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先生】记忆中的陈立先生 　　2015-05-03 　　 　　“会心在四远 不是为高飞” 　　——记忆中的陈立先生 　　陈丽君 （八五心理） 　　 　　陈立先生是04年3月18日走的，先生走时，高寿103岁。春学期，课间，收到短信时我愣在了当刻。先生那么棒的身体呀，一直坚持游泳锻炼，直到100高龄，才改为走路锻炼，101岁时他不慎摔跤还挺过了置换股骨头的手术，他怎么就突然离开了我们。一直以为先生如一株不老松，本以为任何我们想要讨教的时候都能寻到先生，哪知道先生却离开了我们。跟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哀思和怀念不绝。 　　 　　 　　 （一）初识的高山仰止 　　我是八五年入读老杭大心理学系的，当年全因高中时沉迷一部女作家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使我弃多少学校而不顾以高出一本五六十分的成绩直奔杭大心理学系而去。那些关于国企改革、关于行为科学如何在企业管理中运用、关于工业心理学的价值等等描述委实迷人，还有什么比探知人的奥妙继而激发人更激动人心的了。来校后才知道书中H大学陈校长的原型便是陈立先生，杭大心理学系的创立也正是源自先生身体力行地反复呼吁、教育部机械工业部一个个部门地去盖章化缘。先生该是泰斗级的人物，伦敦大学斯皮尔曼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因素分析以及智力双因素论的提出者）的博士、德国柏林大学苛勒教授（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博士后，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工业心理学研究员，1939年始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来浙大任教，是他推动了1978年心理学专业在杭大的创立及1980年心理学系的创建，杭大也因此成为文革后全国第二个创建心理学系的大学。于我们初入门的小辈言，当年的先生是高山仰止。彼时先生已是八十多高龄，而且先生还任着杭州大学的名誉校长，虽然高山仰止，我们却常能在系里的重要会议、答辩活动中看到先生的身影。每见到一次都是那么精神矍铄，妙语连珠，令人不得不佩服先生的精力和思维。 　　确实，八十多高龄的先生那时还是那么多产，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常常在各类心理学期刊上读到先生的文章。彼时我对心理测量怀有浓厚兴趣，先生的一篇《我对测验的看法》成了引导我正确地研究和应用心理测量的导引。先生在文中一方面为测验正名，提出“测验的根源是承认人有个别差异”、“测验与定命论无关”；另一方面，强调测验编制要有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应同时追求测验的信度和效度，要避免与问题毫不相干的草包问题，须注意取样的样本局限问题；更重要的是，先生反复要求应慎重应用测验，提出切忌如“林冲刺面，终身蒙垢”一样的贴标签效应，他主张“测验一定要和治疗和教育结合”。事实上作为第一个在国内介绍和应用因素分析的心理学家、作为娴熟使用心理测验的心理学家，先生恰恰是最审慎的对待者，他的《习见统计方法中的误用与滥用》、《测验效度理论析义》、《项目反应理论初评》等等论文不断地提示着后来学者，防止对测验和统计的误用滥用。先生的求实求真让人叹服。想当年先生是斯皮尔曼很欣赏的高足，但他对导师提出的智力G因素不变论断并不盲从，而是编制了10种测验，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近800名学生进行测试，计算了近400个相关数据，通过繁复因素分析，提出G因素结构会随年龄增长而简化，其成果在美国《发展心理学》上发表，受到国际同行的称道。真真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的硕士导师王文鋆先生多年来坚持不将她主持开发的弱智儿童诊断量表和儿童社会适应能力量表用于非专业人士的商业目的，我想这中间也秉承了陈立先生的主张。多年后，当我致力于开发个体诚信度评价量表时，重读先生文字，体味先生所说的贴标签效应仍觉醍醐灌顶。 　　 　　 　　 　　 　　（二）先生的慈祥和憾痛 　　不过，未曾想到的是那个高山仰止的先生又是那么得平易近人和豁达。系里无论在办公室还是走廊碰见先生，有机会他都会跟我们学生攀谈。记得当年教我们选修课的邢秀华老师送我们一幅书法，我们拿到系里在品读，先生看到了，回想起往事笑着说，我被关牛棚扫厕所时，负责管教的就是邢秀华老师，不过，邢老师还是蛮照顾我的。先生说，他白天扫厕所，晚上就写检查，为自己写也为马先生（马寅初）写检查（不知我是否记忆有误？）。 　　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与先生接触是在大学二年级。因为担任学生心理学会副会长一职，要举办一些相关的讲座和创办属于学生们自己的稚嫩期刊，想叫先生提点意见。惴惴地给先生电话，没想到先生竟然同意了，于是满怀景仰的心情与同伴一起到孩儿巷先生的家。穿过车水马龙，穿过闹市人声的延安路，孩儿巷中先生的家是繁华市井里的静谧小院。记得先生问起我们选读心理学专业的缘由，我一五一十地说起了一本小说引来的选择，先生大笑着回应，你该选择工业心理学专业才对呀，害我闹了个满脸通红，但先生马上讲起了教育心理学的广阔应用前景。今天已记不清先生给我们提了哪些建议，但是清楚地记得窄窄的小巷和慈祥的先生给我们的那种如沐春风感觉。孩儿巷，就这样在异乡有了不一样的意味。今日想来，一如子恺先生穿巷见马一浮先生。 　　第二次拜见先生是帮忙院务老师送一份资料给先生。彼时先生已将家搬到了体育场路。见了先生，没有了第一次的鹿撞，却更多了份折服。先生远在北京的老同学九十大寿，先生无力亲赴祝贺，于是想亲发贺电。师母拗不过他，我便自告奋勇陪先生去邮局。从体育场路先生家到松木场的邮局，有一站的路程。常人都需要颇费些体力，先生却自如地走了下来。一路走还一路跟我聊当年他们同时出国留学，一个选了物理、一个选了心理，一字之差，人家现在成就大了。感慨于先生的谦逊，我直言先生于工业心理学而言也是居功伟业，先生一下子面色凝重，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心理学曾被批判为唯心的，要不是因为那被耽误的十几年，我还可以做更多事呀。一直见到的先生都是爽朗的、笑容亲近的，那一刻的凝重深深地刻进心里。想来那段被迫中断学术的日子于先生是一辈子的痛。而后在邮局，先生再一次让我吃惊，他竟在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里口占七言绝句一首作为电文，今天虽记不清当年先生才思敏捷中急就的诗句，但记得那一刻我深深地惭愧自己中文素养之差，也感动于先生待友的真挚。 　　 　　（三）高级心理学和闭卷考 　　真正有机会聆听先生的教导是读研后。先生给心理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了高级心理学的课程，并亲自选编了相关心理学家的文献，装订成了十大本的英文阅读材料。轮到我们这一届时，先生已近九十高龄，没想到先生坚持亲自给我们讲课。先生授课的那天下午，总会在马剑虹老师的陪同下准时出现在教室里，然后端坐在藤椅上，不紧不慢地开讲。是的，那种不紧不慢的开讲，常常是先生一开讲，停下来时已是傍晚学校广播的音乐声起，几名顽皮的同学敲敲饭碗提醒先生该歇息了，我们也得去吃饭了，令人不能不对九十高龄先生的精力叹服。先生谈他对因素分析的看法，谈英国塔维斯托克工业心理学研究所所研究的企业条条奖励和块块奖励模式的效果差异，谈他留学期间的游历，谈他的导师Ｓｐｅａｒｍａｎ。谈文革时期他与姚文元展开的那场“葛陈辩论”。先生说，他当然知道“葛铭人”是某位大人物化名的笔名，但是对的东西怎么可以不坚持，真理怎么可以不辩论，他笑谈到，我也马上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针锋相对的文章——《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但结果是惨重的，被打成了右派关进了牛棚。听先生云淡风轻地笑谈，是那番铁肩担道义般的坚持和置生死于世外的豁达。据师奶奶介绍，当年先生白天被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批斗，晚上能摘下牌子很快平静入睡。。先生的思维是活跃的也是跳跃的，他的真知灼见不时地闪烁在他的漫谈中，有时该直恨自己思维的转速过慢，稍不留神我们就跟不上先生的思考了。是的，真知灼见，有他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反省，有他对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敏锐捕捉，还有他对我们为学为人的指导。记得先生谈如何正确地对待已经攻读到高学历时的求学心态，先生引用了一句话“know everything is know nothing”。先生告戒我们哪怕你已读到了博士，你只是在一个感兴趣的很小知识点上不断深掘，可能你对其他所有的知识仍然是一无所知。想来这也是先生自己为学为人坚持的信条。泰斗级的先生在著文和演讲中总是有这种发自内心的谦逊。是的，先生是谦逊的，是那种高风亮节的谦逊，也许正是这种谦逊才使先生不断地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追求和创新。先生最喜欢自励的话是潘天寿题画诗“会心在四远，不是为高飞”。该是先生对自己的写照。 　　不过，先生那年给我们出的考题却小小地与我们开了个玩笑。十本高级心理学原著，考试却需要闭卷（闭卷考试也是先生所授这门课的惯例），而且听说先生出题是兴之所致，他是随手翻到哪册翻到哪页看着哪个内容有味道就出哪个题。于是名词解释中的英文“SHENNONG”让我们抓了好一会头皮，多数同学折戟而归，倒是我当年男友（现在爱人）灵机一动答出了这个题目。实际上这题来自于探讨LSD（致幻剂）与成瘾及异常行为关系的研究，文中就讲到了我们的医学药学老祖宗神农曾遍尝百草也研究过类似的中草药。想象过先生出完题后因捉弄到我们而露出的顽童般开怀大笑，不过，这个法子对于督促我们用心地研读完这十本英文文献倒真有功效。 　　（四）鹅毛拜师和失之交臂 　　再一次见先生是９９年二月。98年三月我调回学校在杭大经济学院任教职，回归那一直心念念的工业心理学领域，同年初我已报考了心理学系王重鸣老师担任导师的管理心理学方向博士研究生，考完试成绩上线也被录取，但正逢四校合并，因各种原因王重鸣老师萌生了去意（记得当年王老师已在交大带起了博士生），意欲削减在浙大带学生的名额，就这样当年的考生里排上了两位同学，我被挂了起来等下一年的名额。到99年初，依然没等到王重鸣老师捎来的消息，倒是接到老杭大研究生处林夏芬老师的电话，林老师告知，陈立先生为了不希望四校合并后管理心理学的衰落已向潘云鹤校长提出重新带博士生（据说当年陈先生向浙江省政府提出辞去杭州大学校长一职的理由也类似，简单到一句话——我要专心带博士生），林老师问我是否愿意转导师。彼时先生已经是98岁高龄，能师从老先生门下是我不敢想的梦想，先生发话当然求之不得。我询问了相关程序和所需要的资料，预先请马剑虹老师通报了先生，在马老师的陪同下到体育场路先生的家去拜师。近百岁的先生还是如同经年前一样的精神硬朗和慈祥可亲，先生望着我的一篮水果和鲜花风趣地说，拜师学艺送一根羽毛最合适了。他笑称，古人不是说吗，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先生还是很健谈，他谈生活，说如何劝解自己家阿姨帮她解决婚姻问题，说自己身体的近况。先生打趣道现在最爱看的是电视球赛，因为故事片人物太多不太能记得清了，球赛两队服装有差异很容易辨认。先生说现在终于体会到记忆衰退的曲线了，并用每天只能坚持看几页英文材料来佐证，先生说先前他一天看十几页英文材料根本不成问题。实际上于我来说，也许一天几页英文材料也是困难的，听得我只是汗颜。那天先生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心理学研究问题，对统计娴熟运用的先生检讨起了单纯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缺陷，先生说现在对案例研究很有兴趣，想再选几个企业点深入进去，先生希望能有一个小的团队定期探讨。方法论、价值观、创新、创业研究这些英文的词汇不断地在先生的漫谈中交替地出现。我似乎重新回到了大学生的行列，而先生又适时地用他的询问激发你的兴趣和思考。三个多小时的交谈很快过去，先生记起正事，为接收我提笔给研究生院招办领导写信，先生是审慎的，他甚至已经考虑到我是在职研读，可能存在工作和学习时间冲突的问题，所以，他既询问到“对入学后的在职学习，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于研读，有无正式规定，希呈请研究生院院长核定（如必要？），”同时他也做出郑重允诺，“保证如期毕业”。看得我既心潮澎拜也心下惭愧。不过，那封短信先生还是出了点小状况，先生以为我还需要再考一次，马剑虹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叫先生重写一份时间已晚，不忍再叨扰先生，于是马老师帮忙紧急打印了一份表述正确的信函，让先生签上字，嘱我带到研招办。只是，还没等我将信交到研招办，王重鸣老师已经来电让我去面试，并很快将我招其门下。我只能遗憾地告知先生无法成为他的学生了，先生却豁达地依然送了我很多鼓励的话。那份戛然而止的师生缘让人抱憾很久，好在，在王重鸣老师的团队我仍然深深体会到了从先生那一脉相承下来的求真务实、严谨勤奋的学术之风，并一直受益至今。 　　先生走了，我们再多的不愿也无法挽留住先生。无数的名家、先生的亲朋好友弟子们都写来了悼文、祭文，先生再次地在这些文字中鲜活起来。拾读他人的纪念文字、重读先生文集时更是令我在回忆中或扼腕长叹或心悟欣喜。比如关于四校合并，先生向往竺可桢时代的浙大，主张学校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希望重振老浙大雄风，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人心向上、四校规模也相对较小时，先生和朱祖祥、苏步青等教授认为是合并的好时机，竭力主张四校联合，可惜未能如愿。到九十年代末由中央直接主持四校合并时，先生深感此时四校已各自羽翼丰满，各成规模人口众多，四校联合的难度和时代都有问题。对四校的成功合并，先生既欣慰也忧虑。师奶奶马医生的祭文中抄录了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的先生笔记本中夹带的纸条： 　　“1、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我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就批评过他，科学家当上了官，就变成了政客，我希望浙大不要成为衙门。 　　　　2、在工作改革中，不要在冥想中出主意。所以我主张联合前不要大动，仍以院系为主，照常工作下去。但在过渡中一定要设法多开些会，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强调民主，在党的十五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蔡元培和竺可桢的历史时代过去了，但民主作风仍然值得强调。 　　3、要创造条件，培养人才，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贵在知人善用。不仅善用，更要尽力培养。要派人到先进的研究与开发的硅谷去，不是博士，而是特别顶用的人，看空补缺，务求实效，解决问题。” 　　这字里行间是一颗永远倾注于教育事业的拳拳赤子之心。先生走了，哀思和怀念不绝。相较于那些先生的亲朋、相较于先生的知交、相较于先生的弟子，自认为并不适合写纪念先生的文字，但与先生数次面谈的点滴常常萦绕不去，惟以陋笔记之以此长念和激励。先生走了，一座丰碑倒下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除了学问以外的财富。 　　(初稿于2004、修改于2015)

原文2015年5月3日 发表于（杭大先生）  浏览：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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