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31日上午，我收到徐景贤9点24分发来的一组照片, 主人公是已届92高龄的美国知名绘本作家塔莎老奶奶，正在莳花锄草、绘画写作、饲养家畜、含饴弄孙，她开心地说，“每天、每分、每秒，我都很享受着唷！”“对我而言，随着年岁增长，日子过得更充实”。为什么长我四岁的徐景贤此时发给我这组照片？因为我不久前生了一场大病，说话不便。他十分关心，不断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当他知道我已拔去导尿管，也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并说，“我开刀时和你一样，麻醉后小便不通，真是‘憋死了’。此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这次他是想以塔莎老奶奶的精神鼓起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病后感悟颇多，其一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唯亲情和友情才是无价物——这组照片自然也是无价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收到这组照片的那天晚上，又惊悉发照片劝慰我的徐景贤竟于下午遽然逝世。告知家人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开电脑再一次凝视着这组照片，黙黙感受那尽在不言中的拳拳友情。除了哀斯人之远去，叹人生之无常，我又能说些什么！而今，逝者远离我们近三个月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地球仍在运转，人们照常生活。但痛定思痛，与故友四十余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三年前我曾在一段回顾自己写作经历的文字中写道：“当年与我共事的合作者中，有的先扶摇直上后一落千丈，有的‘文革’后又从原来的青年才俊提升为学界文坛名流，也有的与我一样始终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浮浮沉沉或不浮不沉，我仍一律视为朋友（除非他自以为‘非庸’而不屑与庸人的我为伍），因为他们命运的浮沉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自己。”对于徐景贤，我的态度是莫问浮沉叙友情，当然也不乏因年长于我且有阅历有才干有诚信而产生的对他的尊敬。 　　初识徐景贤是在1964年春天，我从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被临时借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务是编写一个剧目梗概类的资料，时间约两个月。与我具体联系的就是文艺处干事徐景贤，很年青，瘦瘦长长的，背有点点驼，挺和蔼可亲，周围的人都叫他小徐。我更年青，当然不会老三老四跟着叫小徐，叫老徐又觉有点突兀，于是就稳妥地尊称他一声徐景贤同志。任务完成回到所里已经入夏，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和几位年青同事在副所长叶以群带领下，进驻丁香花园，“拿起笔做刀枪”，说是参加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没几天，徐景贤也带了电影局几位搞电影批判的同志来了。 两支人马合并为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叶、徐二位分任正副组长，徐稍后又任整个写作班的支部书记。由于他比这儿多数人稍长几岁，又是领导，所以宣传部的“小徐”升格为“老徐”，而且此后，不管其地位怎么变，作为朋友的我们，一直仍以“老徐”相称。以群是老一辈理论家，平时不茍言笑，我们对他更多的是敬畏。老徐与我们可说是同辈，相处无拘无束，穿着也与我们一样，十分简朴随便。有一次他要去接待外宾，没有像样的衣服，见我前几天曾穿过一件浅灰色“的卡”（“的确凉”卡其）中山装，身材又与他相当，便借了去。那个年月，年青人穿毛料衣服，不仅奢侈，而且不合身份，“的卡”便宜又挺括，所以我也买了一件，没想到这时倒解了老徐燃眉之急。 　　写作班年青人，基本“全天候”在岗。以群多半上午来，老徐除了晚上回家或部里有其它事，大多时间都与我们在一起。叶、徐来了后，主要工作就是传达精神，讨论选题，明确分工，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老徐既是领导，又是写手，具体修改，动笔撰稿，样样拿得起，勤奋又快捷。在一年多点时间里，我和他合作撰写过好多篇。那时写作班以二三人甚至更多人集体写作为主，发表时也大多署“丁”字当头的笔名，而我和老徐合作用真名发表的倒有两篇。当年刊登二文的报纸他早就没了，后来我将复印件送去，他便惊喜地当作史料保存起来。 　　1964年12月，正当人们沉痛纪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的革命烈士殉难15周年时，空政文工团来沪演出歌剧《江姐》。我们看完演出，《解放日报》便火急约稿，老徐就叫我和他合写。随着小说《红岩》深入人心，江姐的形象也为万民所景仰。记得小说刚出版，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我那时正处大学毕业前夕，为了让大家都能很快读到，班里便将弄到的两本书拆散，一页页粘贴在宿舍走廊的墙壁上，几十个同学就是这样凑着昏黄灯光读完了全书。老徐写过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对《红岩》的理解自然更胜一筹。正基于此，当我们从舞台上观赏到江姐形象后，对英雄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崇敬，促使我们加班加点一口气写了六七千字赞《江姐》的评论《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解放日报》为了加大对歌剧的宣传力度，还将其刊于“学术阵地”专栏。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日前见到《扬子晚报》一篇文章，题为《江姐儿子成美国终身教授》。历史真是有趣，但也令人生畏。 　　第二篇写于1965年年初。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提出要重视中间状态的人物，后来被江青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1964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强大压力下，文化部及其所属各协会不得不再次整风，邵荃麟的主张自然是批判靶子之一。写作班闻风而上，决定由老徐和我以及从南京大学借调到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写反修文章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三人合作。我记得讨论提纲是在老徐家里，那是常熟路延庆路拐角处的瑞华公寓楼上，房间挺大，西北朝向有点冷，屋内陈设同主人衣着一样，简朴而随便。讨论了一上午也未结束，老徐留我们便饭，还拿出一个扁平的小小沙丁鱼罐头以示款待。讨论了大半天，然后分工，各自回去写一段，再由老徐统稿，题为《“中间人物”是一个反对兴无灭资的概念》，署三人名字发表于《文汇报》，洋洋洒洒几乎占了整个一版。究竟写了点啥，今天看来实在荒唐。然而，当年我们确实很认真严肃。在讨论和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惑，但还是信多疑少，甚至不敢有疑，因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分派的政治任务，焉能有“自己”容身之地。其实，对批判对象的结论早就有了，我们做的就是怎么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无限上纲等手法，使那“结论”能够自圆其说罢了。对于这样一个批判套路，老徐能躲得过吗？凡奉命批判的每一个人能躲得过吗？ 　　1965年冬，文艺组分两批下乡搞四清，我参加的是由叶以群带领的第一批，老徐负责第二批。不过等我们半年后回来时，“文革”锣鼓已经敲响，第二批轮换也就作罢。这段日子各个单位都忙着搞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叶以群被批斗得含冤离世，老徐和我们一样，心里非常难受，且无法理解。不像“全天候”的我们，他要常回原单位。有时也和我们聚在一起，互通情况，交流感受。此时写作任务相对减少，我们留守在武康路2号（写作班已从丁香花园迁于此），白天有时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则去延安西路33号市委门口值班，应付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大家一起议论时，皆对大字报揭发的内容半信半疑，对红卫兵的行动觉得幼稚可笑又可恶。老徐性格较为平和，虽与我们有同感，但言词并不像我们那么偏激。这年冬天，大约已是写作班造反以后，有个姓李的北京红卫兵打人致死，有关方面要老徐去处理。讯问肇事者时我也在场，那是嘉定一个公社礼堂的后台，气温很低，北风乱窜。讯问时，老徐始终态度冷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想把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只是听到肇事者竟然在将人打伤后还要用开水浇时，才被激怒，说了一句“真是惨无人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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