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近距离接触姚文元（四） 　　 　　姚文元丢了稿费、上交遗产 　　 　　在这里要叙述一个插曲：《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姚文元请我到卢湾区香山路他的家里去。他当时住的是解放日报的宿舍，连同他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女儿，住在楼下；楼上是解放日报另一位负责人的家，家里有很多孩子。 　　谈了一会儿工作，姚文元告诉我：“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文汇报给我寄来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稿费不见了！” 　　我问：“多少稿费？怎么不见的？” 　　姚的妻子金英走到墙边，拉开梳妆台大镜子旁边的一个小抽屉，指给我看：“前天刚收到的，一共八十多元，就放在这抽屉里，没有上锁，昨天忽然发现不见了。” 　　姚家的三个小孩那时都很小，还不会用钱，当时邻里之间都很信任，平时房门也不关的。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抵得上一个科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我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是八十二元五角。姚文元拿解放日报编委的工资，行政十六级，一个月只有一百元多一点。姚文元辛苦了八个月，市委领导和我们忙碌了半年多，文章发表了，战斗打响了，这篇文章的稿费却不翼而飞了！ 　　除此以外，我还处理过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留下的一笔遗产。 　　姚蓬子曾在上海开过作家书屋，解放以后拿过定息，稍后又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家里有一些积蓄，还有一批藏书。一九六九年，姚蓬子在上海胸科医院因患肺癌去世。当时姚文元已去北京工作，姚的母亲周修文住在另外一处地方，拿了户口簿到附近的银行里去领取姚蓬子的存款，一共有七千多元，银行看到数额较大，就向市里作了汇报；过了两天，银行又反映姚蓬子还有存款三千元，两笔加起来总共有一万元左右。当时“万元户”是非常少见的。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找到我，请示如何办理。我觉得此事不便表态，只能告诉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由她征求姚文元的意见。 　　姚文元和金英的家那时和我的家一起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家的三个女儿和我的两个女儿是小学同学，经常来我们家玩，还听我讲故事等，关系很密切。我就直接去找了金英，把她婆婆要取存款的情况告诉了她。金英当时在上海卢湾区委担任区委书记，她向正在北京的姚文元通电话后转告我：姚文元的意见是存款全部上交，至于父亲的藏书，姚希望留给自己使用。这样，我就把姚文元上交存款的决定告知了银行，由银行办理上交手续。与此同时，金英也把婆婆周修文接到康平路大院里同住供养，直至婆婆去世。 　　姚文元由于写了批判《海瑞罢官》和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赞赏，在搞垮北京市委一役中立了大功；我和朱永嘉由于配合得力，同样得到了上海市委的褒奖。一九六六年上海市成立了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由张春桥任组长，杨西光、王少庸任副组长，姚文元、我和朱永嘉都成了市委文革小组组员。不久，张春桥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随后，姚文元又被增补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九大”以后，姚文元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中国大陆的舆论总管。以我为支部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从此追随张春桥和姚文元，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 　　 　　《海瑞罢官》批判的悲剧 　　 　　当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班配合与协助姚文元撰写批判文章的时候，在我的家庭里却发生了一出因《海瑞罢官》批判而引起的悲剧：我有一个堂弟，名叫徐景熙，自小喜爱文史和写作，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后，受到我从事写作的某种程度的影响，经常撰写文章向报刊投稿。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武汉地区的一所高校当教师，仍然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二十四岁的徐景熙当即就在课堂上向学生表达了自己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至十二月初,当他读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所加的号召贯彻《双百》方针的编者按时,连夜写了一篇观点鲜明的批驳文章:《怎样评价<海瑞罢官>一一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以笔名朱熙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光明日报》上。他对姚文元把《海瑞罢官》定性为“毒草”的结论“不敢苟同”，提出两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是如果姚文元否定海瑞的逻辑可以成立，无疑是说历史剧只准写历史上的劳动人民，而不能写统治阶级内部的优秀人物；二是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剧中写了海瑞“退田”于民，就是鼓动人们否定人民公社，写了海瑞“除霸”、“平冤狱”，就是替现在的牛鬼蛇神翻案，这种极端牵强附会的批评方法，已经并将在社会上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 　　我的堂弟太天真了，他以为这是正常的学术、艺术问题的讨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触着的是一枚“政治地雷”。而我则是和姚文元一起，跟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在绝密状态下谋划批判《海瑞罢官》这篇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文章，在上海武康路二号的写作班里度过了八个月的封闭时间，根本无法也不准向外界传递信息，更谈不上向我的堂弟透露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了。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揭开，堂弟徐景熙成了向光明日报自投罗网的反对批判吴晗的典型，而在武汉的那所高校里，这个年轻的教师更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徐景熙被作为“小吴晗”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姚文元《评“三家村”》发表、全国范围兴起更加声势浩大的深揭猛批“三家村”高潮后,徐景熙被中止了教学工作,剥夺了当教师的资格。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声讨，把他折磨得精神几近崩溃。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他的日子才相对好过些，江苏南通的一个农场收留了他。而我自己，因为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立了功，又追随张春桥、姚文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当上了市委书记、中央委员。两相对照，同一家庭的成员在同一篇文章上竟然引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前途，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文革结束以后，堂弟徐景熙获得了彻底平反，调到南通师范学院任教。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领域有所成就，成为了南通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则因为江青一案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多年的监禁生活。回家以后，堂弟从南通到上海来看我，两个人唏嘘之余，得出一个共识：中国的学术和艺术要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一定要避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其实,从建国后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通过一次次的“战役”,把学术、艺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已越来越深入到哲学界、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等各个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运动的“对象”、“动力”时有易位,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则已积重难返,几乎成了某些领导评价知识分子的条件反射式的“思维惯性”。文化大革命则是学术问题“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登峰造极的恶性大爆发，贻害无穷。 　　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学术和艺术要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一定要突破思想禁锢，提倡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社会的发展一定要让个人的才智和创造性得到最充分的、自由的发展，而不能加以压制和扼杀，更不能实行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 　　这是世世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有志者将为此作出锲而不舍的努力！ 　　（十七章完）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11  浏览：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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