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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感想
——纪念张宗植先生逝世三周年 我与张宗植先生之子张宏是四十余年前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因为种种原因,同窗期间接触交流颇多,渐渐成为彼此可以吐露心声的挚友。文革期间张宏大学毕业前,有一段时间我因自家住房拥挤,曾寄住在他家宝安路上的老宅内,得以有幸遇见他的母亲倪毓芬女士,而他的父亲从未见过,只知道在海外,详情就不清楚了。 我与张宏的母亲接触并不多,但给我的感觉是一位外表极其和蔼、慈祥而内心却非常有原则和修养的师长,从我偶尔听到的对张宏简短的嘱咐话语中,处处透露出一种慈母的关爱以及对子女的要求和期望。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时间恰好是张宏大学毕业分配、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前夕。母亲去世后,张宏所面临的是不公正待遇、背井离乡、承受种种心灵和生活上的打击,我是亲眼目睹了这一段历史的。 文革结束后,张宏的境遇有所改观,后又与海外的父亲取得了联系,我非常为他感到高兴。最近几年,蒙张宏兄的厚爱,陆续赠予我几册他父亲张宗植先生的著作,读来爱不释手,受益匪浅,读后颇有感触。 张宗植先生自幼丧失父母,我想对于无论哪一个人来说,遇上这种情况,都是人生的一种极大的不幸、痛苦和灾难,然而在这样的逆境中,我们在他回忆录中读到的却是自强不息、独立自主。他那一篇篇行文流畅、词语华丽且富有哲理的文章中,无不透露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博览群书的学者风范。这与他自幼好学上进的品格和克服一切困难、顽强学习的精神、以及多年的知识积累有着必然的联系。张宗植先生一生在海外经商,称得上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然而这对于中国的文坛,却是一份巨大的损失,如果张先生一生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我相信,文坛上将会多一位与郭沫若、茅盾等大文豪齐名的文学大家,将会有更多赏心悦目的文学作品展现在世人的眼前而流芳百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点可惜。好在已经出版的几部著作,已经留下了他的作品和思想,这无疑对世人是一种安慰。 张宗植先生自幼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他抱病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伟大民族运动之中,曾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动荡的年月,在利益与信仰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当年,与他同时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些参与者,诸如蒋南翔、姚依林、荣高棠等等,日后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年,这批爱国的热血青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为挽救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已经永载史册,历史将记住他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也将永远地记住他们! 我虽然没有机会在张宗植先生生前亲耳聆听他的教诲,然而通过他的著作的文字记录,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首先给我的感觉是他做人的大气,对于国家、对于民族,他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青年时期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舍身以赴,直到晚年变卖了家产、不给子女留遗产,倾囊而出,将以百万计的美元捐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有着坚强的信念、独到的见解和与众不同的处世方式,而在与人交往等等一些处世哲学中,他对子女的教诲却是要谦让、宽容和舍弃,这在他的家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篇文章中说:张先生的家书可与傅雷家书相媲美,我也有同感,二者不仅文笔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思想境界与之比较也毫不逊色。其次给我的感觉是他有非凡的智慧和超群的才能,张宗植先生是一位经手大买卖的商人,在犹如战场的商场中,他之所以能经商几十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越做越好,靠的不是雕虫小技,更不是尔诈我虞,而是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的能力与果敢地当机立断的魄力。我想:商人是以追求利润为本能的,然而追求利润的手段却是因人而异的,这取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取决于逐利的目的。像张先生那样把毕生的利润乃至家业,毫无保留地无私奉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商人,难道还不让人肃然起敬吗?我为张宏兄能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感到庆幸和骄傲。虽然他身后没有为子女留下物质遗产,但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品德和人格魅力,却是可以世世代代永远流传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不但是对于家属如此,即便是对于像我这样因阅读了他的著作而感受到他的魅力、吸取了他的教诲而受益一生的人也不计其数。张宗植先生的一生,对于祖国对于人类的贡献是深远和无尽的。 值此于张宗植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张宗植先生及其夫人倪毓芬女士表示深切地怀念和崇敬之情。 2007年10月写于上海 备注:本文作者张家宁,原上海市纺织品企业干部,现已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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