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徐景贤，是在文化革命之前，大约1964年到1965年之间。那时，内子高云在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工作，徐景贤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有时从复旦进城开会，顺便到写作班所在地丁香花园玩玩，就与徐景贤有了见面的机会。但是，也只不过认识而已，并没有什么交往。不久，他出了一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签名送给高云和我一本，大家算是文友吧。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徐景贤被提拔为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而我在复旦却进入了炼狱，虽然还未被打倒，但已受到大字报的火烧，周围的人对我侧目而视，避之唯恐不及。但在7月底8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徐景贤却突然来访。我问他怎么到复旦来了？他说：“市委派我来看大字报，看得晚了，吴瑞武请我到他家吃夜饭，听说你家就在旁边，顺便过来看看，你好吗？”虽然那天只是寒暄问好，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话语，但在此时此刻，他能来看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徐景贤再来复旦看大字报，已是两三个月之后了。这时形势大变，批判的矛头早已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身上，转向中共各级党委。因为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八月份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各地的学生和工人将所有的党委领导都当成“走资派”来攻打。复旦一向是上海运动的中心，各项事情总走在前面。文革初期穷追猛打“反动学术权威”，曾经威震全市，现在揭批党委的事当然也不会落后，几个回合较量下来，学校党委和各系总支都失却了领导运动的能力，事实上是瘫痪了。徐景贤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十六条”公布之后，他自然悟出了新的政治动向，这次到复旦来看大字报，更受到实际氛围的感染，对何去何从问题不能不有所思考。这天晚上，我们就在复旦第六宿舍朱维铮家相聚讨论。 　　参加聚谈的有七个人，除我之外，都是写作班成员：朱永嘉、朱维铮、吴瑞武、王知常四个人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笔名罗思鼎），陪徐景贤来看大字报的陈冀德，则是写作班文学组成员。在这七人中，我与罗思鼎四位都已宣布造反。我是被中文系总支逼得无路可走时，获得了造反派学生的声援，自然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罗思鼎几位，则是因为他们的组长朱永嘉从北京带回消息，动员历史系党总支支持造反派学生，反被历史系总支打入牛棚，因而引起两派学生的大辩论，最后是吴瑞武在辩论会快结束时赶到，当场宣读了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的电话指示，这才为朱永嘉解了围，——他们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我们五人——我和四只螺丝钉（罗思鼎），发言都很热烈，一致动员徐景贤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其中尤以王知常最为激动，他不是坐着讲话，也不是站着讲话，而是跳上椅子，蹲着，手舞足蹈地进行鼓动。只有陈冀德笑嘻嘻地一言不发。徐景贤既很感动，又很犹豫，始终下不了造反的决心。 　　徐景贤的犹豫是必然的。他不但没有受到什么政治迫害，却是始终受到上海市委的信任，而且政治地位处于上升趋势，所以要他造市委的反，这个决心是难下的。但是，他是聪明人，眼前的形势，他也看得很清楚，深知目前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不造反，就跟着上海市委倒台，这又是他所不愿意的。那天晚上，他大概就在这两种思想的搏斗之中。最后使他下定决心起来造反的，不是我们的动员，而是几天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张春桥是徐景贤的老上级，姚文元是他的老同事，现在都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受着毛泽东的信任。 　　这时，写作班的地址早已从丁香花园迁到武康路2号和18号，他们就在那里筹备造反大会。我所做的事，是将“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安文江介绍给徐景贤，请他出面支持徐景贤的造反。安文江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平时与我关系很好，即使在做了红卫兵司令之后，他对系里教师还是很客气，他们要冲击的主要是学校党委和上海市委，所以听说徐景贤要造市委的反，也很支持。当时正是学生红卫兵当红的时候，没有他们的支持，是很难成为气候的，弄不好，还会被当作假造反而受到冲击。王洪文等人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也是在学生红卫兵的支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 　　1966年12月，以徐景贤为首的一批机关干部，在文化广场召开了造反大会，安文江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表示热情地支持徐景贤和机关干部的造反。这个大会和徐景贤、安文江的讲话，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上，还成立了以徐景贤为首的“上海市委机关干部造反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受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成为他们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徐景贤也成为他们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当时上海的老百姓把徐景贤称为徐老三，意思是说，他的位置仅居张、姚之下，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实际上也确是如此。直到工总司势力膨大，王洪文地位上升——毕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同时，根据三结合的要求，又起用了马天水等老干部，徐景贤的地位才有所下降，但仍是张春桥所信用的人。 　　徐景贤掌权之后，他已成为大红人和大忙人，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而我们走向对立面，则是在1967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之后。 　　我并没有参加一二八炮打活动，但对中央文革把参加炮打的红卫兵领袖都当做坏头头来看待，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则更严加镇压，却很为反感。当安文江等人不断受到批斗时，我就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去找徐景贤，要保安文江。那时，联络站的办公地点已转移到淮海中路原市委党校所在地。我到那里一看，入口处挤满了人，都是想找徐景贤说事的，因为找的人太多，徐景贤只好躲着不见。我将名字通报进去，有人出来将我引入。不过接待我的不是徐景贤，而是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郭仁杰原是复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参加上海写作班哲学组，但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直到这次写作班造反时才认识的。郭仁杰将我引到大楼的屋顶平台上谈话。我提出要保安文江，理由是：安文江在你们造反时出来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应该放他一马。郭仁杰则说是原则问题上不能做交易，并竭力劝说我，要与安文江等炮打张春桥的学生划清界线，要我站出来跟他们一起反对炮打逆流，说是跟着他们走是有前途的。最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大家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欢而散。 　　不久，郭仁杰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复旦主持“反逆流”工作，也就是要清查炮打张春桥事件。这当然要惹起复旦学生的反感，校园里又出现了“反逆流”与“反反逆流”的斗争。郭仁杰还把我作为反对派的黑后台来抓，形势很是紧张。但后来郭仁杰自己也触犯了张春桥，被抛了出来，交群众批斗，整得跳楼身亡。我当时虽然没有被整倒，但“黑后台”、“黑谋士”的身份却从此定格下来。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不久，就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我加以批判，从此日子更加难过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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