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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巨星满学泰斗金啟孮教授纪念馆

契丹文dan gur与东丹国国号──兼评刘浦江《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http://www.apu.ac.jp/~yoshim/B2.pdf
  笔者在《辽金史札记》(《立命馆言语文化研究》15卷1号,2003年6月)第一节《丹国与女狄(女真)》中做过如下考证(原文中的契丹小字转写作国际音标):
  
  史载辽天显元年(926)太祖阿保机灭渤海后,将其地改成东丹。然汉文《耶律宗教墓志铭》所载之“(墓主人)母曰萧氏,故渤海圣王孙女、迟女娘子也”,与其中的“渤海圣王”相对应的契丹小字墓志铭第4行却作:dan gur-n ju qan(丹-国之-圣-汗)。
  由此可知,耶律宗教之母萧氏的外祖父,即辽初所封之东丹国王耶律倍。由此进一步可知,“东丹”之“东”,乃后加之语,至迟在兴宗之世仍称“丹国”(《耶律宗教墓志铭》刻于辽兴宗重熙22年[1053]年)。则“东丹”之本义并非略自“契丹之东”,而是源自“丹国”。
  《三国遗事》卷三〈皇龙寺九层塔〉条载:“海东名贤安弘撰东都成立记云,新罗第二十七代女王为主,虽有道无威,九韩侵劳。若龙宫南皇龙寺建九层塔,则邻国之灾可镇。第一层日本,第二层中华,第三层吴越,第四层托罗,第五层鹰游,第六层靺鞨,第七层丹国,第八层女狄,第九层獩貊。”(《海东安弘记》所记之九韩为:(1)日本、(2)中华、(3)吴越、(4)托罗、(5)鹰游、(6)靺鞨、(7)丹国、(8)女真、(9)獩貊;《东都成立记》所记之九韩,惟第八作“女狄”,与《海东安弘记》所记之“女真”名称不同)。其中之“丹国”,与上引契丹小字墓志所载之“丹国”相同。但该寺九层塔建于新罗善德王十四年(645年),高丽高宗二十五年(1238年)与寺同毁于兵燹。从其建塔年代来看,尚在渤海立国(698年)之前,则此“丹国”与彼“丹国”究有何关联,需加以查考。
  旧苏联学者M.B.沃罗比约夫在《女真人与金国(十世纪-1234年)》一书中根据上述朝鲜史料《三国遗事》卷三〈皇龙寺九层塔〉的记载(皇龙寺兴建于553年,建成于556年),认为女真作为独立民族的出现时间是六世纪中叶。但该塔第三层所载之吴越,乃五代时所建之地方政权,为北宋所灭。其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十世纪。是可知该塔各层所镇服之诸民族、国名,亦当是十世纪以后附会上去的。因此,该史料不能用来作为证明女真族名最初出现的时间。可是,正因为如此,塔中出现的“丹国”则很有可能与契丹小字墓志所出现的“丹国”含义一致,亦即同指渤海故地,辽初之东丹。
  日本学者村上四男认为“丹国”即契丹(《三国遺事考証 下之一》塙書房,1994年),根据上述实例,可证其误。“契丹(Kitan)”乃一独立语词,不可分割为两个部分,因此不可能略之为“丹”。
  “女狄”与“女真”。《东都成立记》的著述年代不明,亦无作者海东名贤安弘的详传。然据前间恭作氏考证:“安弘即海东高僧传中之安含,崔致远义湘传等均作安弘,兴轮寺金堂十圣之一。僧传、湘传均作真平之时入隋、唐武德中归东。《史记》虽作入陈、归于真兴之时,但据神行碑所载神行乃其兄之曾孙来看,真平之时入隋之说为可信。”(前間恭作《新羅王の世次とその名について》,《東洋学報》15巻2号)
  朝鲜语“狄”之音读为c?k,与“直”之音读cik相近。女真族名辽代曾一度改称为“女直”,则《东都成立记》之“女狄”很有可能是与“女直”属同一类型的音译,亦即与辽代“女直”相同的不含词末n辅音的形式。
  
    《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刊有刘浦江氏的《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以下简称刘文),该文以《丹国与女狄(女真)》为主要资料来源而构成立论基盘,作出如下结论:(1)契丹文墓志出现的“丹国”是东丹国的简称;(2)《三国遗事》所载“皇龙寺九层塔”所镇服之“丹国”是“契丹国”的简称。同时又说:这两个所指不同的“丹国”都作“他称”用。
  笔者认为,刘文的这两个结论不能成立。但是,在讨论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一段并非题外的话,这就是刘文通篇存在着的抄用他人学术成果而不注明出处的问题。
  刘文由两个小标题构成。第一个小标题是“有关东丹国国号的新说”;第二个小标题是“释‘丹国’”。
  1、我们先从第二个小标题涉及的问题说起。
  下面的引文是刘文的相关节录(方括号数字乃笔者所加,标明抄用的起止文字)。
  
  [1]高丽释一然《三国遗事》卷三“皇龙寺九层塔”条,引安弘《东都成立记》云:“新罗第二十七代女王为主,虽有道无威,九韩侵劳。若龙宫南皇龙寺建九层塔,则邻国之灾可镇。第一层日本,第二层中华,第三层吴越,第四层托罗,第五层鹰游,第六层靺鞨,第七层丹国,第八层女狄,第九层獩貊。’[2]《东都成立记》早已不传,该书作者安弘,一般认为就是7世纪初叶的新罗僧人安含。[3]据《三国遗事》说,皇龙寺九层塔始建于新罗善德王十四年(公元645年),高丽高宗二十五年(公元1238年)毁于兵燹。[4]但从上述传说中九层塔所镇服的诸国来看,显然比建塔年代要晚得多,并且也与安含的时代不相吻合。九国中恰恰没有新罗当时的劲敌高丽和百济,而吴越已经晚至10世纪;[5]女狄即女真之异译(刘文此处有注:“《三国遗事》卷一引《海东安弘记》,其中所记九韩与《东都成立记》的九国相同,惟“女狄”作“女真”),[6]女真直到10世紀初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出现;……[7]这里说的“托罗国”就是托罗,估计是高丽境内的一个割据政权,至11世纪中叶犹存。由此看来,皇龙寺塔镇九国之说,大概是在10世纪王氏高丽建立之后才附会出来的一个说法,而《东都成立记》恐怕也是后人托名安弘而作的,[8]……传说中皇龙寺九层塔所镇服的九国,其中之一是“丹国”,日本学者村上四男曾推测“丹国”或许是契丹。[9]
  
  [1]~[2]这段资料的来源,抄自《丹国与女狄(女真)》所引村上四男《三国遗事考证 下之一》列出的史料。
  [2]~[3]安弘即安含之说,乃《丹国与女狄(女真)》所引前间恭作《新羅王の世次とその名について》的考证结果。
  刘文在上述两处为刻意回避《丹国与女狄(女真)》及村上氏、前间氏的文章,转而使用加注“《大正藏》”的方法表明为自己的发现。
  [3]~[4]抄自《丹国与女狄(女真)》的“但该寺九层塔建于新罗善德王十四年(645年),高丽高宗二十五年(1238年)与寺同毁于兵燹。”甚至连用词都不忌避更改。塔毁于“高丽高宗二十五年(公元1238年)”,并非《三国遗事》所说。《三国遗事》的原文是:“又高宗十六年戊戌冬月,西山兵火,塔寺丈六殿宇皆灾。”据《高丽史》卷二十二高宗二十五年条:“蒙兵至东京,烧黄龙寺塔”,可知二十五年才是戊戌年,原文记述有误。这表明刘文未作研究而是照抄他人的考证结果。
  [4]~[5]抄自《丹国与女狄(女真)》的“但该塔第三层所载之吴越,乃五代时所建之地方政权,为北宋所灭。其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十世纪。是可知该塔各层所镇服之诸民族、国名,亦当是十世纪以后附会上去的。”
  [5]~[6]抄自《丹国与女狄(女真)》的“《东都成立记》所记之九韩,惟第八作‘女狄’,与《海东安弘记》所记之‘女真’名称不同”。
  [7]~[8]关于托罗的来源,以及《东都成立记》是高丽时代所作,高桥亨在《済州島名考》中早已做过考证,《三国遗事考证》引用了这一考证结果。刘文显然是为免涉抄用之嫌,在行文中特意排比使用“估计”、“大概”、“恐怕”等语词。
  [8]~[9]村上四男既非“推测”也没说“或许”,而是在“丹国”旁径直注“契(丹)国”,断定两者等同。这表明刘文并未直接利用村上氏的研究结果,而是抄自《丹国与女狄(女真)》的“日本学者村上四男认为‘丹国’即契丹”一句。
  
  2、刘文在紧接上文之后列举《高丽史》卷四出现的数处契丹的简称“丹”的一大段文字也同样是将他人的研究成果“巧妙地”据为己有,却只字不提其人姓名。
  即实氏早在1990年发表的《“万钞”谁见,“丹宝”怎解》(《内蒙古金融研究》1990年第3期,收入同氏《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里就指出:“至第四卷显宗朝时,高丽和契丹有战争,才有简称之‘丹’出现。”至于简称出现的原因,即实氏也早已剖析透彻:那不过是蔑称而已,绝非通称。“简称的出现,是在两国之间发生纠葛诉诸武力之时”,四卷以后的《高丽史》则“基本上是通好则写全称,交恶则书简称。”刘文列举的史料及排比方法一见便知是照搬即实氏的学术观点及资料,惟独即实氏的结论因不利于刘文的观点,故被弃置不用。
  
  3、再谈刘文第一个小标题涉及的问题。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耶律宗教墓志》是目前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中时代最早的一种,刻于辽兴宗重熙十二年。汉文墓志提到的萧氏外祖父故渤海圣王,应是指东丹王耶律倍。”
   这里“重熙十二年”乃“重熙二十二年”之误。
  这是照抄《丹国与女狄(女真)》的“由此可知,耶律宗教之母萧氏的外祖父,即辽初所封之东丹国王耶律倍。”
  “宗教之母迟女娘子是耶律倍的外孙女”之说,那是八、九年前笔者的解读结果。未曾想刘文2007年9月完稿之际仍然照抄笔者这个早已过时的解读,且并不注明出处。以之为据得出结论曰:“在契丹小字石刻中,东丹国被称作dan gur(原文契丹小字),直译即为丹国。”虽有劳抄用之驾,不过笔者2004年就已经将其弃之如敝履,早已另获新解了。
  新解是什么?答曰:“迟女娘子者,渤海国亡国之君大諲譔之外孙女是也。”
  
  契丹小字、汉文合璧的《大契丹国故广陵郡王墓志铭》(通称作耶律宗教墓志)1991年出土于辽宁省北镇,契丹小字刻于志盖背面、汉文刻于志石。墓主字朝隐(笔者所释)、名驴粪或旅坟(《辽史》所载)、汉名宗教,系辽景宗仲子隆庆的庶出长子。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有关的文字兹录之于下(汉文录自向南氏的《辽代石刻文编》,契丹小字国际音标转写自拓片):
  
  汉文:母曰萧氏,故渤海圣王孙女,迟女娘子也。
  契丹小字:mege mirgi cinio au’ui dan gur-n ju qan urgu-n…
  母迷里吉 迟女娘子 丹国之 圣汗 乌鲁古之
  mege─“母”。
  mirgi─“迷里吉”,契丹姓氏[注1]。由此姓氏判断,迟女娘子当是渤海圣王的外孙女。
  cinio─“迟女”。耶律宗教之母萧氏之名。
  dan─可对译汉语的“丹”或“檀”。
  gur-n─“国”,带有属格后缀。
  au’ui─“娘子”。
  ju─本义“尊”。此处对译“圣”(契丹语另有“圣”一词)[注2]
  qan─“汗”。辽帝、宋帝皆用此称。
  urgu-n─“乌鲁古”,带有属格后缀。圣汗之名。
  
  迟女娘子究竟是谁的外孙女?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正确解读“圣汗”下面的urgu一词。urgu是契丹男子使用的名字,音译作“乌鲁古”或“乌鲁姑”,契丹文墓志中数见此名。我们很容易就能查明这个名叫乌鲁古的人究竟是谁。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天显元年:“秋七月丙辰,铁州刺史卫钧反。乙丑,尧骨攻拔铁州。庚午,东丹国左大相迭剌卒。辛未,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据说这两个名字原本是辽太祖和淳钦皇后所乘坐的两匹马的名字,本义一定不坏;但用赐于受降国王和王后,则非美意。
  “dan gur之圣汗乌鲁古=渤海圣王大諲譔”这一解读的成功,使一系列相关问题迎刃而解:汉文墓志的“渤海圣王”和契丹小字墓志的“dan gur之圣汗”指的就是渤海国亡国之君大諲譔,其人未当过一天东丹国王,因此可证dan gur指的就是渤海国、而非东丹国。皇龙寺九层塔所镇服的“丹国”,指的就是曾经“南定新罗”(《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的渤海国、而非契丹国。
  于今重温四年前的解读过程,依然感受到振奋和欣慰:契丹人称渤海为dan的契丹文记载是于史有征的,不是仅存于墓志中的孤例。
  高丽是王建于935年灭掉新罗之后建立的王国。皇龙寺塔上的国名虽然有些是高丽时代附加上去的,但其用意绝不是要述说高丽当时受“九韩”侵寇的事。除了没有看史料原文,否则不会不注意到下面这段记述:“新罗第二十七善德王即位五年,贞观十年丙申。慈藏法师西学。乃于五台感文珠授法。文殊又云。汝国王是天竺刹利种王。预受佛记。故别有因缘。……经由中国大(太)和池边。忽有人出问。胡为至此。藏答曰。求菩提故。神人礼拜。又问。汝国有何留难。藏曰我国北连靺鞨。南接倭人。丽济二国迭犯封陲。邻寇纵横。是为民梗。神人云。今汝国以女为王。有德而无威。故邻国谋之。宜速归本国。藏问。归乡将何为利益乎。神曰。皇龙寺护法龙。是吾长子。受梵王之命。来护是寺。归本国。成九层塔于寺中。邻国降伏。九韩来贡。王祚永安矣。”这里说得很明白:慈藏法师于636年(一说638年)入唐求法,向神人诉说的是新罗蒙受邻国侵寇之难。“九韩”,指的是新罗周边的九个邻国,慈藏法师列举了“靺鞨”、“倭人”、“(高句)丽”和“(百)济”。津田左右吉氏认为,此处之“靺鞨”与中国史料所指有异,当是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獩族,常与高句丽一起侵寇新罗。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东都成立记》记述的居于塔第九层的“獩貊”。正如《丹国与女狄(女真)》一文所指出的:“吴越”、“丹国”和“女狄(女真)”都是10世纪以后附加上去的,把“丹国”放在“靺鞨”之下、“女狄(女真)”和“獩貊”之上,显然是将这些国名视为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关联因素的一个群体,都属于历史上侵寇过新罗的近邻。设若“丹国”是指契丹,10─12世纪的辽朝是雄踞东亚的大国,其对高丽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中华”和“吴越”,在塔层的位置上至少也该排列在吴越之前方才于理可通。《高丽史》所见“丹×”(丹主、丹兵、丹贼等)皆是对契丹的蔑称,然而通观塔上国名,并未使用对日本的蔑称“倭”;“中华”非但不是蔑称反而是尊称。高丽人惟独对契丹使用蔑称“丹国”的见解,不过是无视塔铭整体性格的臆断罢了。
  那么“丹国”究竟是7世纪至10世纪间的什么国家呢?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渤海。渤海,无论从地域还是种族来说都与靺鞨、女真、獩貊连成一体,渤海王大仁秀曾于唐宪宗时“南定新罗”的史实更给“丹国”就是“渤海”的推断增添了有力的旁证。高丽时代谶纬说盛行,由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仙人信仰也开始流行。建塔镇九韩来自神人的指点,就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
  契丹小字墓志的解读结果证实:与汉文墓志的“渤海”相对译的,正是dan gur。据此,笔者早在2003年就已经做出结论:契丹小字dan gur并非契丹人对“东丹国”的简称,其本义是“渤海故地”。笔者2004年对该契丹小字墓志进一步解读的结果:“丹国之圣汗”非耶律倍而是大諲譔,使得上述结论进一步落实。
  汉文史料载:渤海国灭亡后,契丹“改渤海国为东丹”。为什么将国号定为“东丹”?就是因为契丹人本称渤海为dan gur,其位于契丹本土之东方,故在前面加上方位词“东”,亦即“东方的dan gur”。并且,国号“东丹”只用于汉文,不用于契丹文。“东丹国”是辽代汉文中就有的说法,见于文献、墓志,尽人皆知;而“东丹国”之“东”乃后加之物,则非尽人皆知了。即使渤海已经灭亡,契丹人仍然沿用dan gur来指称其故地。契丹大字墓志出现的东丹国皆作dan gur,说明这种传统至迟持续到迄今为止发现的契丹文资料所记述的1081年[注3]。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下限肯定还会延长。
  类似这样契丹文、汉文各自用不同称呼指代同一对象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契丹国号在契丹文里称“契丹”、在汉文里称“辽”两相有别的事实就是最佳佐证[注4]。这是大契丹国在政治领域实施的“双元制”措施之一,与南北面官僚制度等措施共同构成了统治部分农耕民的游牧帝国的社会基盘。官僚制度白纸黑字写在书上、一读便知;国号制度不经深入研究不能洞察其真相。
  
  刘文始终在“丹国不是契丹就是东丹”这个怪圈中画地为牢,其原因就在于只能依赖他人的契丹文解读结果,于是就往往不免被误释导入歧途。请看刘浦江氏在利用契丹文字的解读结果考证辽史的一系列论述:金朝初期存在“女真国”国号、辽玄祖之名是“阿保谨”、契丹的横帐意为“特帐”等等[注5],无一不是立足于对契丹文字的误释之上所得出的经不起考究的主观见解。刘文提出“东丹国”的本义是“东契丹国”的新解,尤其令人匪夷所思。东丹不过是辽朝境内的一个自治政权而已,它如何胆敢冒契丹人之大不韪使用“东契丹国”这种含义的国号?举一个并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能自称“南中国”吗?
  刘文断定“丹国”是“契丹国”和“东丹国”的简称,但又为了推卸由此引发契丹人自称“丹国”的更为无稽的假设的责任,便不得不推诿说:“以丹国指称契丹国的说法,大概仅限于作为一种他称来使用”、“契丹文字中简称东丹国为丹国也是一种他称”。这就很有些诡辩的味道了。若有简称就必有全称存在,否则就不能以“简”论之。契丹文中迄今没有出现过一例可以译作“东丹”的国号,说明了什么呢?同样,若有他称就必有自称存在,汉文的“东丹”本身就是契丹皇帝钦定的国号,该算这个自治政权的“自称”还是“他称”呢?贯串于刘文中的“简称”、“他称”的概念具有用起来随心所欲的特点:先说“丹国”是“契丹”和“东丹”的简称,又说“丹国”是对“契丹”和“东丹”的他称;先说“东丹”是“大东丹国”的简称,又说“东丹”是“东契丹国”的简称。不仅笔者,大约所有的读者看到这儿头都已经大了。而刘文振振有词地辩道:“此丹国断不会与彼丹国相混淆”,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契丹小字dan gur指的并非东丹而是渤海,若再套用刘文的“简称”、“他称”,又怎么自圆其说呢?难道渤海国的简称是dan gur,全称是“东丹国”甚至“契丹国”了吗?
  
  注
  [1]关于契丹姓氏“迷里吉”的考证,详见拙著《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日本京都松香堂2006年版。第29-30页。
  [2]关于契丹语“尊”与“圣”之别,参见拙著《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版。第228页。
  [3]契丹大字《夺里不郎君位志铭》刻于1081年。墓主夺里不郎君乃曷鲁宁匣马葛九世孙、耶律羽之七世孙(详见拙著《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第142-145页)。该志沿用dan gur转指东丹国。墓主之名曾被译作“多罗里本”,但该人名的词尾并不带n辅音,正确译音当是“夺里不”。带有词尾n辅音的形动词,用作契丹男子的“字”;不带词尾n辅音的,只能用作“名”(关于契丹人的名与字的详细论述,参见拙作《契丹古俗“妻连夫名”与“子连父名”-再论契丹人“字”的词性-》,载《立命馆文学》602号,2007年10月)。该郎君之“字”正是带有词尾n辅音的形式,所以才音译作“特免”。刘浦江氏至今仍沿袭“多罗里本”这一不符合契丹人命名规则的不正确的译音,正说明其自身对契丹文字及契丹人的命名习惯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研究,只能沿袭他人的误释。
  [4]关于契丹国号的详细考证,参见拙作《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辽契丹)考》,载《东亚文史论丛》2006年特辑,第62-72页。
  [5]对于刘浦江氏提出的这些见解,笔者匡其谬曰:所谓金朝初期存在“女真国”国号,是将契丹小字“金”误释作“女真”所致;所谓辽玄祖之字作“阿保谨”,是将契丹小字“孛堇”的表音误译所致;所谓横帐之本义是“特帐”,是不解契丹小字“横”和“帐”二词的读音所致。见载下列文章:《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墓主非移剌斡里朵─兼论金朝初期无“女真国”国号─》(韩世明主编《辽金史论集》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孛堇匀德实”与“空宁曷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契丹横帐考》(《立命馆文学》583号,2004年)。其他尚有诸端,兹不一一列举。
  
  日文原文发表在《立命馆文学》6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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