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贤哥虽相差近一岁,但是一起上的小学一年级,坐在同一条板凳,住址又是相邻,可说是朝夕相处。他学习好、懂事,常受到老师和亲友们的赞扬,我是很顽皮和贪玩的,虽然记忆力很好,头脑也不笨,但老是静不下心来,学习成绩较差。因此从小处处以他为榜样。45年夏抗日战争将结束时,我家回到了奉贤老家。才分别了4年,49年秋我到上海读中专,寄宿在校,每月总要到贤哥家去一次,那时他已在南洋模范中学的高中学习,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南模建团时,他是首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51年毕业时已担任了该校的团委书记。毕业后他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作为优秀青年的一员,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参加了上海市的市政建设。
52年夏,我从中华职校毕业,作为首批大学和中专毕业学生,分配到西北玉门从事石油的开采工作。从此天各一方,与贤哥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记得在54年(赴苏联学习前),60年留苏回来后和62年送我妻子回浙江生第一个孩子时,在上海很短暂地见了三次面。想不到,62年12月见面时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而94年在上海再次见面时已经垂垂老矣!这漫长的32年,各自都经历了不同的历程,发生了许多变化。 历史是事实的陈列,不容假设,也不需要解释。对于贤哥在“文革”中的表现,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但全面地看他一生,在他的言行中还是体现了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他是一个不论工作和学习都非常勤奋的人。他的最终学历不高,但能刻苦自学,在文、史、哲方面涉猎既广又深,可以说他是爱书如命,从少年保持到老。不论周围环境如何,只要有点滴机会,就学习不止、笔耕不断。他做事也力求尽善尽美。从小他的作业本就十分工整。他很好地继承了我们父辈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我退休后读报遇到些不清楚的概念时,喜欢在电话中问他如什么是民粹主义,什么是嘉年华会等,他总能给以满意的答复。 他是一位意志坚强、表里如一、襟怀坦白、知错善改的人,解放后,在顺利的环境下度过了27年;“文革”后又在逆境中生活了31年。在顺境中,虽不敢说“胜不骄”,但还没有表现得忘乎所以,“文革”后他经受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挫折,而没有灰心丧气,积极地面对过去,深刻地反思自己,对于过去的认识有他所写的《十年一梦》一书为证。 他不贪图享受,也不徇私舞弊,他没有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从后来的接触中我才知道:“文革”期间他搬进“康办”后,并没有住进高级别墅,而是住大楼里的普通公寓房。他在那时生活上的各种表现赢得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94年我去上海他家午膳时,他还拿出了西芹炒银杏的菜,那时银杏还是很少见的,仅在高级餐厅中见到。原来是他的原警卫员,退伍后回老家安徽种地,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了,特地来到上海,化了几天时间终于找到了他的新址而送来的,怪不得这么新鲜。 他也是一位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余年间,他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当他“保外就医”时,步入了一个面貌全新的社会。他是利用了一切条件去了解和学习,他到过多个地方,包括深圳和珠海。他的思想也很快地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他的晚年,目睹祖国的发展蒸蒸日上,他也是由衷高兴的。他的腰脊不好,一米八的个头弯得连一米七都不到,走路还需要拐杖,蕴芳嫂也因年高体弱不能随时陪伴左右,但他还是经常外出会见亲友。就在病发时的一周内,还与朋友们去浙江象山旅行访友3天,病发时的上午还打的去朋友处讨论,共进午餐后,还照常在家午睡和读报。不料感到不适时随即呼请急救医生,在病发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内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是一位勤于思考也是考虑很周密的人,但对自己的身体却疏忽了,近年来良好的情绪和肌体上其它方面的病患把致命的心脏病掩盖了。走的这么突然毫无准备,根据生前遗愿和已办手续,他的遗体捐献给复旦大学医学院。这也是他向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吧!从物质上讲,他留给亲人的已经不多,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品德仍然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徐景达 二00七年十一月三日写于深圳蛇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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