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企业家、文学家张宗植是一位传奇式人物。1914年出生在江南水乡宜兴县邮塘乡的一个小康家庭。由于四岁时母亲早逝，从小就在世居徐舍镇的宗姓外祖父家生活，基本上由宗家培植，故取名“宗植”。宗家及其常往来的表亲张渚何家都是宜兴的书香门第，使张宗植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文化熏陶。宜兴不仅是历史上的儒林之乡，（解放后分布在全国的宜兴籍教授有两千多人；大学校、院长50多人）而且早有革命党的活动，20年代曾任宜兴县委书记、1934年先遣北上时牺牲的革命烈士宗益寿就是徐舍美樨里人。在青年时期，同宗植交好的有何凤元、蒋南翔、叶君健、宗亮晨等都是一些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这样一些社会环境、特别是世事的激烈动荡，影响和决定了张宗植一生非凡的经历。 　　 　　充满理想的青年时代 　　宗植少年时代，聪颖过人，酷爱读书，酷爱生活，对故乡的田野、山色、茂林、修竹以至于星空，都怀有无比真挚的感情，渴望与大众一起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但民国初年长期的军阀混战，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却使他不得安宁。1928年前后，他在宜兴县城读了一年初中后，又转学到上海私立民立中学，因该校自腴讲究英语，被压低了一级，但功课不吃力，反使他有机会耽读了很多当时出版的文艺和理论书籍，受到了那个时代许多先进思想的影响和好处，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的《史的唯物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出版物和鲁迅先生的作品等等，奠定了他日后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理论基础。 　　以后，高考因故未成，在大舅父宗伯宣“重真才实学，不求徒有文凭资格”思想影响下，他告别江南，到北平，先后进了北大、清华旁听。当年北京的学术空气很浓厚，学制也很宽松，作为旁听生，可以住在学生公寓或学生宿舍熟人处，可以选修任何一门课程，无需注册交费。在北平几年，他与儿时伙伴、表兄、清华地下党支书何凤元，表叔、北师大专心求学的“好学生”宗亮东三人往来最密切，以后干脆住进清华园去攻读中国和西洋文学。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已不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张宗植当时同何凤元，张凤阁，徐高阮等进步同学一起，以共青团员身份（因不是正规学生，入党易招致误解，故仍留在共青团内工作），曾积极参与学生中思想启蒙和抗日宣传活动。但1935年1月一个隆冬的早晨，同何凤元等十多个同学一起被捕，后解押南京，4月经亲友保释，但已经不能重返清华。1936年经亲友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可是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高涨，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再也呆不下去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他就偕同在日本短期度假的妹妹张秀娟一起回国了。 　　东瀛经商五十年 　　抗战初期，张宗植同当年很多热血青年一起，曾徒步奔向大后方，在武汉，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到重庆后，何凤元考入了中国航空公司，张宗植考入了民生轮船公司，业余还成立了英语研究会勤奋地进修英语，开始时他在总经理处当一名小职员，但他的勤奋和外语能力很得总经理卢作孚的赏识，到抗战后期一是一名襄理了。 　　1945年抗战胜利，他代表民生公司到了英国，后去欧洲大陆又转到纽约。1947年秋，当时我国由卢绪章主持的对外贸易商社“广大华行”（其后续应是华润公司）要派人到日本去开展对外贸易，因受当时盟军总部名额限制等多种原因，卢绪章向卢作孚从纽约民生公司借了张宗植派去东京，不料从此他就驻足日本了。 　　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资源枯竭，渠道不通，而日本政府又急需拓展外贸，张宗植到日本后，凭着他广博的知识，熟练的英、日、中三国语言，广泛的社会联系，勤奋的工作，终于在日中、日美、日港之间以及对东南亚诸国外贸开展中起了很大作用。有一年（1949年夏——1950年初秋），他一个人完成的外贸出口额就几乎占到当年整个日本国对外出口额的百分之一。当时，他几乎什么生意都做，从薄荷油、大豆、生漆等等农副产品到钢铁、轮胎、机电等工业品，进口出口、易货贸易、代理、自主，什么方式都运用。尤其是1949年前后，他为我国解放区进口了大批急需的发电机、钢铁、轮胎等战略物资，输出了大批土特产，即使朝鲜战争爆发后，还想方设法，追回了被扣留在码头仓库内大批战略物资的货款。 　　虽然后来他因业务牵羁，未能应卢绪章之邀回国，在日本改作私人贸易，在以后四十多年里，它伴随着日本的技术和生产的成长，又先后与国内外友人合作，以美国的设计，日本制造的资材，先后在泰国、新加坡建立了两座跨国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炼油厂和相应的石油公司；他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贸易中，能立足下来，并取得一定成就，这与他卓越的才能、勤奋的努力、能严格遵循国际惯例以至有关国家的法令办事是分不开的。他虽然在后来加入了日本国籍，但对故国的感情仍然很深，进入80年代以后，他曾多次回国，为促进中日友谊、民间商贸作了不少贡献。 　　 　　可喜的晚年业余笔耕 　　张宗植不仅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企业家，还是一位难得的文学家。早在30年代，他就是一个有名的普罗文学家。在清华时，他和张凤阁是《清华周刊》的编辑主力，他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散文、诗歌和政论。当时他在天津的《国闻周报》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上，曾以宗相、张瓴署名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他写的小说《骚动》曾被鲁迅、茅盾两位先辈编入中国现代小说英译本《草鞋脚》内，同集选入的还有张天翼、丁玲、郁达夫、楼适夷、魏金枝等人的作品。这本集子的选编，出版社有一段曲折有趣的过程，作家端木蕻良在1991年8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曾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再累赘了。 　　他晚年重新握管笔耕，当在80年代以后。1986年他为悼念故人、表亲、香港“两航起义”负责人之一、曾任我国国际民航局四局局长的何凤元，特地写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纪实散文《竹骡记——追忆何凤元》（发表于姚依林题写书名的《何凤元集》，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这篇散文，从他们故乡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毛竹和骡子入笔，由极富童趣的少年生活写起，用朴实的文笔详细叙述了青年时期在清华、北大时火一般的战斗生活；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友人分别从事“水、陆、空”三业，一直写到分散后到天涯海角的斑驳陆离的生活，笔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既忆故人，又写自己，兼及亲友，边叙边议，寓纪念性、知识性、文艺性、政论性于一体，文情并茂，可读性极强。如此佳文，可惜当时仅印1500册，去年经本文作者推荐给宜兴市政协文史办，全文转载于《宜兴文史资料》第19辑，也仅4500册，且属内部印行，广大读者仍不容易读到。作家端木蕻良称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我们留下了一颗活化石”。真希望它能再版或重印。 　　更可贵的是近年，宗植在年逾古稀、商务繁忙的情况下，能继续有作品问世。他在旧友韦君宜、端木蕻良、徐迟等人鼓励下，又先后写了回忆故乡的散文《徐舍的星空》以及短诗《垂枝红梅》等，分别发表于《长江文艺》、《雨花》、《华夏诗报》和《光明日报》等处，其中尤以中篇传记作品《岛国余话》，首先在北京《传记文学》1992年第一、二期上连载发表；后又由作家出版社以《樱花岛国余话》为书名，迅速出版了单行本，并由著名作家、正在撰写《江南小镇》长篇巨著的徐迟在百忙中为书写了序。这篇自传体的纪实作品着重写了他旅日后1947年到1951年这一段的亲身经历，尽管他自谦写得很芜杂粗陋，实际应说是他晚年的一部力作，无论从内容到写作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如《传记文学》编者按所指出的：“这是一本难得的珍贵的纪实作品，它使人们大开眼界，读者可从一个侧面窥见二战后日美关系、日本与东方邻国的关系，日本民族的性格和社会风俗等等，从而多少可以揭开一点日本战后腾飞内幕之谜。”徐迟则说他是“我们的文坛宿将，现挥动老练的文笔，写出他最新鲜最熟悉的题目，虽然没有写完，不过轻描淡写，便已入木三分。”研究战后日本从败亡中兴起，如何突变为一个经济大国，这本是个大课题。“由他来写，比我们哪一个跑出去从头做起，探讨、求索，要强得多，切实的多，也深刻的多。”这本书无论从文学欣赏角度，从了解日本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史，从我国外经、外贸工作可借鉴的经验来看，都是值得一读，并大有裨益的。今后有条件时，他还拟再写一篇《南海余话》，记叙在南海开拓石油事业的经历，将更有意义。 　　张宗植作为一个祖籍江苏，年逾古稀的日籍华人企业家、文学家，他对故国的怀念自称是“无限量的”。1980年他首次回国晤及旧友蒋南翔时就表达了这一心声。1987年他又汇美金50万元，请蒋君代他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两项奖学金。他晚年与大陆亲友通信密切，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出版活跃而欢欣鼓舞，我们也希望他晚年健康长寿，可能中力争再来故国、故乡走走看看，写出更多佳作来。 　　 　　备注：一、本文作者皇甫垠先生，是江苏省农科院离休干部。 　　 　　二、本文1992年4月27日初稿，5月27日修正，经宗植本人过目后，9月7日定稿。最初发表于《江苏历史档案》1992年第二期，并摘要后另命题刊发于《扬子晚报》、《宜兴报》等处。2005年编入作者皇甫垠所著《两岸情怀兴中华》第148-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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