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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创始人__纪念中共创始人——王尽美
中共建党创始人

《陨星之光-王尽美生平·家事》/第十一章:孙中山的特派员

吕荣斌

  《陨星之光-王尽美生平·家事》
  
  第十一章
  
   孙中山的特派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在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把反帝斗争推向高潮的同时,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会议运动,以求结束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治。
  国民会议运动的起因是贿选总统和北京政变,最早提出者、积极组织者都是中国共产党。
  反动军阀曹锟于1923年6月发动了逼宫政变,把大总统黎元洪赶下,接着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贿赂恐吓国会议员,演出了一幕贿选总统的丑剧。
  曹馄上台后,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进行了种种媚外残民活动,一时,反对贿选、反对封建军阀曹馄的呼声四起。
  在这“国会”已经被封建军阀代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7月发表了《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并且主张全国各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选代表,组成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家的大事。
  我党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全国人民掀起反对贿选运动。同年10月9日,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
  随着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军阀内部的变化。直系军阀冯玉祥开始倾向革命,于1924年10月率部队进京,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贿选的总统曹锟,发生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先后占领了河南、陕西等省;奉系军阀也乘机南下,占领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此时,冯、奉两派矛盾尖锐,而任何一派都没有能力单独控制北京政。冯玉祥担心在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可能乘机北上,于是把阴险奸诈的亲日派段祺瑞请出来维持局面。而这样做,就使北京政变打开的局面更加复杂化了。
  面对北京政变引起的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党抓住这个旧军阀政权被推翻、新军阀政权尚未巩固的有利时机,再次提出国民会议的主张,于1924年11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时局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与权利。”“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国民会议并努力使他们所主张之国民会议预备会议急速在北京召集。……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召全国的唯一政府”
  此时,在北京的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张作霖和段祺瑞因为在反对直系战争中与孙中山有过联合,企图笼络孙中山并骗取人民的同情,也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这样在我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遂于11月4日决定离粤北上,并于11月10日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明确提出;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打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并提出了要召集由各人民团体、反对曹吴的各军及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以共同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
  《北上宣言》表达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决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于是,我党立即在全国发起“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我党最早提出的国民会议的主张,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已如春雨润地,深入人心,这次再经我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马上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最早行动的是工人阶级,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大、全国铁路总工会等工人团体迅速行动,号召工人群众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在上海,由工人、学生、商人等143个团体组成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山东、江西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和上海的妇女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为了统一领导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1924年冬,在李大创的直接领导下于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开展全国性的宣传活动。
  12月初,尽美接到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的通知,以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王乐平、闫容德一起到北京开会。自国共合作以来,王乐平思想进步,立场坚定,这次贿选总统,曹馄给他4000元钱,让他投自己一票,被王乐平严词拒绝。这种骨气在国民党员身上是难能可贵的。
  这次大会是在李大钊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人员除共产党、国民党的地方代表外,还有工人、学生、妇女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议期间,李大钊专门召集了共产党员开会,讲明形势,布置任务。
  通过这次会议,尽美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国民会议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以及党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他受益颇丰,而且会议期间还结识了北京大学的学生王哲。这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山东青年,他对尽美仰慕已久,此次相见,尽美那和蔼的态度、纯朴的作风,使他在敬慕中又多了几分亲近。他从尽美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那种无私奋斗的品格,这品格如磁铁般地吸引着他,他决定与尽美一起回山东干革命。
  会议结束时,正逢孙中山在天津。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后,由粤北上,经过上海去了日本,后于12月4日到达天津。他在日本看到了崇洋媚外的段祺瑞发表的“尊重不平等条约”的宣言,非常气愤,迟迟不肯去京。后来段祺瑞只好派代表到天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斥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政府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
  12月下旬,尽美和王乐平、王哲、闫容德一行四人来到天津,想拜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听说尽美来了,不顾心绪不好,立即决定接见他们。
  在天津国民饭店,孙中山首先会见了尽美。自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两人分手快一年了,今朝相逢,两人都非常激动,共叙离别之情。孙中山很关心倒戈后的冯玉祥的情况,向尽美打听,尽美作了汇报;被冯玉祥请出的段祺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他容忍不了冯玉祥这样的将军,上台不久就撤消了国民革命军的名字,并把冯玉祥贬到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
  尽美又同孙中山交谈了山东国民会议运动的情况。孙中山以他个人名义委任尽美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并授予他盖有孙文之印的委任状。孙中山把委任状交给尽美,殷切的自光停留在尽美的脸上,他相信这位布尔什维克、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人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国民会议定能成功召开。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在广州的“一大”会议上,他就发现这位小伙子将会前途无量,是中华之栋梁。
  尽美郑重地接过委任状,望着孙中山期待的目光,心中一阵激动。他深知国民会议的重要,也更晓得以孙中山特派员身份从事国民会议的宣传工作将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多的有利条件。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颗心都在为着一个美好的愿望跳动。然而不足三个月,中山先生就与世长辞了。尽美也把最后精力献给了国民会议运动。
  随后,孙中山分别接见了王乐平、王哲、闫容德,也分别颁发了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的委任状。
  孙中山与尽美他们交谈时心情是愉悦的,情绪很好。据王哲的回忆文章介绍,他当时穿一套学生军服,孙中山很感兴趣,问他会打枪吗?他说会。孙中山随即把手杖递给他,让他以手杖作枪表演持枪射击动。王哲成功的表演,让孙中山很满意。又向他询问北京大学的情况,并问有多少要革命的。王哲回答完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要武装革命,要把广大学生组织起来,特别要靠比较穷苦的人。”孙中山点头赞同,他最后说:“对于当前时局,我是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你们青年学生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很好,到了山东,要宣传组织群众,尽量多地成立一些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
  由王哲这段回忆看,孙中山对他们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尽美他们四人由天津坐火车回到济南。尽美连这短暂的旅途宣传机会也不放过,他没有同王乐平、闫容德他们去坐一等车厢,而是与王哲俩坐进又闷又热、人声噪杂、空气不好的闷罐车厢。这样的车厢乘客,又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而这正是联系群众、进行宣传的好场所。
  尽美坐下后,拿出随身带的那把旧胡琴拉了起来。悠扬的琴声立即吸引了旅客,喧闹的车厢安静下来,人们把目光投向尽美。尽美拉完这段曲子,放下胡琴,起身向大家亲热地打声招呼,然后用他那宏亮的声音向旅客们演讲。首先解释什么是国民会议,接着讲国民会议召开的目的以及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他语言生动又通俗,而且带着幽默,能一下于抓住人们的心理。旅客们越听越爱听,不住地点头,还不时地响起阵阵掌声。
  火车每到一站,一些听完他演讲的旅客含笑向他说声再见,带着他刚才宣传的新思想下了车;又有一批新旅客上来,很快被尽美吸引过去,听他的宣传。尽美就是这样一站接一站地宣传,一直宣传到济南。
  尽美到达济南,立即与有关人员联络,于28日下午在省教育会召开了山东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会上,尽美发表了有关国民会议的意义及其与各界人民关系问题的演讲。会后,在尽美的主持下,以欢迎孙中山北上大会筹备会的各个团体作为基本成员,成立了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
  接着,尽美就国民会议运动开展问题,与王乐平、王哲、闫容德他们分了工。尽美考虑到青岛和胶济线的工人运动正在发动,决定亲自去青岛和淄博;王哲去烟台和张店;闫容德去德州;王乐平留在济南。这四位孙中山委任的特派员奔赴各地,领导建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
  1925年元旦钟声刚刚敲响,尽美就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青岛。他首先与中共青岛党小组组长邓恩铭取得联系,研究青岛党的地下
  
  工作以及国民会议宣传事宜。接着,他去拜访了国民党左派分子鲁佛民。
   鲁佛民是青岛市督办公署教育科的科长,思想进步,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据鲁佛民的儿子余修回忆,“家父虽然长尽美不少年纪,但他十分器重和爱戴尽美,尽美同志那谦虚谨慎的作风,政治家的风度,十分吸引人的演讲才能,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鲁佛民对尽美宣传的国民会议运动非常支持,全力帮助,两人也从此结下战斗友谊。
  尽美是以孙中山特派员身份公开出面活动的,所以选择了青岛众所周知的连升客栈作为他的固定办公点和寓所,以便于同广大群众联系
  
  。并于1925年1月11日在《大青岛报》上发表了《王尽美启事》,说明此次来青岛是为召开国民会议作准备工作,希望各界人士有建议者直接前来面谈。其全文如下:“敝人此次来青,因无适当住处,致以与各界接洽,诸多不便,殊深抱歉。现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商妥,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假李村路二十九号神州大药房内三层楼上该会会所,招待各界。如有以国民会议事见询者,请届时驾临为盼!”
  这一公开声明如一条纽带把尽美与青岛的广大群众联系起来。每天下午,到尽美处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工人、学生、商人、知识分子,也有国民党官员。各界人士纷纷而来,聆听尽美的讲解,从讲解中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国民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决心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同时,他们也被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平易近人的年青人深深吸引。
  春节前夕,尽美回到济南,大年初一就发生了前面所述的在趵突泉外同反动传教士的论战,由于劳累过度他肺病发作,住进医院。他牵挂着青岛刚刚兴起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运工作,住院不到一周,不顾医务人员劝阻,毅然出院,重返青岛。
  尽美第二次去青岛比以前更忙了。白天,他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细心解答,广泛宣传。有时胸部疼痛使其大汗淋漓,但是他都以
  
  顽强的毅力忍耐着,始终把笑容挂在脸上。夜晚,他不是与邓恩铭他们研究青岛党的工作就是商量工运事情,或者伏案疾书,起草文件、文
  
  章。夜深人静的时候,伏案工作的尽美一阵接一阵地咳嗽,吐出一口又一口带血丝的痰,刚毅的他擦擦嘴角的血丝,喘息一会儿又继续工作
  
  。
  有的老人回忆说:尽美的一天,只有晚饭后才能躺在床上歇一会儿,但就是那么个把小时,然后起身工作。他从清晨忙到深夜。
  在青岛,尽美作过两次大的演讲,都是带病进行的。
  第一次是在青岛福禄寿电影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尽美痛述中华民族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黑暗统治,国破民难,当前之大任就是驱除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而召开国民会议就是要结束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治。
  尽美滔滔不绝的演讲,似滴滴雨露酒在人们心头,又如徐徐春风拂开人们那困惑的心扉。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会上鸦雀无声,又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次成功的演讲在青岛引起强烈的反响。曾听过这次演讲的余修是这样回忆的:“青年时代的我,是随着父亲鲁佛民来参加这次大会的,我夹在群众之中,和大家一齐起立,一起鼓掌。一个人政治上启蒙阶段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当时我觉得整个会场气氛非常新鲜生动。”
  第二次是在青岛胶澳中学的教室里。尽美拖着病体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重申了国民会议的意义。与会的群众有的人知道一些尽美的身体状况,望着他那瘦削的面颊和那竭尽全力的演讲,热泪盈眶。
  在尽美努力工作下,青岛的国民会议运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很快成立了。
  尽美离开青岛来到淄博。王哲在烟台组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后也来到淄博,两人于淄博相遇,共同工作,很快建立起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尽美和王哲又去张店,正准备成立张店国民会议促成会时,他们于2月下旬接到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
  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群众运动,刚刚登上统治宝座的段祺瑞之流惊恐不安,急急忙忙网罗了大大小小军阀和官僚政客,于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善后会议,以组织军阀议政来对抗民主政治。
  为反对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决定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到3月1日召开,以昭示于人民。会前,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发动下,广州等地的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反对善后会议。待到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善后会议还没有结束,与会的军阀、官僚都受着各自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操纵,在会上争权夺利,吵闹不休,丑态百出。善后会议实际上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勾心斗角的大杂烩,吵闹了50多天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不欢而散。
  两个会议在北京对着开,把个京城搞的沸沸扬扬。
  尽美和王哲俩把张店国民会议促成会建立起来后,以青岛、烟台、淄博、张店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的身份赴京,准时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一个半月,于4月16日闭幕。到会代表200多人,代表全国20多个省(区)的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次大会否决了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并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作出了决议,选出了执行委员会。
  为把这次大会开好,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成立了大会党团。会议期间,中共北方区委多次开会,听取党团汇报,专门研究与善后会议斗争的策略。为配合大会宣传,揭露善后会议的阴谋,北方区委还组织北京群众进行了两次示威游行。
  在大会进行期间,孙中山因操劳过度,于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不幸逝世。这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临终前留下了重要遗嘱,即:“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
  
  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这份遗嘱是孙中山先生毕生政治经验的总结,有很强的号召力,成为国民党左派遵循的原则。
  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悲痛,全国致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休会三天,与会代表与北京群众一道参加孙中山先生
  
  的追悼活动,并为他送葬。当“恭候”遗体的队伍经过西华门善后会议所在地时,人们立即想到段祺瑞临时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怒火中烧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善后会议”的大牌子给砸碎了。
  在这三天悼念活动中,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代表们把孙中山的遗嘱印成传单,广泛散发,以唤起更多的民众。
  尽美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这一个个悼念活动,他回忆着与孙中山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一定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共和国。”雄心壮志在他胸膛中冲撞,他那多病之躯又充满了革命的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代表们化悲痛为力量,将大会开完。由于孙中山逝世,国民会议失去了旗帜,国民会议促成会不久也就结束了。但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组织的这场国民会议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将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这是大革命时期一段辉煌篇章。
原文1998年 发表于济南出版社出版  浏览: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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