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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陈立先生纪念馆

痛悼恩师陈立先生

许良英

  
  
  当代心理学一代宗师、102岁长寿星陈立先生于2004年3月18日仙逝,给我的打击犹如6年前王淦昌先生的噩耗。这两位恩师的永别令我十分悲痛凄怆。
  
  (一)
  
  
  
  陈立先生是浙大教育系心理学教授,我没有选过他的课,但先生说我们有“缘分”,因为我们几乎是同时到浙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随中央研究院心里研究所搬到桂林阳朔,后又搬到柳江上游小镇丹洲。不久应竺可桢校长邀请,借聘到浙大任教。先生雇小船顺柳江到柳州,再逆龙江到当时浙大所在地宜山。在离宜山还有30里时,宜山遭到日军18架飞机疯狂轰炸,仅在浙大校舍就投下118枚炸弹。这是求是学子永不能忘怀的1939年2月5日的大轰炸。先生是在大轰炸后的第一天到达宜山的,我则是两天后从浙江赶到宜山入学的(已超过截止入学期3天),这确是特殊的缘分。
  那年暑假,学生自治会请先生作了一次关于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的演讲。据我所知,1949年以前,在浙大校内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由于我考大学前用心读过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并深受启迪,随后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兴趣,先生这次演讲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先生的音容笑貌和随手拈来的生动事例,至今犹历历在目。先生在演讲中引用不少英国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旧译海登)的论述,但主要还是根据先生从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中所提炼出的哲学思考,特别是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问题。例如,先生从一朵云加两朵云可能合成一朵云,来说明数学公式1+2=3对现实世界并非普适的。这使我悟到物理实在与抽像思维之间的区别。因此,先生是我在哲学上的启蒙导师。可是,由于我拙于口才,怯于与人交往,从未想到要主动找教授请教(唯一例外是王淦昌先生,因为他是我选定的导师),对先生只是敬仰而不敢单独拜访。
  1948年秋,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为了护校护厂以迎接解放,我们通过进步教师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浙江分会,先生被推举为理事长。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一个多月后浙大接受军事接管,先生是9人接管小组的成员。当时报上公布的接管小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在此前20天就已被调到新建的中共杭州市青委,负责全市学校的党务工作,不可能回浙大。可是先生仍希望我为母校尽点力,要聘我为教育系兼职讲师,可惜我无法遵命。因为我既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分不了身,完全辜负了先生的关爱。
  再一次见到先生已是33年以后了,中间经历了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民族灾难和人世沧桑,那时我已结束了20年的农民生活回科学院工作。1982年4月,我返母校参加85周年校庆,特地去杭州大学拜望先生。当时先生任杭大校长,虽已82高龄,仍无丝毫老态,精力像青年人一样充沛。我为先生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感到高兴。由于当时杭大党委书记黄逸宾解放初也曾在杭州市青委工作并领导过我,我既然到了杭大也应该去看望他,因此同先生交谈时间有限,无法尽情倾诉20多年来人生坎坷历程中的感受和醒悟。而这次见面后再无缘见到先生,这是我一生的大遗憾。
  
  (二)
  
  
  
  1999年8月周志成转来先生给他的信,满满两页信纸中,一半是讲我的。信中说:“所谓党员最怕三件事,开除党籍,离婚,坐牢他都因反右而经历过”;反右,对我的结论是“缺乏政治道德的”。因此,先生同淦昌师一样,都同情我,为我所受的冤屈不平。信中又讲到1995年我起草宽容呼吁书请淦昌师领衔的事,是“利用”了王师的名字,是强人之所难,“我是很反感的”。这件事他是听农大朱祖祥说的。意外地读到先生这封信,知道先生一直在关怀我这个不安份的学生,非常激动,立即给先生写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给先生写信,那时先生已97岁高龄了,我也已经79岁了。信中首先讲了1939年听先生演讲所受的鼓舞,然后对朱祖祥所听到的传言进行澄清,说明王先生是我一生唯一的恩师,曾多次解救我于危难之中,在他几代的学生中,对我的感情可能是最深的。我一生从未说过假话,也没有做过任何损人利己的事,当然不可能“利用”恩重如山的恩师去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利用”之说,显然来源于海外某一别有用心者。
  1999年9月3日先生回我4页长信,讲了自己1957年的遭遇和1965年与文痞姚文元的争论。信中语重心长地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跳,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也反映不懂世故,奈何!”先生对我的理解和疼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由此,我认定先生也是我的恩师。我告诉先生,我是一个书呆子,从小把书上和报上说的都当真。1974年从现代造神运动的迷信中猛醒以后,我所做的不过是学习安徒生通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是台州人,这块土地曾培育出“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这样的硬骨头,也铸成了我这个永不思“悔改”的“花岗岩脑袋”,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因为我不懂世故会惹祸,许多人对我避而远之,先生却愿亲近我,并推心置腹地视我为知己,实在是我一生的大幸。
  以后(2002年1月27日),先生在信中谈到治学问题,说:“最重要的还是人品问题”,“凭良心说,我就从这点来攀交上你结交的。(我当时是三不畏!)”正是由于先生自己具有三不怕精神,自然就同情疼爱我这个长不大的学生,这更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的通信一开始就处于亢奋状态,先生收到了我的信后几天内甚至当天就给我回信,有时信写得很长,五六页大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字,在开头5个月中我就收到先生10封信,还收到先生90寿辰时出版的文集《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先生在信中谈论了不少学术问题,主要是心理学方面的,也谈论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他与淦昌师、竺校长的友情。
  1999年11月我寄三张照片给先生,先生回信说,看了我的照片,“大吓我一跳。你的照片和我的摆在一起,恐怕人家也猜不到像你所说的师生了!”随后先生寄来三张近照,看来先生比我还年轻,根本不像年近百岁的老人,真是天赐的洪福。鉴于两年后就是先生百岁寿庆,这是人间千载难逢的大喜事,须事先作必要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把先生百年人生经历如实记录下来,这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让世人共享。因此建议先生写自传或回忆录,也可以口述录音,由年轻人整理成文字。先生回信说,他不能写自传,“只能写忏悔录,原因是我自小学起,就太顺利了,所以养成现在的坏习惯,认为一切事都不过如此,缺乏你那种认真的精神。我自以为很聪明,浅尝即止。”而要写忏悔录,并不是为给后人看,而是像天主教徒那样向上帝忏悔。先生谦虚的反思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这时,先生告诉我,他新招了一个博士研究生(连原有的,共有三个博士生)。百岁老人还在招研究生,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无先例的奇迹。同时我在报上读先生的论文《行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更使我理解到,先生壮心不已,依然在心理学前沿奋力,无暇回顾个人的历程。
  
  
  (三)
  
  
  
  就在先生百岁寿庆活动的第10天,先生来信说:“我明年真满百岁了,我已声明从零做起!自己也了解脑子不灵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读后百感交集。百岁老人有这样的壮心,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无后来者。当然,我理解先生并不是完全否定自己的一生,而是强调要多反思,多学习。
  2002年1月16日,先生给我写了4页长信。在讲了在医院用药的情况和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以后,告诉我一个对科学研究指导思想非常有价值的创见:“我今年是整整一百岁了!我现在仍想在最近写一篇文章,主旨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制度化,我认为把科学方法制度化,这就是画地为牢。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是科学决定方法,不是方法指导科学。方法制度化,就是限制科学发展的自由,至少我在心理学研究中有此感受。到底是科学引导方法,还是方法指导科学?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专门化,而哲学则是一般大道理。”“科学方法是非常狭窄的,因此不能像对待哲学那样讲大道理。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我的职业是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是不是一定要走物理学或化学这样一条路,我曾明目张胆地反对过。”
  先生接着说:“我不希望你给我回答,因为不是你的工作。”我对科学方法问题确实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我在大学时对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有强烈兴趣,自然也涉及科学方法问题,1956年还曾为“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起草过一份《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说明书。这份“说明书”是匆忙赶出的,很肤浅,不值得向先生汇报。但先生告诉我的,我能理解,也完全赞同,盼望早日读到先生的论文。
  在随后的通信中,我们又讨论了很多问题,如Spinoza和Einstein的宗教信仰,J.S.Mill的《On Liberty》(先生中学时就读过)以及学校的现状。
  
  (四)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2004年2月23日接到杭州作家冀汸来信,他也在浙江医院治病,与先生同一个病区。信中说,先生20日上午出现险情,开始抢救,下午又抢救一次,傍晚转入重症监护室。护士只告诉他是“年纪大了”,什么病不知道。此前2小时,获悉李佩珊也突然病情恶化。真是祸不单行。
  3月20日,杭州一位亲属来电话,说《浙江日报》报道陈立先生已于18日上午去世。第二天也收到冀汸报噩耗的短信。3月27日浙江省教育、科学界为先生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4月1日,师母刚料理完先生后事就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29日将骨灰盒葬在南山公墓,刚在玉皇山脚下。该地树木繁茂,空气新鲜,入土时仅子女4人和我参加,还有几位亲友,这样终结了他的一生。追悼会后,我百感交集。他去世前两年余,我没有一天不在旁边陪他。但他并没有讲到一句有关身后家中安排的话,或是留给子女的遗言,而最后的一句话,还是关心心理系。为此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悼念他。因身体疲劳到极点,没有写好。现登在浙大校报上,剪下寄上。”
   4月14日,师母寄来先生1998年96岁时接受中国人类工效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时摄的极其动人的照片,并告诉我:“现在他已长眠在玉皇山下‘南山公墓’的一小块土地上。我请人写了八句墓志铭刻在墓碑前的一块象展开的书页的石头上面。内容抄录如下:
  
  
  绿水之湄,碧岩之侧。
  渊渊哲人,长眠山阿。
  郁郁其文,巍巍其德。
  贞石其铭,松柏其则。
  
  
  
  
  先生走完了102年奇迹般的人生道路。他临别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是因为他把100岁看作自己生命新的起点,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还带着博士研究生,还有一篇关于科学方法与科学关系的论文没有写成;在科学探索上,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事务上,他仍要不停地思考。无情的命运迫使先生终止了这一切,但先生对生命的永恒追求和对人类事业的无私奉献,永远照亮每一个跟随先生足迹前进的后辈学子之心!先生的生命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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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文选评论(评论于2022/10/24 15:32:06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5/11/14 1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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