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父亲的遗稿《徐景贤最后回忆》在香港出版面世已有半年，在父亲纪念网上曾登载过代序（朱永嘉伯伯所写）和后记（母亲所写）之后，从今天开始，将陆续发表父亲的回忆文章，真实记录了当事人的人生成长轨迹及所亲身经历的许多往事。此书在香港天地图书、田园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都有出售。 　　 　　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一） 　　 　　人们常常问我：你这样一个普通的土生土长的上海青年，怎么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就进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工作？又怎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上海市委书记的？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叙述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演变，包括我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 　　我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宗骏是上海郊区奉贤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解放前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有过联系。他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在家乡奉城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脱党来上海市从事教育工作，进交通大学和南洋模范中学教书。解放前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当时在奉城办曙光中学时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我的母亲戴秋楠，当过小学教师，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家乡奉贤蓬蓬勃勃的妇女运动，当选为国民党奉贤县党部的委员，以后随父亲来到上海，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 　　 家庭影响 　　也许在解放前父亲有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他想保护自己以及全家，所以他在我面前从来都不议论共产党，也对我隐瞒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只是一个正直、敬业的教师。他给我的影响，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一颗爱国心，热爱祖国，要有民族感情，不忘记民族气节；在学业上要有进取心，要能够不断地掌握知识，要出人头地，有一个比较高的文化层次。他曾对我说过希望我将来继承他的事业——潜心化学研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家里有很多化学书籍，包括外国原版的化学书、辞典等，还有一些做化学实验的设备。他原来想传承给我，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当时读上海商学院，弟弟在读小学，于是父亲希望我能延续他的愿望，将来从事化学专业。 　　父亲让我去比较好的小学、中学读书，将来可以依照他的意愿考进交通大学。所以他安排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上海天平路上一个比较简陋的复华小学考入南洋模范小学。南洋模范中、小学当时都很贵族化，学费昂贵，一学期要交付相当于十几担大米的费用，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本来是难以负担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大被汪精卫伪政府接管，变成伪交大，父亲愤而辞职。南洋模范的校长沈同一知道他拒绝受聘于伪交大，又是比较优秀的化学教师，就聘他到南模教书。按当时的规定，南模教师的子弟进校可以减免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还可以减免另一半，我因符合这两个条件，在南洋模范就可全免学费了。 　　我进南洋模范小学以前在复华小学念书的时候，就爱好看书写文章，按理说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对写作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家里订阅了《小朋友》杂志，人家也送了好多儿童读物，使我有条件看比较多的书籍，看了以后就萌发念头：人家看书能写出文章来，我也要写文章。在小学里的时候，复华小学编了一个小刊物，是油印的，我就在上面写点小文章。由于爱好看书写作，语文好，其他功课也不错，我到三年级下学期考南洋模范小学的时候，在入学考试的新生中考了第一名。在南模小学，我的成绩一直比较好，父亲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考到前三名，才能减免学费，才能在南模从小学一步步地读到初中、高中。 　　在南模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我的父亲》，当时父亲的教师生涯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了，我就在作文里着重写了父亲清苦、辛劳的教师生涯。当时教师的收入较低，虽然父亲在中学教书，但要维持一家的生活很不容易，每天要工作到深夜，我晚上从睡梦中醒来，总是看见他在昏黄的灯光下，伛偻着背，批改学生的作业，写着写着，他的右肩上鼓起了一个大瘤。有感于此，我在作文的最后写了两句话，针对当时人们都说教师是清高的职业，我写道：“清高，清高，喊的人真不知道教师心中真正的悲苦呢！”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写出了这样的作文，在教师中引起很大的共鸣，都说这个学生的作文说出了教师的心声。我的这篇作文先在小学教师中传阅，然后作为范文佳作刊登在小学的公告板上供大家阅读，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写了这样一篇作文，居然能得到这么多的赞扬和嘉奖，从此我对看书、写文章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我很感激我的学校，当时南洋模范小学有一个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我借得很起劲，把学校图书馆里有关文学的书差不多都看遍了，又向同学借阅《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孟加拉民间故事》等。另外，我有一个同学叫唐雨门，与我家同住在广元路上，是在一条叫“义合坊”的弄堂里，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作家唐弢的儿子。唐弢先生当时编《万象》杂志，抗战还未胜利，在上海能有《万象》杂志看，这是非常难得的。唐雨门不告诉他的爸爸，就把每期《万象》杂志悄悄地从家里拿出来给我看，还有当时出版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其他刊物。我从小学起就可以阅读很多的课外书籍，包括鲁迅、张爱玲和柯灵的作品等等。当时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学书刊，对于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是平凡的生活里一种莫大的喜悦。我有幸在小学阶段受到文学环境的影响，加上学校的帮助，老师的爱护，对成绩好的同学每年有所鼓励，作文等经常被公开展示，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然而也养成了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老想要出人头地，扬名天下，在思想上顽强地想表现自己，这种念头从小学开始就有了。 　　 　　学校生活 　　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学校里民族独立的气氛很强烈，比如日本鬼子曾经到学校里抓老师，学校为此停课，大家就骂日本鬼子，我甚至在作文里写上：“打倒××帝国主义！”当时老师们也都容忍了。这个学校虽然很贵族化，但校风一直很严谨，它不允许官吏、富豪的子弟来校时穿得豪华或者吃得考究，大家都一样，穿着非常普通，女生一律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不穿皮鞋，不准烫发，没有任何化妆，男生也是，当时还有穿长衫的。我小学时曾穿过一个时期长衫。虽然有的学生家里很有钱，但学校反对家里用黑色人力包车或者小汽车把学生送到学校来炫耀，所以学校风气比较好。学校里大家看起来都很平等，学风也好，只有品德好、成绩好的学生，才会受到老师的表扬。 　　当时社会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我家里一度经济很困难，由于日本军队的封锁，上海缺少粮食。当时米价奇贵，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只能半夜起来，跟大人一起去挤“户口米”。半夜十二点钟就去排队，排队的人都挤在米店门口，挤得肚皮贴背皮，小孩挤在里面呼吸都非常困难，排队后店员在我们肩膀上写粉笔字，比如我是二零六号，后面是二零七号，凭这个粉笔字，下半夜再到米店去盖蓝色图章，图章敲在手背上。然后队伍散掉，到天亮以后拿米袋去买“户口米”。“户口米”基本上是碎米，价格比较便宜，但每人也只能买一升，我和姐姐、母亲一起去挤、去排队，当教师的父亲就在家里留守。 　　由于买回来的“户口米”不够吃，还得在黑市上买一些。黑市米是由米贩子从郊区日本兵封锁的地方偷带回来的，缝在衣服里面，从棉袄里抽出棉花，在衣服夹层里缝出一长条、一长条的布袋，把米藏在里面，到市内再把线拆开，把米倒出来，这种米价格比较高。米贩子告诉我们，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贩米的，有人被日本人的刺刀捅过，有人被狼狗咬伤。有一个时期米实在不够，家里就用麦粞（麦子的皮或麦子的头）混在碎米里，或者洒在碎米上，敷一层再煮，这是像麸皮一样的东西，很硬，难以下咽。还有一种六谷粉，就是玉米粉，黄黄的带有霉味，也成为每天的食粮。 　　那时候，因为生活的苦就产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恨，父亲的经历也是对我的一种民族气节的教育。他不愿意到伪交大去教书，有一段时期失业在家。到南模教课后，家里生活仍很困难，只能卖掉睡觉的床和部分家具来维持生活，同时出租家里的一部分住房，以房租来减轻一点经济负担。那时，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抱着一种很强烈的希望。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在我家住的广元路石库门弄堂里，我还发动同一里弄的中、小学生举办了一次庆祝抗战胜利联欢会，大家自己布置会场，把蒋介石头像和孙中山头像一起高悬在银色的V字中间，我自己做主持人，组织邻居的孩子们演出节目，庆祝抗战胜利。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我还曾经与母亲一起到延安路去看，当时延安路取名叫中正路，我看到他坐着汽车开过，对他很敬佩，认为他是抗日英雄。 　　进入中学以后，周围的政治环境很快发生变化，南模是一个进步的学校，后来我了解到学校里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他们带领学生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交大从四川迁回上海以后，又让我父亲回去教书，父亲就一面在交大化学系教书，一面兼着南洋模范中学的高中化学课，我们家就住在交大附近，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到交大去。我是交大教师的子弟，交大有许多进步的学生运动可以让我参加，这样就使我逐步消除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倾向进步。 　　 　　社会活动 　　抗战胜利后，交大与南模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尊师、助学活动，上街义卖，我就有机会到社会上去参加一些活动，我当时感觉到是大哥哥、大姐姐带我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当时教师的生活很困难，因为抗战胜利后社会经济情况又很快恶化了，为了解决老师的一部分生活困难问题，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学生付不出学费，就开展助学活动。怎么尊师助学呢？学联先到上海有关的工厂去募捐一些商品，如痱子粉、卷糖（水果糖）等，另外还制作了一个尊师助学的纪念章，拿到马路上、居民家里去义卖，这些社会活动引导我们去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一面在学校里学习，一面就参加这些活动，活动结束以后，进步同学带领我们参加各种集会，在集会上学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歌曲。 　　一九四六年以后，交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六千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酿成了南京下关“五.二○” 惨案。上海交大学生组织营火晚会，抗议“五.二0”惨案，我参加了交大学生组织的活动，亲身感受到反美反蒋的强烈气氛。我觉得父亲给我的影响只不过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教育，而交大进步的学生运动则让我了解当时的社会，受到革命的教育。 　　有一次，交大学生在华山路示威时被国民党军警打伤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还用狼牙棒打人，学生事后开了控诉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声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路是人走出来的》表示支持。当时看到交大学生受到镇压，我们都充满义愤。学校进步同学就进一步对我进行引导，让我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学生自治会当时开设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是学生们自己集资举办的，为学生服务，卖一点文具、小食品等，我被吸收到消费合作社去值班。后来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一个学艺部，我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又成为学艺部的成员。到高中阶段，我参加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当选以后，接触到更多的进步学生。 　　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叫徐惟诚（解放后调到解放日报当过副总编辑，后来又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他经常到我家来找我，我父亲看到我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担心我出事。他自己因为有着一段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来又脱党的经历，担心我跟着共产党走有危险，劝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但我因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仍偷偷到交大去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我溜出去，他又阻止不了。有一天，当徐惟诚找到我家里来叫我出去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挡在家里，他自己出门对徐惟诚讲：“你以后不要来找徐景贤了。”徐惟诚也是他的学生，老师正式通知他下次不要来找了，徐惟诚不好违背，以后他就不敢到我家来了。 　　虽然我后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我感到，这些进步学生（后来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就很少来找我了。因为他们的老师又是我的父亲直接进行了干预，所以我的父亲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明哲保身。他曾经在解放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他就是以这样一种中间的态度来迎接解放。我在学校里也仅仅有局限地参加一些进步学生活动，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由于父亲的影响，加上我自己的犹豫，我没有很积极地去追求，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我总是后悔当时的“思想觉悟不高”。 　　 　　阅读经历 　　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同学介绍我去参加了复光课余图书馆，地点在卢湾区重庆路万宜坊一个同学的家里。这是一幢新式里弄房屋，整个客堂摆满了书架，架上的图书都是各校学生捐赠的，免费供给读者借阅。由于创办人的读书品位较高，所以馆内的图书都是有相当质量的。抗战胜利以后整整有三年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骑着父亲留下的“老坦克”自行车，从徐家汇赶去图书馆两次，每次可以借回家两本书。等到我被批准为馆员，可以进入图书馆内部为读者服务以后，我又获得了自由上架选择图书和每次借书五本的权利。我正象蜜蜂掉进了糖缸里，有吮吸不完的蜜汁。在这段时间里，大大提高了我的阅读量，扩大了我的阅读视野。我读到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冰心、巴金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看遍了从老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到高尔基的大量俄罗斯文学，也接触到了狄更斯、杰克?伦敦、海明威、史坦倍克等英、美文学。在图书馆里，我还有机会读到描写学生运动的作品《新生代》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同时，我也接受了四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影响，施济美的柔婉、徐訏的森冷、无名氏的狂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同时沉迷于福尔摩斯、亚森罗宾和斐洛?凡士探案，饶有兴趣地阅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种借阅图书的方式，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审美趣味，也为我今后从事写作奠定了基础，阅读使我毕生受用。 　　上海解放了，我当然很高兴，因为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南模中学是第一批建团的学校，我也第一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学校里我用办报纸、办刊物来讴歌新的生活。解放前学生在学校里办的墙报、壁报比较多，有一种进步报纸叫《学生报》，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是地下党办的，我看得比较多。解放以后我感到自己应该来办报纸，在学校里也出现了大量的墙报、壁报。当时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办了《青锋》壁报，有一个编辑向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毛泽东给他们题了“青锋”两个字。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则办了一份铅印的刊物，叫《同志》，不定期出版，我在上面写论文、散文、小说，什么都写。 　　解放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觉得不仅要在学校里写，还可以向外面投稿。我就给上海的报纸写学校通讯稿，不仅写南模，还写交大的活动，因为解放后我仍和交大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把交大、南模等学校的政治活动啦、联欢活动啦，写成通讯向报纸投稿。同时，我担任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的通讯员，还参加了《大众电影》的读者联谊会，给电影刊物写文章。当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如《解放日报》、《文汇报》举办的讲座和通讯员学习班，大大地开阔了视野。我是南模的通讯组组长，接触面更加广泛，稿件写得比较多。我萌生了一个志愿：要用自己的笔来歌颂祖国的变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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