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泪酒一卮 　　 　　陈立逝世周年祭 　　 　　马逢顺 　　 　　 　　一年前，他的生命之光象心电监测仪上的波纹一样熄灭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102年，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可谓三朝老人。他度过了多少风风雨雨，经历了前半生的战乱和动荡。他有过忧虑，也有过快乐。如今，一切均结束了。 　　 　　他的最大特点是自信和坚毅。这是由于他早年的艰苦环境形成的。他从小就得靠自己。他 告诉我，5岁那年，母亲去世。家境贫寒。他一人背着书包去村外小学上学。有一天，在村口遇上一只小狗，冲他汪汪直叫。他吓坏了，掉头往村后走，又碰上一只大公鸡，伸长脖子有他一样高。公鸡的 啼叫使他害怕，想回头走。可又无路可走，于是决定闯过去。所幸公鸡没有给他什么麻烦。这是他幼年第一次和艰难环境较量。此后，他度过了困难的青少年岁月，靠着师长和朋友的帮助，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布满乌云的道路。 　　 　　感恩社会。在他最困难、最需要帮助之时，在他成长的关键时刻，他的老师、同学、朋友总是及时地帮他。在他孤苦伶仃失学时，他的小学教师张子谋帮他重返学校。他也不负师望，以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获取了奖学金，读完中学和大学。他去世前的一些日子里，在病塌上一次又一次向我讲述当年这些好心人的故事。他既感恩社会，也热情地回报社会。他1934年风尘仆仆地从国外回来，见到的仍是贫穷的社会。他立即想到发展科学和提高人民的教育是当务之急。在抗战胜利前，成立了“中国科协”，他是发起人之一，在解放前后积极领导和开展科普工作。他告诉我，当时，一间简单的屋子就是他们聚会，讨论和工作的场所。他们用自己的设备，免费向群众开讲有关科普知识。当时竟有国民党特务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那谁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肯花钱出力免费向群众作宣传。”由于内容不涉及政治，因之特务只能怀疑，无法干涉。在这种环境下，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也自觉地肩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了。但是他的工作重点，毕竟还是教书育人。从1934年到去世，70年间，他忠心地服务于他的学校和学生，绞尽脑汁为发展心理学而操劳。他以教育学生为己任。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文革后的“科学春天”， 受业于他的学生不知有多少。他挑选培养高级人才，从不以学历为准，而注重真才实学。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他挑起了培养急需人才的重担。他首先破例录取了两名成绩优秀、气质良好的青年做他的研究生，而不计较其缺乏相应学历。此二人后来成为心理学界的知名人士，挑起了培养后来人的大任。但他更关心众多知识青年上大学 问题，多次对“一锤定音”的高考制度提出质疑。早在贵州遵义时期，他就提出录取学生不能靠一次高考，而要看重学生们在六年中学的累积成绩，并为此做了初步调查研究。他认为一次性的高考偶然因素多，如偶然的疾病、失眠、紧张或因慌乱而看错题目等，都可能造成成绩不佳，从而使一些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落第。他对高考这种看法，以及改进主张，在缪进鸿先生的文章《我所知道陈立先生教育思想片断》一文中已有较细致的叙述。这些主张当然会有不同声音。但他是执着的。即使在晚年，仍一直关注着决定人材培养的关口高考。当时，国家迫切需要的人材缺口愈来愈突出，参加高考的青年人数逐年增加，但高校数量相对较少；而地区间文化差异又如此之大，种种复杂情况，使他有感于怀。直到去世前两年，他还写了一篇长达5500字的论文，“细说从明朝初年科举中的‘南北榜’到今天高考在教育中的地位问题”，发表在2002年《心理科学》第25卷第一期上。此文是他戴着1300度的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时时翻《新华字典》，一字一句写成。一个身患疾病的百岁老翁，利用残留的生命片刻，用具体行动来表明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人尽其职了。 　　 　　浙大情结。身为湖南人的他，却终身效命于浙江的教育事业。浙大虽然多次变更，他却一直是个忠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他的浙大情结始于1939年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时值抗战，物质极度缺乏，生活至为艰苦。在“大后方”遵义，他与其他教授，如王淦昌等，在油灯下读书备课，从事研究，备尝艰苦，也享受着工作的快乐。竺校长领导下的学术自由，给他鼓舞和启迪。当时应竺校长的邀请，浙大名教授云集，可谓极盛一时，在诸多学者中，二人合作较为密切的，有王淦昌与束星北，郑晓沧与孟宪承，陈立与王翼（黄羽仪）以及陈建功和苏步青。陈和黄两人既是同行又是协作伙伴。不幸的是，黄于抗战胜利前一年因过劳致死，后迁葬于杭州万松林东麓。2001年，陈立以99岁高龄，由我伴着登上一百多级石级寻访他的坟墓，可是坟已被夷为平地，无从寻找，他叹息而返。 　　抗战时的浙大，已名闻遐尔，1944年10月，时任英国文化参赞的李约瑟特到贵州遵义参观浙大，也参观了心理实验室，见到资料室上的心理学杂志，历年成套无缺，称为难得（见曾明洲：怀念恩师陈立教授）。在参加湄潭举行的浙大《中国科学社》年会论文报告后李感叹地说“东方浙大可媲美于西方剑桥”。该时浙大可谓盛兴一时。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总是念念不忘竺校长的领导风格和战时浙大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团结艰苦卓绝的精神。1952年院系调整， 许多共事多年的老教授如王淦昌、贝时璋、蔡邦华、苏步青、谈家桢等，被调往北京、上海等地。而他本人也拟被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后因浙江不肯放人而作罢。这次调整不仅使浙大失去如此众多的名教授，而且被分为四所高校，仅工学院保留浙江大学名称。该时的浙大已非当年的浙大了。在“四人帮”倒后，年近八十的他又奔波于教育部，试图说服部领导，重新恢复有理工医农文在内的新浙大。在周志成的《难忘陈老的点点滴滴》（载于求是通讯32期14页，2004）里也谈到1986年当陈立参加政协会时，曾和他谈过四校合并的想法并和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也谈过。黄开始赞同，后因涉及经费问题而告吹。主要问题是，浙大为国家重点大学，而其它三所高校是省重点。所发补助，差距很大。黄最后发话：只要浙江方面打报告上来，我们就批。因此就这样搁下了。但他仍不死心，1998年，分离了46年的四所学校重新合并，他第三次回浙大。作为浙大的三朝元老，他和他的挚友，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院士在当初曾为四校合并而兴高采烈。他们憧憬着恢复老浙大的辉煌。这两位多少带有浪漫和理想色彩的老人，希望四校合并后的浙大能有强大的学术内容，能重整老浙大的雄风。他俩特别强调，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必须接受哲学、文学、艺术等基础学科的熏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四校合并后的浙大具备培养这种人才的条件。他们深切希望，浙大能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最近，我在他的笔记本里偶然发现一张纸片，上面记着他对浙大的期望，不知是会议发言的提纲，还是向有关当局进言的草稿，总之这是他对浙大一片痴情的流露。兹将这段笔记抄录于下： 　　 　　1． 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我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就批评过他，科学家当上了官，就变成了政客，我希望浙大不要成为衙门。 　　2． 在工作改革中，不要在冥想中出主意。所以我主张联合前不要大动，仍以院系为主，照常工作下去。但在过渡中一定要设法多开些会，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强调民主，在党的十五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蔡元培和竺可桢的历史时代过去了，但民主作风仍然值得强调。 　　3． 要创造条件，培养人才，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贵在知人善用。不仅善用，更要尽力培养。要派人到先进的研究与开发的硅谷去，不是博士，而是特别顶用的人，看空补缺，务求实效，解决问题。 　　 　　 　　老当益壮，白首之心。1977年，动乱中首当其冲的知识分子仍然首当其冲地去打扫战场。当时，陈立已年过75。但他却奋勇当先，为心理学的复兴卖力。8月，他去北京平谷县参加心理所组织的全国心理学规划座谈会。为了编写心理学教材并在杭大成立心理系和心理研究室，他在北京查找资料。他住在朋友家，中午在外排队买饭。在此其间，他的白内障愈来愈严重，阅读十分困难。他在1977年10月7日的家信中说：“为杭大办了不少事。仪器之外，复印了不少资料。单复印一事，够一个月办的”。又说， “托马承厚去情报所复印三份；今天到北京图书馆复印十份；托北大印200多页 书，心理所给我印科学图书馆的资料”。可以弄到资料的地方都去了，有时几近乞讨。他又写到：“因为眼睛毛病，心理所一位潘老（指潘菽）的学生，给我找来一个修钟表用的单眼镜筒，看起东西来就较清楚些”。我至今保留着这个修钟表用的单眼镜筒，以作纪念。最后无法，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左眼内障切除。五年后，在上海新华医院做了右眼内障切除，从此戴上了1300度的老花眼镜，度过了27年。 　　 　　要恢复杭大心理教学的正常工作，需要钱、人和物。文革其间，原有人员老化或过世，教师缺乏。仪器设备更是一贫如洗。他面前困难重重。潘菽78年1月 26日给他的信中安慰他说：“经济顾不到，未必是不支持。”，又说，“研究心理学人才，暂时贵精不贵多。。。。招生要严格，训练要严格些。你那里人力缺乏，可以少招一些”。 终究，苍天不负有心人。 1980年 9月，杭州大学心理系成立，1981年他又创办了《外国心理学杂志》，介绍国外心理学的成就和动态。1983年招收第一位心理学博士生。使杭州大学心理系的教学和科研走上了正轨。 　　 　　90年代中期，他已经90多岁，不再去学校，而仍然在家里撰稿、读书，给心理系研究生讲授“普通心理学”，每周一次。上课时，我们家的书房坐满了青年学子。他对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是友善地跟他们交谈、讨论。有时还请他们喝咖啡，边喝边聊，使学生们解除了拘束。这种自由交谈式教学，在他说来，是一种乐趣。 　　 　　潜心学习，虽老不衰。他对哲学一直深感兴趣。许良英和朱兆祥在纪念文章中都说到，他在1939年以“唯物辩证法”为题的演讲，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他经常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他有一个书柜，里面尽是马列著作、毛泽东的书和其他哲学名著，有精装本和平装本。他读这些书，虽然是学习政治，但也汲取其中的哲学思想。晚年，他又喜欢上Carl Popper的著作。他有一本1972年版的Popper文选。去世前几年，小女婿给他买了一本新版的英文Popper选集。他爱不释手，一直放在枕边翻看，直到病重昏迷。他告诉我，Popper与他同年生，并前后同在伦敦大学学习工作。他很喜欢Popper的哲学思想。我当时没问他为什么。我本人是学医的，对哲学所知甚少。前几天，我在晓风书屋买到一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二十世纪的教训》，但由于我缺乏哲学基础，读了也不理解。这使我悟到卓如生前从没有向我讨论Popper理论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我听不懂。直到我读了杨思梁文章并和他讨论《唯心与违心》之后，我才有些理解。 　　 　　在他的晚年，电脑进入了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信息社会”。这使他惊喜。联想到1977年他在北京苦寻心理学资料，二十多年的发展，实在太大。电脑虽然普遍了，但他认为，电脑代替不了人。他以“测谎仪”为例，认为，测谎仪虽然可以测定内脏器官的生理活动，但人的行为不是生理环境决定的。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专家的判断就可靠得多。他还写了“有情感的电脑”一文，收在论著选续集。 　　 　　他喜欢夜深人静时读书思考。冬夜，我怕他受凉，总劝他休息。他总回答：“这是我最好的时间。我喜欢夜间工作。” 我说，“你快百岁了，比不得当年。” 他则说，“老当益壮”。第二天他八点多起床就说，“我不是能睡八小时吗，你急什么？”。 　　 　　 　　相濡以沫：我和陈立共同度过了个46年头。回想起来，我亏欠他的太多。主要原因是我的工作非常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我当时是医院里的重要业务骨干，领导一个病区和一个化验室。每周还得在当时的浙江医学院教16-18小时的课。医院又不给备课时间。另外还有涉外任务，经常叫去给外宾看病、会诊，并且要随叫随到。特别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政治学习。当时政治压力极其大。作为知识分子，人人心理负担沉重，惟恐不慎，害了自己，伤了全家。我也一样，不敢对自己有丝毫放松。每天吃完早饭，就匆匆赶到医院，在医院吃午饭和晚饭。晚饭后参加政治学习，直到夜里10点多才回家。此时全家人已经入睡，只有他还在伏案工作。见面第一句话总是，“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直闹到文革。开始几年他一直负责料理家务，勉强可以维持。三年全国大饥荒时，我家又添了两个小孩，分别生于60和61年。家里食物不够。大的孩子正在发育，食欲旺盛。两个小的正在婴儿期，我却没有一滴奶。而且，我还患了肝炎和浮肿病，真是落入了绝境。他千方百计弄来羊奶喂给小孩。我当时病得起不了床，卓如安排我入住五云山肝炎疗养院。一住就是十个月。当时，一个女儿才15个月，小女儿才两个月。医院的同事给我找了一个18岁的姑娘照顾两个孩子。当时我身身住疗养院，心挂两头，常常坐立不安。可是现在想起来，假如当时不离开这个家，我可能会累死。他当时是学校的领导人，又是“学术权威”。工作中的压力、困难和烦恼可想而知。但他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靠着褓姆的帮助，总算逃过了这一劫。回想这些，我彻夜难眠，难以下笔。 　　 　　日子虽然苦，我们还是有一些愉快的“小日子”。1971-72年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毕， 我俩均获得解放。这时候，浙江的两大造反派正在酣战，来不及打搅我们这些“臭老九”。我的工作当时较轻松，因为所有的职务已取消，只做“医、护、工一条龙”上的一环，再无须整天忙碌，暂时也没有政治学习。1971年的一天，我们全家人一早坐钱江轮到桐庐遊富春江。江水虽深，但清澈透亮，两岸林木葱葱，船如在画中行。卓如和两个儿子跳入冰凉的江水中，游到对岸的桐君庙。我们母女四人在岸上观看。然后在桐庐饭店吃午饭。鱼类鲜美无比。小孩满足于玩乐吃喝。我俩则沉浸于久违的青山绿水，特别是重获自由的暂时愉悦，真有飘飘欲仙之感。回来时，我们乘船到富阳，再坐公共汽车回家。 　　 　　另一次是我们俩去苏州和无锡“寻梦”。在苏州，我们去了天平山，我平时不锻炼，上不了山是他拉我上去的。然后又去灵岩山。从苏州城到灵岩山有一段40余里长的路，当时没有通公共汽车。我们俩和其他遊人一道，挤上拖拉机，坐在最后的空处。拖拉机本不坐人，又超载。现在想起来，是够危险的。但这次的灵岩山之遊，确实值得。看到许多极其有价值的古代岩石雕刻，如飞鸟走兽和佛像，可惜多半被红卫兵毁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灵岩山上风特别大，树也稀少。我几乎被风吹下。又是他拉我慢慢下了山。这样的冒险，平生只此一次。 　　 　　晚年，我在医院已经退居二线，可以有时间从妻子的角度关照他的饮食起居。他洗澡不便，我帮他。我从医生的角度把握他的健康状况。去世前两年，他一直住医院，头脑十分清醒。他说他想家。由于从小没家，老来更想家。每次我的女儿来接班时，他都要求和我一起回去。我有时被感动，和医生商量，带他回家过一晚。他便像小孩一样兴奋。我在戴高乐传记中读到，贵如总统，也一样喜欢安静地在家中去世。卓如去世前四周，插着呼吸器，受着极大的痛苦，我心中想起了戴高乐，后悔没有在他神智清醒时，接他回去多住几天。现在，他走了，我守着这个空巢，脑海中时时浮现出他的身影，耳边回响着“我要回家”的声音。 　　 　　话说长寿。在他生前，人们看到这位百岁老人精神抖擞，思维清晰，反应敏捷，感到诧异。总要问他的长寿之道。其实，人生之道由内在和外在两种因素组成。内在而言，长寿有长寿的基因，但他是否有长寿基因，不得而知，但他家族中没有长寿者。陈立的长寿，我看有三个原因：乐观开朗的性格、坚持体育锻炼和控制饮食。先说饮食。他胃口很大，但他跟我说，他从未吃饱过。即使还想吃，也控制自己，留三分余地。从年轻时开始，他从未间断过体育锻炼。他告诉我，抗战时，他经常陪竺校长去湄潭游泳锻炼。湄潭由于水清有如镜的潭而得名。当时发生一件事，使他终生后悔。有一次在湄潭游泳时，留在遵义的儿子突然患病，体温高到40度以上。闻讯后他搭车赶回，因车半路抛锚，而不得不步行到遵义，但为时已晚。儿子的脑子已经受到伤害。这以后他却没有放弃游泳锻炼，直到98岁，由于浙江医院的金宏义院长苦劝才止，改为短距离步行。80岁以后，他还坚持每个星期日，由长子陪伴，步行30华里以上。冬天，脱了棉衣走回来，满脸大汗。有时回来脸色苍白。还是金宏义院长以其对心脏有害而劝止，改为短距离散步。 我因体力和关节骨质增生，一直未进行体育锻炼，他总笑我懒。 　　 　　再说乐观开朗。由于他的心情开朗，遇到烦恼的事可以放得下。文革时期，兴起了封建皇朝流行的抄家运动。我家也遭到这种遭遇。抄家的造反派走后，我对着家中零乱的衣物、满地的纸屑、东倒西歪的家俱和被拿走的东西，内心感到凄凉和惶惑，久久不能入睡。最使我受不了的是他胸前挂的那块“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以及他被迫弯着腰的样子和面无表情的脸。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马上听到他重重的鼾声。在台灯的阴影下，我看到他像孩子一样平静的脸。我猜想，他当时并没有做恶梦，而是在恢复白天折磨所造成的体力和精神上的疲劳。不久以后，我所在科室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兼党支部书记，被一些人贴了几张大字报而自縊身亡。我至今为他痛惜。在此表达我的悼念。但他如有卓如的心态，或许今天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 　　 　　大江东去，黄河入海。卓如已经走完了他的人生，做了该做的事，尽了该尽的责任。未完的事业自有后来者继续做。但前人的工作或许可以给后人有些启发作用。 　　 　　最后，我用二句铭文来结束这篇悼文： 　　 　　曾相聚兮四十余载，许终生相伴 　　冀重逢于三生石上，愿旧梦重修。 　　 　　 　　写于2005年3月，卓如逝世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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