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博物馆2002年出版的馆藏文物图录上刊有一件玉卮照片。关于这件玉卮的最初记载,见于黄濬《古玉图录》初集卷四。玉卮内底部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笔解词与题记;玉卮外底部刻有两行契丹小字铭文。罗福颐在《契丹国书管窥》一文中称此玉卮作玉杯:“此玉杯原藏清内府,乾隆初即出土,以此杯有乾隆御题诗可证。今杯藏美国人福开森氏。”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曾任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董,于1934年捐赠给金陵大学的自藏文物中就包括这件玉卮。 　　玉卮的契丹小字铭文虽曾有学者做过部分释读,但仍有未尽人意之处。笔者步诸大师后尘再作释读的原因,一是由于进入21世纪之后的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水平已有长足发展,现根据国际知名契丹文字专家乌拉熙春教授所著《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一书可将此国宝级文物的内涵揭示无遗;二是由于御笔题此玉卮的乾隆皇帝乃笔者九世祖,清宫遗物先祖所钟,子孙有责续貂匡正。 　　能够毫无疑问地断定铭文为契丹小字,归于契丹文先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辽代契丹人创制的文字如金代女真人创制的文字一样,各有大字和小字之分。然何者为大字、何者为小字,曾长期以来为学界所纷争不休的问题。我国研究契丹文字、女真文字的先驱金光平先生1957年最先指出了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的实质性区别所在,为这些古文字的研究开辟了正确的方向。兹将先生的《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这篇具有开创契丹大小字研究先河意义的文章的精华部分摘要如下:“契丹字有大字、小字两种,大字之制定和颁行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其文系以隶书之半增损之。至于小字,则未着颁行年月,但记太祖时‘回鹘使至,迭剌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时间应在大字之后)。现存的有两种契丹文字,一般学者认为辽陵石刻文字是契丹大字,锦西石刻文字是契丹小字,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庆陵契丹文,有单文,有二个单文以上的拼合字,拼合字多是二个单文至七个单文联缀而成的复体,从此看出,契丹语是多音节语,由于每一字或每一词、一语汇的音节多寡,也就影响了每个字形的繁简。锦西契丹字和庆陵契丹字相反,字形简单、整齐,又和女真字相近。制字的方法,有的直用汉字,有的略改汉字的笔画。从上述两种契丹字字形来看,所谓以隶书之半增损之的契丹大字,正与锦西契丹字相合,而庆陵契丹字是模仿回鹘的标音文字,恰好与迭剌所制的契丹小字相适合。” 　　先生所言之“锦西契丹字”,即1954年出土于辽宁锦西县西北孤山村的《萧孝忠墓志》,志石刻契丹大字18行,志盖背面刻汉文12行。墓主萧孝忠的契丹名字,乌拉熙春教授在《契丹大字研究》一书中释作“阿缦”。先生所言之“庆陵契丹字”,即1922～30年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庆陵中的契丹小字辽兴宗帝后哀册和辽道宗帝后哀册。 　　契丹大小字在形体、表意、表音诸方面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性质,充分证实了金光平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得出的论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皆兼有表意、表音的成分,不同之处在于,表意字在大字中所占比例远多于小字。大字的性质,简言之,就是“表意─音节文字”。其中表示音节的字,又是一种不完全性的音节字,亦即同一个音节并不固定使用同一个字来表示。根据不同的场合,同一个音节往往有不同的文字面貌。小字的性质,简言之,则是“表意─音节兼音素文字”,其中表示音素的字,也是一种不完全性的音素字,亦即根据不同场合,同一个字兼具音节和音素两种表音功能。 　　玉卮铭文的两行契丹小字,字数虽然不多,但囊扩了契丹小字“表意─音节兼音素文字”的全部特点。兹逐字释读如下(因解读部分含大量契丹字,此处一并省略。详细可见《中国文物报》原文)。 　　根据以上释读的词义,玉卮铭文7个单词组成的句子就是:“耨斡么之生日,帐汗赐。”所赐之物就是这件玉卮。 　　那么这位“帐汗”指的究竟是辽朝哪一位皇帝呢?据现有的契丹大小字资料来看,所指皆是辽道宗。但这并不能确定玉卮的场合也一定指的是辽道宗。因为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类似表现“帐可汗”,就既用于指辽道宗也用于指辽天祚帝。“耨斡么” 在契丹大小字资料中皆指称皇后,无一例指称太后。如果指称太后,无论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皆使用汉语译音huang tai hau(皇太后)或tai hau(太后)。因此,即使将“帐汗”揣测为辽道宗,“耨斡么”所指的也只能是宣懿皇后而非仁懿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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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6/18 22:2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