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星之光-王尽美生平·家事》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再提王尽美 　　 　　 　　 　　全国解放后，乃征、乃恩兄弟俩一北一南，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在东北军区的乃征，1950年担任司令部编制科长；1950年3月，担任东北军区军务部（处）副部长，1960年任部长。1966年1月，他又受命担任吉林省军区参谋长。 　　在江南的乃恩，1951年担任义乌县委副书记，1953年9月任县委书记。1954年4月他离开义乌，调到浙江省委组织部，担任党员管理处副处长。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上马，浙江省委把乃恩调去，担任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党委组织部长。两年后，他又被调到瓯江水电站工程局。担任党委副书记。1962年末，浙江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将乃恩调到上海的华东局，任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 　　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岁月里，乃征和乃恩一个在塞外，一个在江南；一个保卫着祖国，一个建设着家园。他们那忙碌的脚步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为吉林省军区参谋长的乃征，虽然没有像地方官员那样，挂着牌子、戴着高帽去游街，但是看到被打、砸、抢搞得乱七八糟的城市，他心痛啊！1968年，根据军委关于解放军支左的指示，乃征被结合到吉林省革委会，任政治部主任，他竭尽全力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保护了省档案馆，为稳定吉林做出了贡献。 　　在上海的乃恩，没有他哥哥这样幸运，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 　　上海，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市，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把持下成了这场浩劫的重灾区。1967年1月，在他们的策划下，造反派夺了党政各领导班子的大权。这种夺权的狂暴行动被当作“文革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实施，从而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狂潮泛滥，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 　　在这场混乱中，在上海的华东局成为造反派的众矢之的，大批干部被打倒、夺权，关进牛棚，党政领导瘫痪了。 　　乃恩与华东局其他同志一样，被造反派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夺了权，大会批，小会斗，而且抄了他的家，将一家人赶到一个潮湿阴暗的小屋里。 　　乃恩从造反派的汹汹气势中，预料到将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这帮造反分于决不会放过他这个“三八”干部。因此，被抄家后，他与爱人健民商议：“有可能我被抓走，或者把咱们夫妻隔离，记住，无论任何时候，受任何磨难，咱们都要实事求是，斗争到底！” 　　“老王，你放心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我知道怎样办。让我惦记的就是你这身体，能挺住造反派的棍棒吗？”健民说完，泪眼汪汪地望着乃恩，然后起身为他收拾衣物。这位刚强的妻子像往日为丈夫准备外出工作时一样，为他准备一切，准备送丈夫进“牛棚”。 　　两天后，造反派把乃恩抓走了，却把健民准备的衣物扔得满地都是，叫喊着：“牛鬼蛇神进牛棚，还讲究个屁！” 　　乃恩进了“牛棚”，造反派逼他交待问题，写检查材料。倔强的乃恩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任凭这帮武斗者们拳打脚踢，毫不屈服。这样，他又被罪加一等，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968年底，他被送到郊区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干校里大部分是华东局的干部，他们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有的人年事已高，身患重病，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的病躯更加衰弱，而那“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政治空气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每逢刮风下雨天，造反派们就把这些老同志赶到风雨里抬大粪桶，他们自己则呆在温暖舒适的屋子里寻欢作乐。有些身体不好、腿脚不灵便的老同志，抬着笨重的大粪桶常常滑倒在泥泞的小路上，淌出的粪便溅得满身满脸。 　　抬着粪桶的乃恩目睹这一切，心如刀扎，泪水和雨水一起从脸上流卞，这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老同志究竟犯了什么罪？他百思不解。 　　造反派夺权后，在上海第七纺织厂担任车间支部书记的曹健民也靠了边。乃恩被抓走后，她也被厂里的造反派关了起来，逼她交待乃恩的问题。她拒不交待，造反派就给她加上“假党员”的罪名，挂牌批斗。 　　在干校的乃恩闻知后更加郁闷，没有人时，他常常仰天轻声长叹：“党啊，您的阳光何时能穿过迷雾照射过来啊！”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九大”闭幕后月余，期盼党的阳光的乃恩突然听到了意外的宣布。 　　5月末的一天，上海市的几个造反派来到了干校，把正在劳动改造的乃恩叫到屋里，宣布他无罪，立即解放。 　　乃恩愣住了。刚才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几分钟就成了自由人，这是为什么？这里面是否有阴谋？他急速地思考着。 　　“还傻愣着干啥？你被解放了，还不快谢谢我们！”造反派们摆出救世主的架子。 　　“为什么其他同志不解放，偏偏解放我自己？”乃恩站着没动，质问他们。 　　一个头头见乃恩这副倔强的样子，怕僵持下去不好办，急忙认真地说：“宣布你解放是真的，是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了话呢！” 　　乃恩半信半疑地离开了干校，回到了被抄得空空如洗的家。他琢磨着这个造反派头头的话：毛主席怎么知道我的事呢？他老人家讲了些啥呢？ 　　乃恩的疑惑很快解开了。 　　党的“九大”虽然是在极左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下召开的，但是，年已古稀的毛泽东依然怀念昔日的战友，特别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那几位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同志。为此，毛泽东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①” 　　在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狂热日子里，毛泽东的这段讲话确实改变了乃恩一家人的命运。在京的造反派急忙把这最高指示电传给上海的造反派。 　　 上海的造反派头头们有点慌了。毛主席在“九大”讲话中都提到了王尽美，可是他的儿子还在劳动改造呢！这怎么交待呢？老子英雄儿好汉，王尽美的儿子怎么能是牛鬼蛇神呢？于是抓紧落实主席指示，急急忙忙派人宣布乃恩解放。 　　乃恩得知真相后，思绪万千。他从心里感激毛主席，是他老人家在这动乱中救出了自己。回首往事，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解放后的和平岁月，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他老人家无论是对我奶奶这位普通的农村老太太还是对我与哥哥这样平凡的共产党员，都倾注了关怀爱护之情。 　　然而，万分激动的乃思面对这冷酷的现实，心里是苦涩的。这场动乱何时结束呢？待情绪稳定后，他很快坚定了一个信念，既然是烈士的后代，是王尽美的儿子，就应该挺起胸膛，不畏极左思潮的淫威，坚持党的利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斗争下去。只有这样，才不愧为尽美的后代，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毛主席的相救之恩、关怀之情。 　　乃恩被解放后，安排到上海市区调查组工作。在当时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他不为权势左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某区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常委是王洪文手下的干将，他原从新疆流窜到上海，曾犯有奸污妇女、贪污盗窃的罪行，也是一个玩命的亡命徒，在打砸抢中出了名，被王洪文看中，成为他篡党夺权的马前卒。他也借主子的淫威爬上了区革委会常委的宝座。 　　乃恩组织力量深入调查，在掌握大量确凿事实后，对他进行审查批判。这下捅了大马蜂窝，首先是他们同伙的小兄弟们放出风，说乃恩打击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报复，要把他重新打入牛棚，打入十八层地狱。接着，一些好心的胆小的同志也劝乃恩，“算了吧，他的后台是王洪文，审查他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睁只眼闭只眼吧，别求真了。” 　　乃恩没有睁只眼闭只眼，而是双目明亮，继续查办。这下惹怒了王洪文，碍于毛泽东在党的“九大”讲话中提到了王尽美，不能再把他的儿子送进牛棚，那么就把他调走。于是，王洪文下令，把乃恩调到离市区很远的一个工厂劳动改造。 　　这件事不仅触犯了王洪文，而且也引起老奸巨滑的张春桥的警觉。在解放干部的分配工作名单上，张春桥在王乃恩名字旁边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972年上半年，林彪反党集团已被粉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竭力稳定党和国家的周恩来总理又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鼓励各级干部抓生产，抓业务。在这种形势下，乃恩才从工厂调出，分配到上海市郊川沙县工作，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生产。 　　乃恩牢记总理指示，全力以赴，抓农业生产。不久，在结合进革委会的老干部们的支持下，乃恩又分管党群工作。这是革委会中举足轻重的位置，集干部任用、党员发展于一身，也是当时极左思潮下人人眼盯目注的要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争相向上爬，林彪集团的覆灭恰好扫去了其障碍，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更高的权力，并骗取毛泽东的信任。这样，周恩来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落了空。党的“十大”上，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党内结成“四人帮”。 　　作为王洪文老巢的上海，造反派们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些跟在屁股后面的小兄弟们极力钻进各级领导班子。 　　在川沙县，混进县常委的几个造反派分子，竭力想控制住管理干部和党员的组织组，干方百计想把他们的小兄弟拉进组织组。然而要进这个组，必须经过分管党群的革委会副主任王乃恩点头。乃恩严把进人关，决不允许一个坏人混入。于是，造反派们对他软硬兼施，当面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乃恩不为所诱，秉公办事；背地里，他们耍阴谋，放暗箭，狂妄地打击报复，乃恩不为所动。在川沙县的干部人事大权始终没有被造反派篡去，组织组的组长开始由军代表担任，以后一直由一位工作兢兢业业的老同志担任，直至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公社一级的领导大权也大部分握在党性强的老同志手里。在那乌烟瘴气的动乱年代，乃恩用自己坚强的党性为川沙县人民保住了一块晴朗的天。 　　造反派们知道抓政权的重要，更懂得抓党权的厉害。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人拉入党内，结党营私。 　　川沙县某中学一个造反分子要入党，学校党支部讨论没有通过。这个人就找到了混进县委常委里的哥们儿。这个常委给支部施加压力，支部顶不住了，汇报到乃恩这里。 　　乃恩根据以往的经验，采取了一公开二软顶的策略。在县委会议上，他公开了这件事，并表态道：“发展新党员，增强党的力量，我全力支持。但是，必须按照党章中规定的党员条件和入党程序办，任何人也不能例外。” 　　这个企图钻进党内的造反分子被乃恩顶了回去，造反派们暗中叫苦，对乃思打击报复。他们一方面四处造谣，胡说乃恩压制造反派，打击青年干部，是旧势力的代表；另一方面又给乃恩寄去匿名信，威胁恐吓，扬言要找他算帐。 　　然而，这帮跳梁小丑尚未来得及反攻例算，就随着“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灭亡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的前夕，“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担任全国总工会头头的金祖敏，要把他在川沙县当小学教师的老婆调到上海市内。金祖敏指派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抽两个人前来川沙，找到乃恩，要立即办妥。此时，县里正缺教师，尤其是小学老师更为缺乏。夫妻两地分居的很多，如果将金祖敏的老婆调走，群众必定有意见，对稳定教师队伍不利，于是乃恩顶了回去。 　　来人不知趣地解释：“这是全国总工会主席金祖敏的爱人，领导家属应当照顾。” 　　乃恩斩钉截铁地说：“领导干部应当与普通群众一样，而且，越是领导干部越应该起模范作用。” 　　1976年10月，金秋的风吹散了满天乌云，“四人帮”反党集团终于被拉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结束了。 　　在川沙的乃思担任了县委副书记。1977年底他又被调回上海在市工交办担任干部处处长、政治部主任。1981年末，他被市委调去筹建交通办。交通办成立后，他先担任副主任，后任党委副书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建设中，乃思更加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为上海交通事业登上新台阶做出了贡献。1986年3月，他由一线退下来，在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东北的乃征，根据党中央指示，1971年结束“支左”，回到了部队，1975年担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他脱下戎装，离休回到沈阳。 　　进入暮年的乃征、乃恩，仍旧不知疲倦地奋斗着，他们要用余热染得夕阳红。

原文1998年 发表于济南出版社出版  浏览：153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8/4/3 21: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