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慰英灵，寄托哀思 　　 -----清明节遥想 　　自从获悉陈立伯伯病情恶化，理智告诉我这一刻越来越近了。然而当这一刻突然到来时，感情上仍然承受不了。 心像被刀剜一般的痛，坐在电脑前，泪如泉涌，可能孤身在外，格外伤感吧。我和陈伯伯的忘年之交源于父辈的深情厚谊。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上个世纪20年代陈立伯伯与先父涂长望的莫逆之交即始于此地—武汉。他们生于乱世，经历了风起云涌的社会动荡与变革，磨难造就了他们这一代为国为民争民主与科学的斗士。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感到壮志可酬，互相激励着在各自的科学领域里大展宏图，各有建树。不料，政治风云难测，先父是学自然科学的，未能躲过劫难，先陈伯伯40多年含冤而去。陈伯伯大概因学了心理学的缘故，虽历经坎坷，却能排解自若，终于等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耄耋之年又大有作为。我常想，如果当年陈伯伯不在杭州而在北京工作，先父会不会因有挚友倾诉而能躲过一劫呢？陈伯伯长先父几岁，想当年，在博文读中学逢北伐，在沪江大学闹学潮，及至后来双双考上官费同闯英伦，每逢疑惑，先父都必与陈伯伯商量，以至婚姻大事都要请陈伯伯拍板。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从陈伯伯嘴里掏出来的。先父去世时，我才12岁，不懂幼年丧父对人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只记得，常常高朋满座的家里一下冷清了，过去的熟人都不大来往了。唯有陈伯伯，虽身在南国，只要有公干 　　到北京，必来我家看望妈妈和我们姐妹，而且每次不忘带上江南特产`小吃，这大概是孩提时的我记住陈伯伯的一个重要因素。记忆中，这是一个可以像和父亲一样亲近的人。长大后，随着几次南下去杭州，每次都落脚在陈伯伯家，听他饶有兴致地回忆当年的趣闻轶事，当然大部分都与父亲有关。70年代后期，民主党派恢复了活动，陈伯伯几乎每年都来京参加全国政协和九三中央会议，我因此每年都有见到他的机会。每次去宾馆，都有一种去见亲人的欣喜和急切。那时陆续有出版社和作家向我们亲属征询先父的往事，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只有陈伯伯，对先父有如此详细全面的了解，会议期间的会面，这亦成为必谈的话题。在后来有关先父的出版物中，除了学术造诣和工作成就，思想性格方面鲜活生动的素材大部分出自陈伯伯声情并茂的描述，仅书信就给我写了好几封，事无巨细，有问必答。且即时作复，从不拖延。他的记忆力与办事效率常令小他4轮的我自叹弗如。渐渐地，从陈伯伯那里，我似乎看到了先父早年的大致轮廓，同时也感受到了慈父般的亲情。在我的意识里，这是两个逐渐重叠在一起的人。如今，没有了陈伯伯，我到哪里去寻父亲的踪迹呢？没有了陈伯伯，我又到哪里去寻象慈父般关爱着我的人呢？ 　　 我想我应象陈伯伯那样，追忆并传扬人性中美好的品性。陈伯伯除了大家已知的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等等大教育家所具有的风范，他还是一个风趣的，极有个性的人。比如，他虽平易近人，却不能容忍平庸。在他面前说话，做事要掂量惦量。他本人的信息获取量相当大，且思维敏捷。记得他7-80岁时有一句口头禅“莫名其妙”—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使人印象深刻，表示对说话人所说的事实不准确，不科学的不以为然。谁若得了这评价是很没面子的，下次必会记住，学习是要老老实实的态度的。这大概是他一生“证伪”的科学精神在家里的延伸吧。 　　陈伯伯的机智幽默也是信手拈来，仅举一两例：千禧年我打长途电话向他祝寿，玩笑地祝贺他成为跨世纪老人。他马上回敬我一句：“你也是跨世纪老人了，同贺同贺！”我一怔，可不是吗！那年老人98岁。 　　90年代末，我带儿子到陈伯伯家小住。那时他的口头禅变成了“不是--”，我儿子戏谑地指出“陈爷爷的‘不是’ 有扩大化的趋势“，陈伯伯笑着接受了，紧接着矛头一转，问我儿子赵然：“你名字里的 ‘ran’是哪个‘ran’？噢，‘然也’ 的‘然’，那我就叫你‘yes 赵’吧!”一老一小就这样一直戏称着。 　　时势造人，陈伯伯这一代精英有着丰富的经历，立体的人生。是我辈难以企及的。唯寄望于后辈能将此传承下去。 　　今天写文章纪念陈伯伯，是受到了报刊上各界悼念文章的感染，使我从各个侧面看到这颗宽厚博大的心对亲友，对同仁，对学生，对晚辈，甚至对素不相识的人，倾注了那末多的爱和关注，这是怎样的情操和人格魅力呀。受过他的感动的人，现在再撰文把这感动传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目前尤其需要的 “素质教育“，陈伯伯——一位终身不辍的教育家，最后，用他的一生给我们上了这一课。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知天上宫阙中有没有黄鹤楼？先父在那里有否迎到他兄长般的挚友？愿他们在那边共忆往昔峥嵘岁月，同庆重逢感慨人生。陈伯伯以 103岁的高龄打破了知识精英们的纪录，他在那边会受到盛大欢迎，一向幽默的陈伯伯，可能还会得个大奖章呢。 　　 　　 2005.4.8

原文2005.4.8 发表于陈立先生纪念文集  浏览：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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