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对波普尔的最终认同 　　 　　 　　 　　 　　南方周末　　2006-10-19 16:44:31 　　 　　 　　 　　　　陈立对波普尔的最终认同 　　　　由于主张“儿童的抽象能力并不是通过实践得来的”，陈立受到了姚文元的批判 　　　　 　　　　□杨思梁 　　　　 　　 　　 　　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陈立教授 　　 　　　　陈立(1902－2004)，字卓如，湖南平江人。1933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杭州大学校长、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院士。曾获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终身成就奖。主要著作有《工业心理学概述》，《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共两卷)。 　　　　陈立先生晚年中的一件重要事情，是阅读波普尔的著作。这一点陈夫人马逢顺医生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载《纪念陈立先生》，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出)。我和他的实质性交往，也始于波普尔。1986年底或1987年初的一天，我们谈到方法论。我说我最喜欢的方法论是波普尔(KarlPopper)的。他眼睛一亮，问我怎么知道波普尔。当时，波普尔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学校图书馆里只有PaulArthurSchilpp编的两卷本《卡尔·波普尔的哲学》。其中有波普尔的思想自传、批评家对他的评论和批判，以及波普尔本人的回应文章。 　　　　此后不久，他告诉我，早在教会中学读书期间，他的一位英国老师就对他说过，“你的思想太唯物了。唯心的成分太少”。他说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是在批评他，后来才意识到。许良英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早在1939年暑假就应浙大学生自治会邀请，公开作了“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的演讲。 　　　　在认识论上，即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波普尔的观点显然比陈先生当时所服膺的理论符合真理。 　　　　略知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在培根(1561－1626)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起源于感觉”的经验论学说。洛克认为，婴儿的大脑像块白板，只有当各种不同的感官印象在脑中结合，才能建立起外部世界的图像，获得对世界的知识。也就是说，人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用培根的比喻，知觉像葡萄，到了季节就成熟，只要用心采摘并榨取，就会从中流出知识的纯酒。这种经验论哲学在休谟(1711－1776)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论述。休谟不仅主张知识起源于经验，而且认为经验由印象与观念这两类知觉组成。 　　　　其实，与洛克同时期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已经提出了与经验论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感性知识不可靠，只有通过理性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则进一步指出了经验论学说的错误。他说，假如人脑得靠经验来认识时间和空间，那么，人们怎么可能按照时间和空间来整理安排各种感官印象？康德认为，人的经验是一种同化和改造的结果，是感性知觉和心智的某些成分合成的结果；人通过大脑对知觉进行整理分类而获得知识(虽然康德对经验论的批判只是基于他的先验论学说)。到了20世纪，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经验论学说提出了更明确的批评。他对知识和理论本性的一个著名论述是：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呀。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样的错误。(《物理学和实在》)。 　　　　当然，对经验论哲学提出系统批判的是波普尔(1902－1994)。他以进化论对大脑的看法为基础，认为，人天生具有一些固有观念，比如期望或预期。这些可称为天赋知识。波普尔认为，天赋知识使人们作出假设或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观察或实践来检验假设或问题的正确与否。先有期望或预期，然后才能有观察。波普尔据此推断，基于观察的归纳法(induction)不是学习的方法。在今天这个基因知识普及的时代，绝大多数人不需要借助波普尔，也能理解这一点。比如，动物一生下来知道去吸母奶，并不需要教。人也一样。波普尔举了儿童学玩具的例子：绝大多数儿童无须人教，就能熟练地玩复杂的玩具。儿童对概念的认识也一样。比如，儿童认识“树”这个概念，并不需要先知道所有的树种。只要有人指着一棵柳树或别的什么树告诉他，那是树，他在看到杨树、松树或任何其他树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知道，它们都是树。儿童对房子、路、山、河等的认识，也如此。甚至对抽象概念的认识，也不需要借助于归纳法。比如，同情。儿童不需要经历所有形式的同情才能理解什么是同情。你只要教他，给无助者帮助是同情，他自然就会理解，帮助老弱病残也是同情。也就是说，人和动物一样，脑子里天生“印刻”(imprinted)着一些概念，带有一些预期。孔子所谓“生而知之者”是也。人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检验这些概念和预期是否正确。假如没有先天固有的观念，人和动物就不可能感受和体验外部世界，也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我后悔当时没有问陈立先生，他究竟什么时候意识到老师的批评。现在只能从他的言谈和生平事迹中推断。我想，至少在1965年他就应该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这年，他用受控的实验法，进行了“儿童色、形抽象的发展研究”。报告发表后，姚文元(葛铭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而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反科学的”。在那个时代，提出这样的非议是很自然的，不应该将此算作姚的罪状。相信当时能看到这篇研究报告的大多数人会同意姚的看法。陈立的反驳，也只是强调了实验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该研究的结论自然或不自然地带有一些先天“印刻”论的味道：不管是形状抽象、颜色抽象还是同一抽象，都不受爱好、性别或智力的影响。显然，儿童的抽象能力并不是通过实践得来。这个结论多少与当时流行的认识论相抵触。他当时想做一个“战役性”研究，设计了一系列相关的实验。却只能违心地停了下来。这个项目如同“腹里的幼胎，还没有成人就被打杀在孕期中”。 　　　　原因很简单，该实验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所不容———因为它涉及官方定义的“唯心”的领域。在回应姚文元的批评时，他明确说道：“因为这项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复杂，事实上早就停止了进行”。要不然，这一研究可以成为当时世界领先的心理学科研成果，当然，这只能是个假设。 　　　　不知道陈立先生当时是否对当时流行的理论产生了些许疑问或矛盾的心理。但可以肯定，他的这一经历为他后来接受波普尔做了心理上的准备，难怪他后来对波普尔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要不然，年近90岁的他也许不会去对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学科如此持久地关注。虽然波普尔关于认识论的一些文章早在1949年起就陆续发表，但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无法看到他的书。 　　　　他对波普尔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出于他对方法论的兴趣。他在1993年2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我颇醉心于Popper的哲学思想。同龄人也，经历虽隔西欧，但西风东渐，不能不同浴一种风而产生许多相似的思想。”综观陈立一生，可以发现他对方法论的一贯重视。他的文集中论述了各种不同的科研方法，如受控的观察法、活动产品分析法、因素分析、实验室实验、自然实验法等。他也对一些方法提出过批评，如对方差分析法和滥用测验的批评。80多岁后，他又对计算机控制的实验法感兴趣；他甚至还建议同行们借用人文学科中的释义学(hermeneutics)——这是他刚学到的方法——去研究思维过程。直到1997年，他还发表了《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一文，阐述他对心理学科研方法的态度。1997年，他95岁时，还许诺要撰文讨论“个案特征研究法”(idiography)和“普遍规律研究法(nomothesis)，但终究没写成。他自己一生，虽多用实验法，但又坚持认为，心理学要从严格精密限制条件的实验室解放出来。他很早的一些文章中，就表露出一些与波普尔相同的观点。比如，1942年的《论试验法》中提出，在实验之前，我们对某一现象必须有一个暂时的理论，即“假设”。在1940年前后发表的《男女性别的心理研究总论》中，他强调客观标准与具体条件是自然科学的实验精神。不知是因为他一生研究的领域较多而被迫采用多种方法，还是因为他对各种方法感兴趣促使他去研究各个不同的领域？ 　　　　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文章讨论波普尔。但从1980年代后期起，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期，我们几乎每次见面都要讨论波普尔。主要是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也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客观知识》等书中的观点。他肯定波普尔的证伪法，认为一切科学发明创造均源于此，没有证伪就不能保证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客观性。他认为这与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是异曲同工，虽然它们的科学方法论不同。他也反对自由观察法，认为波普尔是对的，即不受控制的实验或经验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果。和波普尔一样，他坚决反对“方法的专制”，认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应该束缚人，而只能是相对于问题的不同而选择。方法要为研究的目的或目标服务，也就是说，问题的性质决定研究的方法。这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见解，而是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常识。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当基本常识与某位“大人物”的见识相冲突，则必须以大人物的见识为准。 　　　　我们当然也讨论了认识论。不过我没有问他当年儿童色形的研究课题，因为这是他的痛楚。他多次说过，从那次打击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做系统的实验性研究。对科学家来说，这是很大的遗憾。相反，我告诉他一些关于波普尔的趣闻轶事，都是贡布里希告诉我的。他听后哈哈大笑：“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他则反复提到，他和波普尔先后同在伦敦大学的政治与经济学院学习工作——他1930年代初在伦敦大学读博士时，在该学院修过变态心理学等课程。波普尔则从1946年起开始在该学院任教。最近我发现，他在1943年写的《实演逻辑与新心理学》中，提到过哲学上的维也纳学派(Der　Wiener 　　　Kreis)和其中的五个主要成员。波普尔当年与这些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个学派，特别是学派成员魏斯曼(F.Weismann)，引导波普尔走上了哲学之路。若非世道变迁，陈立先生理应更早接触到波普尔。(P118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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