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王家扬同志为纪念陈立同志逝世两周年而作. 陈立同志是我国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1933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历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校教授,曾任杭州大学校长,解放后历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陈立同志在我国最早采用因素分析研究方法,发现智力的因素组成随年龄而简化,批判了斯皮尔曼G因素不变的论断,得到了心理学界的公认;他积极倡导并投入我国第一个工业心理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创建了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基地,为中国工业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浙江树人大学第一、二、三届董事会董事,对树人大学极为关心、支持,为树人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王家扬同志在文中回忆了陈立同志生前殚精竭虑奉献教育的高尚品格,叙述了友人之间的深情厚谊,表达了对故人的思念以及对教育的信念.本刊特发此文,以表达对陈立先生的缅怀和敬意.…… 　　 　　作者简介：王家扬(1918- ),男,浙江宁海人,浙江树人大学终身名誉校长,原浙江省政协主席. 　　 　　亦师亦友忆故人 　　——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陈立同志逝世两周年祭 　　王家扬 　　103岁高龄的陈立同志于2004年逝世，转眼已有两周年了。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陈立同志，带着他丰硕的教育事业成就和科学研究成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殚精竭虑，克尽职守，无私奉献，鞠躬尽瘁，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心血，他所作出的贡献业绩，所展示的人品学品，将永远铭记在教育界、科学界一代人的心中，并将毫无愧色地载入史册。正如一位诗人所写：“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陈立同志虽已离开尘世，但仍然活着，永远活生生地活在我们心中。 　　与陈立同志交往20多年，我始终把他看成是我的师长和兄长。我们在相处和共事的年月里，交往密切，思想相通，畅叙心怀，配合默契；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不但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也是一位诚挚的朋友。他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神情举止，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在多届政协会议上深思熟虑的议论国事、认真负责书写提案的情景；他不顾高龄，每逢过年过节穿梭在老教授家访问叙谈的身影；为办好树人大学，他“因承知遇”而在夜深人静撰写一条条建议所吐露的肺腑之言；他在98岁高龄之时还勇敢地下水游泳，充分表现出他对生活的毅力……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慨系之，钦佩不已。 　　1978年粉碎“四人帮”不久，高等教育由“文革”时期的革委会恢复校长制。当年5月，我刚从北京调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工作，并由我兼任杭州大学校长，与陈立同志的交往较多。我几次到学校召开座谈会，都得到了陈立同志的很好配合，他对学校的恢复、建设、发展提出的建议，都十分中肯，很有见地。尤其是对“左”的思潮给学校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进行深刻批判，使学校在百孔千疮的情况下逐步恢复元气，走上正轨。在这整顿治理过程中，陈立同志功不可没。 　　“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大阴影，就是否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作用，学校的领导层中，书记、校长南下干部居多，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很少，这对学校发展非常不利。对此，我和陈立同志都深有同感。我多次向省委建议，应当让学有专长、有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和教授来担任校长，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以后我就不再兼任杭州大学校长，由陈立同志担任校长，此后，一批专家教授陆续走上校长的岗位，刘丹出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王季午出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朱祖祥出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 　　陈立同志担任杭州大学校长后，以70多年来从事教育的经验，对学校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而且亲自在实践中加以完善提高。他非常重视学科的建设，鉴于当时的杭大仍担负培养中学师资的任务，他要求学校的文理各系科应当加强基础理论的建设，向中学输送合格的优秀人才。他认为一个人的成才过程中，中学教育特别重要。他以自己就读湖北博文中学（现为武昌15中）所培养的人才来说明中学教育之重要。 　　他还以发展的眼光提出学校应办好经济、旅游、财会和心理学等系科。尤其是对心理学的研究和建设更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早在1935年他已撰写出版我国第一部工业心理学专著——《工业心理学概观》，成为我国的工业心理学乃至应用心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980年，他创办了杭州大学心理学系，为我国现代心理学教学、科研和实践人才的培养建立了一个重要基地。 　　他非常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把其中优秀者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他主持杭州大学期间，他着力解决了著名作家陈学昭的右派平反问题，让她“脱颖而出”，继续她中断多年的文学创作和撰写革命回忆录提供了条件。1983年机构改革时，他极力推荐一批优秀教育工作者不失时机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当时担任科研处处长的薛艳庄同志后来担任了杭州大学校长，就是一例。 　　在我参与创办树人大学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陈立同志的真诚支持，他的创造性办学理念，成为办好树人大学的一条宝贵经验。陈立同志是树人大学第一、二、三届董事会成员，每次开会，他都不顾高龄应时到会，而且对学校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就1994年树人大学的办学方针给我写过一封长信，显示了他对树人大学的赤诚之心。他在信中说：“我认为树人大学十年来功绩昭著，不用缕述。我感到最根本的，仍不得不认为是我一再提起的您原来提出来的办学目的：‘拾遗补缺’。”“树大之所以有今天，除您大力罗致各方面的资力外，作为民办的制度，不像公办学校全无自主权，动辄捉肘，也是一个原因。”“如果与公立学校并轨，受累无穷，对发展利少害多”。过去陶行知办晓庄师范能为革命建功，这可能得归功于民办。”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当时还是要冒着一定风险，在一切以“公有制”为正统的思维中“私”字不但摆不上位置，还有可能被套上种种“帽子”。以致他在信的末尾说：“我知道这样说是错误的，所以不便公开。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仍是我的浅见。”他向我坦诚地道出自己的见解，一方面虽则心有余悸，但对我充分信赖；另方面也说明他对此是坚定不移的，为坚持真理在所不顾，他这种为了开发民办教育资源的见解和判断，耿耿之心，难以言表，如果不是对教育事业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是绝不会有此举动的。 　　陈立同志晚年仍与我走动不断，促膝谈心。有一年春节，他已是百岁高龄，还到我家来探望，使我倍受感动。我们坦诚布公，谈笑自如，真如兄弟般的家长里短，无话不谈，但双方最关心的还是教育事业，仍是我们的中心话题。有一次我们谈得较多的是浙大四校联合。这是刘丹、陈立与朱祖祥同志多年的愿意，而今终于实现感到高兴。但陈立同志希望四校合并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更希望合并后更好发挥四校强项建设得到一步加强，建设特色的学科，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级的建设人才。我每次到他家去拜访，也谈的时间很长。在我们交谈时，总不断有研究生来向陈老请教学问，他总不厌其烦，谆谆善诱，他对教学的严谨可见一斑。每次到他家的另一个感觉，就是他虽已高龄年迈，事业卓有成效，但仍然甘居陋室，乐在其中。他担任校长期间一间会客室不足6平方，成天伏案工作的书房也不过4平方左右，真是对工作要求很高很高，对生活享受很低很低。应该说，他手中握有一定权力，但从不为私谋利，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他有一个儿子做了很长时间临时工，他也不托关系、走后门，让子女经受锻炼，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后来还是别的朋友看不过去，才帮其解决。 　　鲁迅先生曾说：“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作为一个教育家、科学家，陈立同志就是一个恬淡的人，逊让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有圣觉的人，总之，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实践了科学家的理想，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他的楷模形象，将永远鼓舞人们踏着他的足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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