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植并非一位广为人知的名作家，却也是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作家。他30年代的创作对文学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然而他却没有获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获得的地位。同时，为了全面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历史成就，深入、全面地研究张宗植的作品实在是必要的。 　　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解读、评价作品，即把张宗植的作品放在30年代文坛创作的大背景中又把一部作品放到作家的30年代创作的小环境下进行剖析。 　　30年代张宗植的作品主要分为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尤以短篇小说最为耀眼。他的小说具体可以分为左翼乡土小说、抗战（革命）小说和描写知识青年的小说，其中左翼乡土小说是重中之重。而两首现代主义风格的都市诗和“身边琐事”和“身外大事”散文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魅力。 　　从总体创作情况来看，张宗植的作品可以说兼具了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但是从创作的重心来看，张宗植的作品还是倾向于刚性的、战斗的。 　　可以说张宗植是个文坛多面手，对文坛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更可贵的是贯穿在全部作品中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目录 　　1.导论……………………………………………………… 5 　　2.张宗植的传奇人生…………………………………………… 6 　　3. 30年代文艺思潮及其对作家的影响………………………12 　　3.1文学思潮多元发展与激烈论争…………………………12 　　3.2左翼文艺思潮成为主潮…………………………………13 　　4.短篇小说………………………………………………………14 　　4.1左翼乡土小说中的农村世界……………………………14 　　4.1.1左翼乡土小说的内涵………………………………14 　　4.1.2左翼乡土小说的一般特点…………………………15 　　4.2张宗植的左翼乡土小说…………………………………16 　　4.2.1农村苦难的抒写方式……………………………16 　　4.2.2 农村未觉醒篇……………………………………18 　　4.2.3 农村觉醒篇………………………………………23 　　4.3抗日小说《骚动》………………………………………26 　　4.4知识分子小说《浅滩上》………………………………29 　　5.诗歌和散文……………………………………………………31 　　5.1现代主义都市诗《肺结核患者》《初到都市》…… 31 　　5.2散文………………………………………………………35 　　6.总结 一位不该被遗忘作家…………………………………40 　　 　　 　　1.导论 　　记得刚开始论文选题时我的导师陈福康教授就提议我去看看张宗植先生的《樱花岛国余话》和《比邻天涯》，以及张宗植的表哥兼好友何凤元的《何凤元文集》。尽管之前从没有听说过张宗植先生的大名，但是细读之下立刻被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魅力所吸引，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以张宗植先生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在我真正着手准备论文时，我对张宗植先生以及作品的印象也在一步一步地清晰起来。张宗植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从锋芒初露的文学青年到事业有成的商人，从中华赤子到旅日华人，从一腔热血的爱国学生到热心捐款100多万美金设立科技奖学金的老者。令人动容的是，无论是30年代因参与进步学生运动入狱、为弄清野心勃勃邻国日本的本性而学日语，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还是90年代后捐岀毕生的积蓄设立奖学金，张宗植其为人为文“始终贯穿着一条一贯不变的红线，就是他热爱祖国，眷恋故土的深情”1 　　当我真正进入张宗植笔下的文学世界时，我确信自己发现了一块还未被世人熟知的璞玉。张宗植早期的创作主要集中在30年代，进入40年代以后从文学转入实业，基本放弃了文学创作，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重新拿起久违的笔。可以说30年代是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而80年代以后直至2004年去世前夕是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30年代张宗植对于文坛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领域，尤以小说成就最为明显。茅盾曾多次点评其小说，鲁迅、茅盾更是把《骚动》收入到《草鞋脚》，作为一篇典型代表性作品，试图让国外读者了解一批左翼青年作家的成长。近年来对都市诗歌的研究中多有提到诗人“宗植”、“张瓴”，却不知他们即是张宗植的笔名。而在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论争中曾与杜衡短兵相接中的“立贞先生”也还是张宗植。可惜的是我们的研究者没有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也就很难对文学作品、现象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打通这些障碍。同时我认为张宗植30年代的创作大体上属于左翼文学的范畴，研究他的作品一方面有助于摆正他在左翼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失为充实整个左翼文学研究的一种努力。然而张宗植30年代创作不局限在左翼文学的园地里，作家创作的多样性、复杂性，不能不说是文学魅力的一种体现，也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挖掘空间。总之，研究张宗植30年代创作是对整个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的充实。 　　相对于张宗植对文学史的贡献，文学史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研究者对张宗植的创作做过全面的研究，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我希望本论文所作的是个抛砖引玉的工作。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得不暂时割爱对张宗植第二个创作高峰作品的论述，而我的导师陈福康教授曾打算待我写完论文，寄给张宗植先生过目的，遗憾的是张宗植先生已于2004年11月6日去世。因此本论文就作为缅怀这位文学先辈的一瓣心香吧。 　　2.张宗植的传奇人生 　　张宗植的竹马之交宗亮东先生早在1976年就惊叹于他的传奇人生：“学生时代我们都认为宗植是文人，抗战时期他成了航运方面的人，战后成了国际贸易商，现在更是石油事业的重点人物，真是做一行像一行，不容易的！”2其实谈起张宗植先生的一生就不得不说到：1987年至2004年十几年间，张宗植先生先后五次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养老金连同变卖家产所得，无偿捐赠给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奖学金、奖教金；还给江苏、湖北、贵州、广东等地的文教单位提供了一笔笔的捐赠和赞助。另一方面，80年代以后他重新拾起搁置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笔，迎来了第二创作高峰。不管时光如何匆匆，我们在张宗植先生身上看的是对祖国不变的赤诚和对文学一贯的热爱。我们在景仰张宗植先生崇高人格、醉心于他笔下的文学世界的同时，来看看他的传奇人生吧。 　　一、童年时代－江苏：开明家庭的熏陶，文学起点高（1914－1926年） 　　1914年5月2日，张宗植出生在江苏宜兴徐舍镇的一个河川纵横、湖沼相望的偏僻农村的地主家庭，从小丧母，生活在徐舍镇书香门第的外祖父家。吴越之地的文化积淀和富裕的家境让他趋向于古典文学，开始诵读中国经典，学着做诗填词；而思想开放的外祖父、大舅父、姨母又把他的目光引向了外面的世界，让他开始接触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孩提时候，张宗植的大舅父宗伯宣，已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北京政府财政部任职。每年“大舅父的省亲回乡，实在是我们知道外边世界的最重要的知识源泉。儿童时期能够对政府组织、学校制度、中国的国际环境等，稍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大部依靠这个机会。”3姨母宗静宜，读的是南京女子师范学校，对教导小学生有兴趣，不但向张宗植介绍已经十分普遍化了的白话文的书籍和杂志，而且把他领进了世界童话的门：“最使我着迷的故事到现在还记得，是《彼得潘》、《人猿泰山》。”4而且“她也是第一个启发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进化论’，有战争也有革命。”5后来他又进新学制的学校上学，直接接触传播西方科学新知识、新观念的新课程。诚如张宗植回忆中所说的“读完了小学，我已经不自觉地感到无法进入那个古老的世界里去了。”6 　　二、少年时代－上海：接受马列著作影响，文学上小荷已露尖尖角（1926年夏－1932年夏） 　　在上海读初中的三年是张宗植整个人生观和世界观蜕变初期。1926年前后，张宗植进入名校上海私立民立中学读书。投考中学那一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加紧了。人们盼望着北伐战争胜利，收回租界，把帝国主义势力排除出中国。不久却发生“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再次向帝国主义低头求饶，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将中国重又陷入内战血泊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日军在上海附近的浏河登陆，居然炮轰上海。张宗植从老家赶回上海入学，恰巧碰见闸北火光冲天，差点儿脱不出身来。 　　学校里的功课，张宗植应对裕如，苦闷彷徨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初中生的他，曾翻读了《三民主义》，却不解渴。张宗植曾说：“上海这个大都市是值得感激的……有充分的时间来领略中国最自由、信息和出版物最集中的租界里的便利。”7当年上海左翼出版事业很盛，特别进入高中后，他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他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期，这大量的出版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8有一年高中暑假张宗植更是在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联盟的领导下在上海租界内参加了进步学生活动。 　　同时张宗植的文学才能慢慢显露出来，从初中一二年级起便常常写些短文投稿，在《儿童世界》、《小朋友》以及若干刊物上被采用发表。初中三年级（1929年）时已经参加一些校外的学生活动，思想受到左翼的影响，在当时的左翼刊物上也写些短文发表，认识了许多他校的朋友。高一时转入浦东中学后由思想左倾的文学青年万迪鹤推荐，张宗植成了学生的刊物《蒲中月刊》的编辑，结识了协助编辑叶君健，从此开始了这对少年朋友漫长的友谊之路。 　　三、青年时代（上）－北平（清华大学旁听时期）：积极参加进步学运、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932年秋－1935初） 　　高中毕业后由于身体原因，投考清华大学未能如愿。1932年一个初秋的傍晚到了北平，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快到年底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而用心学习日语。一边还加入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平静。北平市民和学生，抗日情绪高涨，张宗植成为校园活跃分子。他结识了张凤阁、牛佩琮、李裕源（一清）、吕明曦（元明）等进步同学，很快又有蒋南翔、高承志、徐高阮、姚克广（依林）、荣千祥（高棠）、杨德基（杨述）等一批新入学的青年，还有一些女同学，如魏蓁一（韦君宜）等加入他们的活动。张宗植本人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而《清华周刊》的活动是配合着当时的抗日反帝的学生运动的。 　　《清华周刊》不仅显示了张宗植的编辑能力，而且为他提供了发表的平台，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据张宗植回忆：“（《清华周刊》）虽然以读书会和社研的成员为中心，但欢迎全体同学发表作品和意见，不分左右、兼收并蓄。只努力导进比较进步的思想。执笔者包括有曹京平（端木蕻良）、王辛笛、李树青等各位，到1934年更添了新的生力军，姚克广（姚依林）、杨德基、魏蓁一（韦君宜）、毛掬等第九级和第十级的同学也都踊跃参加。这学校内的刊物，在北平市内也受到欢迎，其后上海的书店也来信希望代售。使同学们更高兴的是收到了鲁迅的来信，赞誉这周刊的倾向和精神，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刊物，大致偏左的色彩太浓，号召革命的口气很重。只《清华周刊》是平心静气和同学商讨研磨的态度，而立场稳固，坚持爱国抗敌，且很重视学术上的基本原则。” 9 　　同时，他在《清华周刊》用张瓴、宗植、晏未庄、未庄、未、庄、叶林、叶等笔名发表不少作品，既有讨论唯物论认识论的长文，还有小说、散文等。此外还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上，刊登新作。有的小说如《浅滩上》（1934年），当年在清华园中人人争相阅读，被称为杰作。小说《骚动》则被选入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 　　他们的进步学生活动也引起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35年春天政治形势紧张，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随即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宗植告别了他留念的古城北平，直到45年后的1980年，才又回到北京。但是学生们的抗日救亡热情是压制不住的。1935年冬天，在姚依林、蒋南翔等这些共产党员进步学生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张宗植已被一位亲戚将他从南京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在武汉闲住。因为反动派封锁消息，关于“一二•九”，武汉的报纸全无报道。直到1936年初张宗植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时，才知道“一二•九”的大致情况。而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他是经朋友寄到日本才见到。当读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10时，他热泪盈眶。他赴日本留学，其中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就近研究这个侵略中国的近邻的社会、政治等情况 。他和蒋南翔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四、青年时代（下）－武汉：参加编辑《战时文化》，投身抗战文艺事业（1937－1939年） 　　张宗植回国后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以便参加战时文化工作。在这儿，他们碰见了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张教授已获准在三厅成立一个“战时文化社”，要出一本月刊，需要编辑人员，于是留下他们编刊物《战时文化》。然而3个多月仅出了两期后，武汉已在日军威胁之下，空袭频繁，各单位、团体纷纷向四川撤退。留下张宗植和一位管总务的高君，两人负责运送“战时文化社”的行李、辎重。抵达重庆不久，《战时文化》出完第3期停办。张宗植在战时文化社的时间不长，但承担了主要工作。《战时文化》中署名“本社”的文章大部分出自他手。连张申府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也提到：“目录与摘要部分都是本社同人的劳绩，而以张宗植、何凤元两君的努力最多。这也是应该特纪的。”11 　　五、中年时代：人生轨迹突变，把热情投入实业，造福东南亚国家（1939－1980年） 　　1939年《战时文化》停刊后，他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从此开启了他生活新的一页，把一腔革命热情投入到抗战运输事业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宗植仍在民生公司工作。经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安排，他有机会赴刚刚结束二战的欧美实地考察、深造。1947年5月，张宗植作为民生公司在美国纽约设立的分公司成员，回到纽约。又由“广大”派他去日本。9月张宗植作为在美国纽约的广大华行派驻日本的贸易代表留驻日本。从此，他就长驻日本了。1949年夏天至1950年初秋，张宗植一个人成交的出口业务，出口去中国的广大华行部分加代理部分及帮助日本出口去美国的货品，合计近五百万美元，接近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所以张宗植当之无愧是战后中、日贸易的先行者、开拓者。从50年代中、后期起，直到70年代初期，开始了与森美公司之间长期亲密的合作，张宗植作为新加坡石油公司开创人之一，深孚众望直至晚年仍兼任重要职务。森美公司在二战以后，抓住机遇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张宗植和他在森美公司的朋友们，功不可没。但是张宗植在晚年的回忆中感叹森美没能直接为中国创造财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80年代张宗植还试图促成森美公司在祖国的投资，可惜条件不成熟，最终没有化为现实，但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之心是令人动容的。虽然这一时期张宗植好象投笔从商，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坛的关注。 　　六、晚年：关心祖国教育事业，迎来创作第二高峰（1980－2004年） 　　1980年1月末，与故国隔离数十年，思乡之心愈炽的张宗植，参加了几位华侨的经济访问团到达北京。自此以后张宗植与他清华时代的老同学、老战友陆续联系上了，其中还有几位当年文友，而今已是著名作家的端木蕻良、叶君健、韦君宜等。在张宗植看来，他清华的老同学、老战友这一代人，他们的人生轨道是在3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的时刻定下来的，不管在什么处境，在国内、国外，那种反帝爱国的情怀，始终是他们强大的驱动力，使他们的心紧紧相连，永远互相牵挂。战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形成的友谊。在悼念蒋南翔，题为《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文章中，张宗植写道：“我对南翔的感激是我当年想说而没有说清的话，他很响亮地叫了出来。我当年想做而因为受了一点打击就不能继续做的事，他挺身做到了，而且毕生在做。我说当年这种青年的热情，是出发点，也是永远继续的动力。‘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不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富裕繁荣、筑成世界和平的基础的国家时，这个热情的火种是永远在强烈燃烧着的。”12而蒋南翔呢，在他心中，张宗植是他早年的引路人，这是不可更改的。他曾对别人说：我们的友情是永恒的，因为凤元是我的革命的引路人，宗植是凤元的引路人，也等于是我的引路人。 　　为了振兴祖国科技事业、培养科技人才，1987年张宗植先生毅然变卖部分家产，分别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清华大学捐赠了20万美元、30万美元，两校分别设立了“张宗植科技奖学金”、“张宗植科技奖教金”以及“一二•九”奖学金。“张宗植科技奖学金”、“张宗植科技奖教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早设立的专项奖之一，迄今仍是该校近40个专项奖学金中，个人捐款总额最高的奖项。更感人的是，2002年张宗植先生将变卖家产所得和自己的养老金10万元美金用来扩充该奖项基金。而“一二•九”奖学金也是目前由个人捐赠给清华大学的最大一项奖学金。在张宗植先生的努力下，“一二•九”金额不断扩大：1995年追加基金10万美元，2001年再次追加基金20万美元，2004年4月再次追加基金40万美元，使“一二•九”奖学金基金达100万美元。不仅如此，自1988年以来张宗植先生几乎每隔一二年亲自回国颁奖并做演讲，鼓励学生和青年教师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学好本领、多作贡献。其实张宗植“他不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亨”13，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更表明了他那颗爱中华、爱祖国、希望祖国复兴的赤子心，与青年时代的革命热情是一脉相承的。 　　80年代以后与老朋友们慢慢联系上了，朋友们还记得早年他在清华大学的文名。而今几十年在海外，阅历、见闻更加丰富了，难道不应该再写吗？在那些文友，特别是韦君宜、端木蕻良以及90代后神交的徐迟的鼓动下，张宗植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重拾半个世纪前的那支动人的笔，辛勤耕耘，收获更是惊人。一开始撰写的《徐舍的星空》、《遥远的故乡》、《竹骡记》、《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一悼念蒋南翔》等优美动人、洞察人生的散文纷纷发表在国内各大报刊杂志上。而后创作的《樱花岛国余话》（作家出版社 1992年5月出版）出版后，30年代的一些老友还热情鼓励他将各处发表的文稿编辑出版。他委托清华大学出版社将1986年至1996年的十一篇怀旧文章和一组诗作为主体编辑出版了《比邻天涯——张宗植怀旧文集》（约46万字）。《比邻天涯》出版后，获得了读者一致赞誉，诗人徐迟更是称他为“文坛宿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他年逾古稀后，在繁忙、紧张工作之余创造出来的结晶。2002年10月张宗植先生打算将1996年以后撰写的九篇怀旧文章再编辑出版，书名为《海天一色》。当时还差一篇文章《港湾的夕阳》，后因公务繁忙，外加阅读稿件至深夜，引起白内障突变，右眼全盲，左眼视力只有光感。最后《港湾的夕阳》经口述由孙女张晴整理完成。2004年11月1日张宗植先生还在给责任编辑段传极的信中表示要为《海天一色》口述一篇《后记》，请人整理后寄来。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张宗植先生于2004年11月6日在东京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尽管张宗植先生没能等到《海天一色——张宗植怀旧文续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出版，但是他高洁的人格以及他对文坛的贡献将永远启悟和润泽后人。 　　3.30年代文艺思潮及其对作家的影响 　　3.1 文学思潮多元发展与激烈论争 　　即使是生活在社会上的普通人的言行举止都不太可能不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作家敏感的神经更是时时关注着社会思潮的变化，特别是对文艺思潮的吸收更是异于常人。文艺思潮带给作家的影响或多或少地留在了作品中，当我们特别关注某个作家的创作历程，顺着作家的笔与作品一路走来时就会感受到文艺思潮的影响决不容忽视。所以笔者认为，在解读作品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回到那个时代，或者说尽可能地复原那个时代的氛围，再现文艺思潮以了解其对作家、作品的影响，由面到点，更客观、真实地定位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抓住了思潮，理清了文学思潮发展的线索，才能从根本上、从内涵上认识文学的五光十色的现象，多姿多彩的形态。 　　左翼文艺思潮成为主潮的“红色30年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多元发展与激烈论争的时期。除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大量传播外，多种形态的文学思潮可谓风起云涌：以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从李金发开始的象征主义到戴望舒取得更高成就，再加上施蛰存、穆时英等的新感觉主义，从而使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得到一定的程度发展。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论和杜衡的“文艺自由”论，在与左翼的无产阶级文学对抗时，受到尖锐的批评。林语堂、陶亢德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提倡“幽默”、“性灵”，在当时颇受非议。而国民党政府为了抵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鼓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形成了一股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此外，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潮也曾抬头，但已不成气候。 　　在左翼文学思潮中特别要指出的是抗日救亡文学思潮。“九•一八”、“一•二八”以后，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直接反映了这一现实，文学领域出现了抗日救亡文学思潮。而随着民族灾难的加深，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的深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形成了全民族抗日战争高潮，抗战文学思潮成为整个文学领域中的主流，原来各种流派、各种倾向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溶入这一潮流，成为压倒一切的、单一的文学思潮。 　　以上简略回顾了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文艺思潮，而本论文要研究作家张宗植30年代的创作，即他第一个创作高峰，大致时间是1930－1939年，属于30年代这个范畴。纵观张宗植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发现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留有几种思潮的印记，是作家受到几种思潮或显或隐的影响的反映。 　　3.2左翼文艺思潮成为主潮 　　30年代是左翼文艺思潮成为主潮的“红色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大旗下的左翼文学、抗日文学创作又是怎样一个盛况呢？ 　　左翼文学是指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具有革命政治立场的作家和理论家开始倡导的革命文学，1930年3月2日，中国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段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左翼十年”。中国左翼文学实际上是20、30年代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反映，也是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左联”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在1936年春就已经宣布解散，然而，如果我们把“左翼作家”理解为具有革命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作家的话，可以说，左翼作家——无论是在“左联”时期还是“左联”解散以后，无论是在40年代的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文艺思想倾向，也一直贯穿到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历史阶段的终结。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抗日文学似应早于“七七”（1937年），从30年代的反帝抗日文学创作说起。事实上“五卅”（1925年5月30日）之后，反帝题材进入文学领域；从“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开始，反帝、抗日成为常写不衰的主题；随着华北事变（1935年）的发生，国防文学大兴，抗日作品铺天盖地。 　　由此，参照张宗植30年代的创作情况可以发现他的第一阶段的创作基本属于左翼文学的范畴，也属于抗日文学的范畴。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大体是以1932年为界，在这之前，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和普列汉诺夫、弗里契的影响，“拉普”的影响紧紧地交错在一起。到了1932年以后，上述影响逐渐减弱。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论战时，有更多的人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 　　张宗植早在初中时代（1926－1929）就已经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史的唯物论》、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至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弗里采和卢那卡尔斯基们的各种艺术论的书籍，而到1930年开始文学创作时，他已经是一个具有左翼思想的文学青年，而此时左翼理论已经开始克服早期的幼稚和教条主义错误，相对比较成熟，所以他的作品表现岀鲜明的左翼倾向的同时，人物形象生动，人物思想转变真实可信，技巧已经显得相当成熟，在一大批同类作品中显得出类拔萃。 　　虽然张宗植没有参加“左联”，但是他在创作中流露出来的革命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让他无愧于“左翼作家”这个称号。当年在左联的旗帜下，涌现出一大批文艺青年，他们和“五四”时期就进入文坛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结合，构成左翼文坛的脊梁。这支队伍在战斗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不但是30年代文坛中的中流砥柱，而且是抗日战争中文艺运动的骨干力量。事实上张宗植以他的创作证明了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创作题材基本符合左翼文艺的大潮：“左翼文艺……在大量作品中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混战，农村经济的破产，帝国主义的侵略，劳动人民和贫苦小资产阶级的痛苦和要求。”14 　　4.短篇小说 　　张宗植30年代的小说基本属于左翼小说、抗战小说范畴，具体可以分为左翼乡土小说、抗战（革命）小说和描写知识青年的小说。在这13篇小说，其中左翼乡土小说占9篇，抗战小说占2篇，描写知识青年占2篇，其实作家始终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就在后两类小说中还时时出现农村的背影。 　　4.1左翼乡土小说中的农村世界 　　4.1.1左翼乡土小说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没有人会否认鲁迅和茅盾在这块园地上的理论贡献。鲁迅曾说过：“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5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归纳起来，鲁迅当时所谓“乡土文学”，有着两个方面的特定内涵：一是，作家多是“侨寓京城”，远离乡土，先前有着乡土农村生活经历的赤子。二是，作品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而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16在这里,茅盾是就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所发表的评论,但却提出了乡土文学中一个极富理论色彩的命题，乡土文学是以地方性的风俗风景描写为重，还是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对乡土的“子民们”的“命运的挣扎”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直接关系到何谓乡土文学。由于乡土文学理论的发展，当下有学者认为“到30年代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吴组缃、丁玲、沙汀、艾芜等人，已经从一般的农村苦难的叙写演变成对乡土的社会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从而构成了普罗小说的一翼，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了。”17 　　笔者认为可以姑且把30年代带有左翼色彩的乡土小说称之为左翼乡土小说。左翼乡土小说特指30年代被注入了革命血液的乡土小说。作品往往描写和揭露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走向破产的农村经济、社会，反映了不堪忍受黑暗社会重压，狂怒起来抗争的农民和风云咆哮激荡的乡土。 　　不同于20年代鲁迅及其追随者造就的“乡土小说流派”——他们以农村农民为描写对象、以“改造国民性”为旨归的创作，左翼乡土小说的作家更关注农村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更趋向农村的政治关系，凸现人物的阶级身份及政治要求，它们往往蕴涵着作家们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以鲜明的政治触角，揭示了农村社会的阶级苦难，大力张扬了农村的政治反抗。左翼乡土小说是左翼文学大军中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除茅盾《农村三部曲》等被公认为左翼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外，彭家煌、魏金枝、叶紫、吴组缃、蒋牧良等人的作品，都属于左翼乡土文学作品。 　　4.1.2左翼乡土小说的一般特点 　　有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据不完全统计,1929——1932年，饿死者陕西150万人、甘肃350万人、山西120万人、四川650万人、山东150万人;受饿者贵州300万人、甘肃250万人、湖南700万人、江苏800万人、广东1200万人、山西400万人、山东500万人。”18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农业危机，究其原因复杂多样，国内的黑暗统治，国外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加上天灾人祸连绵不断都成为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同时，进步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开始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创作方法。首先是新写实主义。此创作方法推崇“对于现实的客观态度”和“严正写实的手法以反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接着于1930年又开始提倡“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即“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19 　　这一时期的左翼乡土作家迅速接受了这两种创作方法的精髓，自觉承担起文学应反映政治斗争并为之服务的责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剖析视角，这与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批判国民劣根性具有强烈的思想启蒙色彩截然不同。左翼乡土作家自觉地把个性解放的要求融入了社会解放的大潮流之中。他们力求站在时代前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唯物辩证法分析农村复杂的社会生活，高屋建瓴地把握农村阶级斗争的趋向，在真实具体地描写农村生活时，力图站得高些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他们不是孤立地描写一个人或一种生活现象，而是注重把某一个人或某种生活现象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剖析其蕴藏的社会内涵。总之，注重社会剖析尤其是经济、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的解剖是左翼乡土文学的总特色。具体说来又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上，更注重社会化，多选取能反映生活本质，时代性、政治性强的重大题材。其次是独特的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法。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基本上可归入现实主义文学这一范畴，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克服了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仅仅满足于叙事、抒情，而缺少典型概括的弊病。由于是从社会剖析这一视角切入人物，所以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更多地注重对人物的分析，剖析其本质，揭示其阶级属性、社会内涵，充分考虑到人物的社会价值，因而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 　　4.2张宗植的左翼乡土小说 　　4.2.1农村苦难的抒写方式 　　30年代的中国乡土作家对于“土地”也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纷纷去写“关于土壤的故事”，20致力于“写出土壤的历史”。21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对农村生活的熟悉让张宗植投入了30年代左翼乡土文学大潮。他的作品显示岀这一时期创作的共性特征的同时，更张扬了自身独特的个性特征。 　　张宗植以政治经济视角切入对农村苦难的展现，而不是茅盾等社会剖析派作家采用的剖析手法。他直接告诉了读者经济破产的根源是什么，没有再去花力气剖析、挖掘，作家重点要展现的是人物在这个大环境中的活动。作品的重心是在人物。可以说比起社会剖析派来说，作家缺乏理性分析精神，但是读者在明知人物做着无谓的挣扎却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对农村的苦难的揭露是很有力度的。 　　作家关注的是苦难的农村世界，时代潮流中农村的变动，以及在这种变动中各阶层各阶级对立矛盾的共时存在状态。 而作家呈现的农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有时我们亲眼看到了，但更多的时候是借助人物之口听到了水灾、旱灾、兵难，作家似乎有意把这些天灾人祸、压迫与被压迫的冲突、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推到幕后，设置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不是叙述的重心。作家把人物丢弃在饱受左右夹击的绝地，自然而然地引发出人物将何去何从的疑问。这样的写作手法一方面避开了作家不熟悉的场面的描写，以免造成硬伤，另一方面展示了农民和农村世界在被压迫者－压迫者、被统治者－统治者、农村－“城”的二元对峙中的生之艰难。我们不禁会问：农民是继续在无边的苦难中挣扎还是走上觉醒的道路奋起反抗呢？ 　　作家作出了选择：一种是如实传达农村苦难，展示农民在天灾人祸、阶级压迫剥削面前的无可奈何的现状。这类作品中更多指向了现实的生活苦难——农村破败、经济凋敝、阶级剥削、经济入侵、丰收成灾、谷贱伤农——以及农民想活命而不得的悲鸣。作家将这些未觉醒者的挣扎、困惑、叹息放在第一层面，而把统治者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推到第二层面，作家明显地指出了造成悲惨农村生活的社会经济原因，但是人物远远未意识到这一点，人物思想落后于读者、作家。作家思想观念和人物思想之间的差距，增强了反映农村现实的力度，使人物形象更加可信，也扩充了文本的张力。作家笔下的未觉醒篇可以被看作是鲁迅派乡土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地域的延伸与发展。在客观展示的背后蕴含着控诉。我们姑且称之为展现－控诉型作品。 　　另一种就是直接描写受压迫者的觉醒乃至最终走上反抗道路。觉醒的不仅仅是那些旗帜鲜明地踏上反抗之路的勇者，也应该包括在不堪生活重压下萌生的微弱觉醒意识的农民。觉醒人物中有一部分曾经逃离土地，走向城市，最后不堪城市的压榨重回农村，陷入更悲惨的境地。这类农民往往有比较清醒、坚决的斗争意识，容易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作家或在文本结尾暗示了觉醒意识抬头的农民可能走上反抗道路，或在文本中浓墨重彩地叙述反抗事件的发生，尽管作家没有明确交代斗争的最后结局，但是作品无疑给人以明朗的色彩。我们姑且称之为斗争－明朗型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笔下还有一类反抗人物，即经历了“逃离－回归/死”的农村少女、少妇。农村少女、少妇在农村苦难折磨下的绝望的心开始对城市生活生出一种幻想，于是冲破阻碍勇敢地追求所谓的幸福生活。然而农村诚然不是乐园，城市也不是乐土。觉醒反而让她们更逼进了苦难，作家没有让她们如同离土又归去的农民一样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是作家对广大农村女性更加悲惨的生存处境的深刻体悟。农村娜拉式女性的塑造以及对于出走后会怎样的回答是对“五四”一系列城市娜拉式女性命运的回应和延伸。作家对于农村女性解放的深刻认识让作品带上了灰暗的色调。我们姑且称之为斗争－灰暗型作品。 　　下面笔者把9篇左翼乡土小说按人物对土地的认识，即人物的土地觉醒意识高低分为农村未觉醒篇和觉醒篇，这个觉醒并不单单指政治意义上的觉醒，包括原始状态的经济觉醒、女性个性意识觉醒、阶级意识觉醒。换而言之，这个觉醒就是指对土地的认识，土地觉醒意识。 　　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来看，未觉醒者是把根命系在土上，是土的固守者，即使只是不拥有所有权的佃户，即使土地一再地欺骗了他们，他们还固执地奢望土地的回馈。而觉醒者在发现了土地的欺骗性后实现了不同程度地逃离，可以说是土地的叛逆者，包括因为经济压力离地的农民、带有个性觉醒意识色彩的农村女性。 　　4.2.2 农村未觉醒篇 　　20年代乡土作家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农村社会，它的精神形象是阴暗的，苦难的，麻木的和丑陋的，到了30年张宗植笔下农村未觉醒篇中的农村社会还是暗色调的，但少了一份精神窒息感，农民更担心家里的米够不够吃，所受的苦痛多是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甚至这些未觉醒者还没真正意识到政治压迫。对他们来说，填饱肚子是第一要务，谈形而上的问题几乎是奢求。 　　在这里，作品的主题是在广大农村的破产、凋敝的背景下，呈现农民的苦难生活。 未觉醒的农民苦苦挣扎在“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由阶级压迫、城乡对峙造成的艰难处境里。两者认识上的落差更凸现了农民深重的苦难。 　　笔者在《北新》第4卷15期上发现了张宗植创作于1930年4月9日的小说《干鱼》。这可能是迄今为止现存最早的张宗植创作的小说，尚未被收入张宗植先生的怀旧文集。《干鱼》开门见山地点出这是一个荒年，一个在旱灾和虫灾夹击下，远比水灾还要糟糕的荒年。村民的抱怨、叹息化为一种笼罩全村的焦虑，就连孩子小牛都感觉到了。事实上，小牛是这个故事的见证人，通过他的耳朵、眼睛我们听到、看到了荒年对这个贫困家庭、整个农村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的。收割前的村民在焦虑中还抱着一丝希望，而眼看着米越吃越少的村民变得容易暴怒和动气。所以小牛不懂为什么爸爸自己的脑袋会引起爸爸的不快，更加不懂为什么妈妈和爸爸越来越容易生气，三天两头吵嘴。日子越到后来，爸爸妈妈之间的吵嘴变成了互相的谩骂和殴打，在这吵吵闹闹的背后是一种悲哀，看似只是夫妻间的吵架，不如说是对生活重压的一种无奈的反弹、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 　　生活还是要继续，但是“黯淡和淒慘一直居留在他们家庭里，小牛的爸妈，甚至于小牛自己，都等待着这不可避免的而且无法可设施的一日来临，播过了麦，西风括上便渐感到严峻凛冽的气息向人们侵袭，个个农民心里不安着，忉怛着这危难期的逼近，这每个人的口上都可以听到：‘怎么办呢？’‘有什么救济的法子呢？’的语调。”22在这里作家没有借助小牛而是有点急不可耐地直接跳出来告诉我们危难期的临近。而在孩子们对于自己可能会有“饿死”的疑惑中加强了控诉的力度。在这里压迫没有直接露出脸来，我们感到更多是天灾背后隐隐约约的鬼影。没粮、没钱，但是天气已经转冷，还要赎脚炉。是不是生活就要把他们逼到绝境呢？爸爸从城里归来带来了所谓的“好运气”——捉到四条鱼，接着一家人沉醉在鱼变成干鱼，留到过年吃的美妙设想中了。

浏览：237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2/12 16: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