党来上海市从事教育工作,进交通大学和南洋模范中学教书。解放前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当时在奉城办曙光中学时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我的母亲戴秋楠,当过小学教师,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家乡奉贤蓬蓬勃勃的妇女运动,当选为国民党奉贤县党部的委员,以后随父亲来到上海,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
   家庭影响
  也许在解放前父亲有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他想保护自己以及全家,所以他在我面前从来都不议论共产党,也对我隐瞒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只是一个正直、敬业的教师。他给我的影响,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一颗爱国心,热爱祖国,要有民族感情,不忘记民族气节;在学业上要有进取心,要能够不断地掌握知识,要出人头地,有一个比较高的文化层次。他曾对我说过希望我将来继承他的事业——潜心化学研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家里有很多化学书籍,包括外国原版的化学书、辞典等,还有一些做化学实验的设备。他原来想传承给我,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当时读上海商学院,弟弟在读小学,于是父亲希望我能延续他的愿望,将来从事化学专业。
  父亲让我去比较好的小学、中学读书,将来可以依照他的意愿考进交通大学。所以他安排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上海天平路上一个比较简陋的复华小学考入南洋模范小学。南洋模范中、小学当时都很贵族化,学费昂贵,一学期要交付相当于十几担大米的费用,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本来是难以负担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大被汪精卫伪政府接管,变成伪交大,父亲愤而辞职。南洋模范的校长沈同一知道他拒绝受聘于伪交大,又是比较优秀的化学教师,就聘他到南模教书。按当时的规定,南模教师的子弟进校可以减免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还可以减免另一半,我因符合这两个条件,在南洋模范就可全免学费了。
  我进南洋模范小学以前在复华小学念书的时候,就爱好看书写文章,按理说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对写作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家里订阅了《小朋友》杂志,人家也送了好多儿童读物,使我有条件看比较多的书籍,看了以后就萌发念头:人家看书能写出文章来,我也要写文章。在小学里的时候,复华小学编了一个小刊物,是油印的,我就在上面写点小文章。由于爱好看书写作,语文好,其他功课也不错,我到三年级下学期考南洋模范小学的时候,在入学考试的新生中考了第一名。在南模小学,我的成绩一直比较好,父亲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考到前三名,才能减免学费,才能在南模从小学一步步地读到初中、高中。
  在南模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我的父亲》,当时父亲的教师生涯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了,我就在作文里着重写了父亲清苦、辛劳的教师生涯。当时教师的收入较低,虽然父亲在中学教书,但要维持一家的生活很不容易,每天要工作到深夜,我晚上从睡梦中醒来,总是看见他在昏黄的灯光下,伛偻着背,批改学生的作业,写着写着,他的右肩上鼓起了一个大瘤。有感于此,我在作文的最后写了两句话,针对当时人们都说教师是清高的职业,我写道:“清高,清高,喊的人真不知道教师心中真正的悲苦呢!”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写出了这样的作文,在教师中引起很大的共鸣,都说这个学生的作文说出了教师的心声。我的这篇作文先在小学教师中传阅,然后作为范文佳作刊登在小学的公告板上供大家阅读,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写了这样一篇作文,居然能得到这么多的赞扬和嘉奖,从此我对看书、写文章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我很感激我的学校,当时南洋模范小学有一个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我借得很起劲,把学校图书馆里有关文学的书差不多都看遍了,又向同学借阅《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孟加拉民间故事》等。另外,我有一个同学叫唐雨门,与我家同住在广元路上,是在一条叫“义合坊”的弄堂里,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作家唐弢的儿子。唐弢先生当时编《万象》杂志,抗战还未胜利,在上海能有《万象》杂志看,这是非常难得的。唐雨门不告诉他的爸爸,就把每期《万象》杂志悄悄地从家里拿出来给我看,还有当时出版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其他刊物。我从小学起就可以阅读很多的课外书籍,包括鲁迅、张爱玲和柯灵的作品等等。当时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学书刊,对于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是平凡的生活里一种莫大的喜悦。我有幸在小学阶段受到文学环境的影响,加上学校的帮助,老师的爱护,对成绩好的同学每年有所鼓励,作文等经常被公开展示,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然而也养成了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老想要出人头地,扬名天下,在思想上顽强地想表现自己,这种念头从小学开始就有了。
  
  学校生活
  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学校里民族独立的气氛很强烈,比如日本鬼子曾经到学校里抓老师,学校为此停课,大家就骂日本鬼子,我甚至在作文里写上:“打倒××帝国主义!”当时老师们也都容忍了。这个学校虽然很贵族化,但校风一直很严谨,它不允许官吏、富豪的子弟来校时穿得豪华或者吃得考究,大家都一样,穿着非常普通,女生一律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不穿皮鞋,不准烫发,没有任何化妆,男生也是,当时还有穿长衫的。我小学时曾穿过一个时期长衫。虽然有的学生家里很有钱,但学校反对家里用黑色人力包车或者小汽车把学生送到学校来炫耀,所以学校风气比较好。学校里大家看起来都很平等,学风也好,只有品德好、成绩好的学生,才会受到老师的表扬。
  当时社会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我家里一度经济很困难,由于日本军队的封锁,上海缺少粮食。当时米价奇贵,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只能半夜起来,跟大人一起去挤“户口米”。半夜十二点钟就去排队,排队的人都挤在米店门口,挤得肚皮贴背皮,小孩挤在里面呼吸都非常困难,排队后店员在我们肩膀上写粉笔字,比如我是二零六号,后面是二零七号,凭这个粉笔字,下半夜再到米店去盖蓝色图章,图章敲在手背上。然后队伍散掉,到天亮以后拿米袋去买“户口米”。“户口米”基本上是碎米,价格比较便宜,但每人也只能买一升,我和姐姐、母亲一起去挤、去排队,当教师的父亲就在家里留守。
  由于买回来的“户口米”不够吃,还得在黑市上买一些。黑市米是由米贩子从郊区日本兵封锁的地方偷带回来的,缝在衣服里面,从棉袄里抽出棉花,在衣服夹层里缝出一长条、一长条的布袋,把米藏在里面,到市内再把线拆开,把米倒出来,这种米价格比较高。米贩子告诉我们,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贩米的,有人被日本人的刺刀捅过,有人被狼狗咬伤。有一个时期米实在不够,家里就用麦粞(麦子的皮或麦子的头)混在碎米里,或者洒在碎米上,敷一层再煮,这是像麸皮一样的东西,很硬,难以下咽。还有一种六谷粉,就是玉米粉,黄黄的带有霉味,也成为每天的食粮。
  那时候,因为生活的苦就产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恨,父亲的经历也是对我的一种民族气节的教育。他不愿意到伪交大去教书,有一段时期失业在家。到南模教课后,家里生活仍很困难,只能卖掉睡觉的床和部分家具来维持生活,同时出租家里的一部分住房,以房租来减轻一点经济负担。那时,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抱着一种很强烈的希望。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在我家住的广元路石库门弄堂里,我还发动同一里弄的中、小学生举办了一次庆祝抗战胜利联欢会,大家自己布置会场,把蒋介石头像和孙中山头像一起高悬在银色的V字中间,我自己做主持人,组织邻居的孩子们演出节目,庆祝抗战胜利。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我还曾经与母亲一起到延安路去看,当时延安路取名叫中正路,我看到他坐着汽车开过,对他很敬佩,认为他是抗日英雄。
  进入中学以后,周围的政治环境很快发生变化,南模是一个进步的学校,后来我了解到学校里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他们带领学生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交大从四川迁回上海以后,又让我父亲回去教书,父亲就一面在交大化学系教书,一面兼着南洋模范中学的高中化学课,我们家就住在交大附近,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到交大去。我是交大教师的子弟,交大有许多进步的学生运动可以让我参加,这样就使我逐步消除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倾向进步。
  
  社会活动
  抗战胜利后,交大与南模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尊师、助学活动,上街义卖,我就有机会到社会上去参加一些活动,我当时感觉到是大哥哥、大姐姐带我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当时教师的生活很困难,因为抗战胜利后社会经济情况又很快恶化了,为了解决老师的一部分生活困难问题,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学生付不出学费,就开展助学活动。怎么尊师助学呢?学联先到上海有关的工厂去募捐一些商品,如痱子粉、卷糖(水果糖)等,另外还制作了一个尊师助学的纪念章,拿到马路上、居民家里去义卖,这些社会活动引导我们去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一面在学校里学习,一面就参加这些活动,活动结束以后,进步同学带领我们参加各种集会,在集会上学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歌曲。
  一九四六年以后,交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六千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酿成了南京下关“五.二○” 惨案。上海交大学生组织营火晚会,抗议“五.二0”惨案,我参加了交大学生组织的活动,亲身感受到反美反蒋的强烈气氛。我觉得父亲给我的影响只不过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教育,而交大进步的学生运动则让我了解当时的社会,受到革命的教育。
  有一次,交大学生在华山路示威时被国民党军警打伤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还用狼牙棒打人,学生事后开了控诉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声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路是人走出来的》表示支持。当时看到交大学生受到镇压,我们都充满义愤。学校进步同学就进一步对我进行引导,让我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学生自治会当时开设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是学生们自己集资举办的,为学生服务,卖一点文具、小食品等,我被吸收到消费合作社去值班。后来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一个学艺部,我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又成为学艺部的成员。到高中阶段,我参加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当选以后,接触到更多的进步学生。
  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叫徐惟诚(解放后调到解放日报当过副总编辑,后来又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他经常到我家来找我,我父亲看到我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担心我出事。他自己因为有着一段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来又脱党的经历,担心我跟着共产党走有危险,劝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但我因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仍偷偷到交大去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我溜出去,他又阻止不了。有一天,当徐惟诚找到我家里来叫我出去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挡在家里,他自己出门对徐惟诚讲:“你以后不要来找徐景贤了。”徐惟诚也是他的学生,老师正式通知他下次不要来找了,徐惟诚不好违背,以后他就不敢到我家来了。
  虽然我后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我感到,这些进步学生(后来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就很少来找我了。因为他们的老师又是我的父亲直接进行了干预,所以我的父亲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明哲保身。他曾经在解放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他就是以这样一种中间的态度来迎接解放。我在学校里也仅仅有局限地参加一些进步学生活动,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由于父亲的影响,加上我自己的犹豫,我没有很积极地去追求,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我总是后悔当时的“思想觉悟不高”。
  
  阅读经历
  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同学介绍我去参加了复光课余图书馆,地点在卢湾区重庆路万宜坊一个同学的家里。这是一幢新式里弄房屋,整个客堂摆满了书架,架上的图书都是各校学生捐赠的,免费供给读者借阅。由于创办人的读书品位较高,所以馆内的图书都是有相当质量的。抗战胜利以后整整有三年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骑着父亲留下的“老坦克”自行车,从徐家汇赶去图书馆两次,每次可以借回家两本书。等到我被批准为馆员,可以进入图书馆内部为读者服务以后,我又获得了自由上架选择图书和每次借书五本的权利。我正象蜜蜂掉进了糖缸里,有吮吸不完的蜜汁。在这段时间里,大大提高了我的阅读量,扩大了我的阅读视野。我读到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冰心、巴金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看遍了从老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到高尔基的大量俄罗斯文学,也接触到了狄更斯、杰克?伦敦、海明威、史坦倍克等英、美文学。在图书馆里,我还有机会读到描写学生运动的作品《新生代》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同时,我也接受了四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影响,施济美的柔婉、徐訏的森冷、无名氏的狂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同时沉迷于福尔摩斯、亚森罗宾和斐洛?凡士探案,饶有兴趣地阅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种借阅图书的方式,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审美趣味,也为我今后从事写作奠定了基础,阅读使我毕生受用。
  上海解放了,我当然很高兴,因为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南模中学是第一批建团的学校,我也第一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学校里我用办报纸、办刊物来讴歌新的生活。解放前学生在学校里办的墙报、壁报比较多,有一种进步报纸叫《学生报》,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是地下党办的,我看得比较多。解放以后我感到自己应该来办报纸,在学校里也出现了大量的墙报、壁报。当时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办了《青锋》壁报,有一个编辑向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毛泽东给他们题了“青锋”两个字。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则办了一份铅印的刊物,叫《同志》,不定期出版,我在上面写论文、散文、小说,什么都写。
  解放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觉得不仅要在学校里写,还可以向外面投稿。我就给上海的报纸写学校通讯稿,不仅写南模,还写交大的活动,因为解放后我仍和交大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把交大、南模等学校的政治活动啦、联欢活动啦,写成通讯向报纸投稿。同时,我担任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的通讯员,还参加了《大众电影》的读者联谊会,给电影刊物写文章。当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如《解放日报》、《文汇报》举办的讲座和通讯员学习班,大大地开阔了视野。我是南模的通讯组组长,接触面更加广泛,稿件写得比较多。我萌生了一个志愿:要用自己的笔来歌颂祖国的变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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