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阴荏苒，宗植兄仙逝快两载了，对他的缅怀之情，时常萦绕心际，他扑朔迷离的一生，颇具传奇性。特别是他的两部遗著《比邻天涯》《海天一色》，哲理深邃，情文并茂，令我这个小表弟读来百感交集，爱不释手。我早想写一点纪念他的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无限轸念之情，唯本人才疏学浅，写作能力有限，故甚有“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芳”之感，要不是外甥张宏先生屡次鼓励，我是断然不敢落笔，以惹人讥议，经过再三思索与斟酌，我终于以极大的勇气，写上一篇“浅谈‘一二•九’早期的张宗植”，聊作心香一瓣，献给我殊深敬佩的宗植尊兄的在天之灵，以为纪念。 　　 　　二 　　应该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北京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当时的北京爱国学生，为了抗日救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争取民族的独立，这种可歌可泣、慷慨激昂的情景，迄今仍感人肺腑，并将永载革命史册。在京的张滢华表嫂（何凤元夫人）在《蒋南翔与何凤元》一文中有这么一段：“他们在清华大学一起参加学生运动，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以为从大处落墨来说，何凤元作为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组织部长，代表市委指导了这次运动，而蒋南翔作为当时清华大学的支部书记又直接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称他们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实乃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在何凤远出谋划策下，蒋南翔赶写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的“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一句充满爱国激情，又反映了当时全国爱国学生的共同心声，则成了脍炙人口之历史名言。写得实在太好了。张宗植在《回忆蒋南翔》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到日本以后的一九三六年秋天，才有朋友寄给我一份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是蒋南翔的撰作，读到‘华北之大……’这段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以为宗植之所以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主要是宗植在“一二•九”早期活动中与他亲密无间并肩战斗的“小朋友”何凤元、蒋南翔、姚依林等，在这次运动中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说了他想说而没有说清的话，做了他想做却没有能做到的事，因此他要以无限的感激之情向这些战友表示真诚的致敬。 　　其实，张宗植早在上海读高中时，就已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如为了贴爱国标语，险遭校方开除；为谴责当时的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组织进步学生到南京去请愿，同时又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党所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投考大学的那年，他也信心十足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因体检未过关而未能如愿，以后受了大舅父（即我父亲宗伯宣）的熏陶和训示，于一九三二年初秋，揣着大舅父宗伯宣给他介绍北京大学刘半农、顾颉刚两位教授的信，坐上了直通北京的特快火车，去北大旁听，然后又如宗植在《竹骡记》中所写：他又被当时在清华求读的表兄何凤元拉入清华园求读。张宗植在清华求读多时，因思想激进，又很快地与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为其中主要的成员。这样，张宗植又开始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革命生涯。我略计，张宗植自进入清华大学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遭反动军警逮捕入狱，将近二年多，在清华大学搞学生运动，功绩甚大，现将此分题而述。 　　 　　三 　　首先，张宗植为发展壮大清华大学的革命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滢华表嫂曾不止一次说起：何凤元生前常说，他参加革命是受到了宗植的思想影响，因此张宗植是何凤元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蒋南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女儿结婚时，婉转退回了张宗植托张滢华转送的极微小的结婚礼物时，曾要张滢华转达张宗植“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因为凤元是他的革命的引路人，而宗植是凤元的引路人，也等于是他的引路人，这样的友情，如果送些物质上的东西，反而失去了真的友情。”张滢华也曾对我谈过：何凤元曾对他多次说起：“张宗植是我一生中最为知己的朋友，它不仅仅是我的引路人，并且教会我不少隐蔽的斗争方法，如在与人交往中，不一定要用真名实姓；在与他一起外出时，不妨吸吸烟、拍拍照，以转移可疑之人的视线；在抨击虚伪的反动思想的文章时，尽量不抬出马恩列斯导师的名字；在与不明真识的人接触时，可以多谈谈学问上的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雨果、左拉的小说。张滢华还说，何凤元参加革命组织之快，全靠张宗植在清华河畔一番谈话的启发，我想这大概就是指张宗植在《比邻天涯》一书中写到的这两段话“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在工字厅前的池畔坐着谈论这事”“我没有要求他很快答复我，但是没有等待很久，他也加入了‘社研’”。 　　现在再谈谈蒋南翔这个‘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正如张宗植在《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回忆与蒋南翔的友谊》一文中所说“我和蒋南翔相识实际是在清华时代”，这里当指一九三二年的秋天，张宗植和何凤元同室住在清华新四楼的宿舍，一个晚餐后的黄昏，何凤元相告张宗植：第八级来了一个新入学的同乡人，叫蒋南翔，并问宗植是否知道其人。宗植告诉何凤元：知道蒋南翔其人，但是不熟，只是在“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上海学生进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时候，途中相逢过，刚见面打招呼就散了。于是张宗植和何凤元俩当晚就迫不及待地急趋蒋南翔宿舍，果然相互一见如故，很快相熟了，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接着，正如张宗植在文中所说：“几个月后，我们便把他拉进了‘读书会’和‘社联’（最初称‘社研’，后来和全国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合并改称为‘社联’），在各种学生活动中，他也成了我们一群中的一员”。张宗植在与何凤元一起，把志同道合的蒋南翔引进到革命组织的同时，又为引进姚克广（姚依林）、杨德基、荣高棠、韦君宜等不少进步青年加入革命组织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如张宗植在“永远纯真的革命青年韦君宜——告别哀思”一文中写道：一九九五年当时已奄奄一息的韦君宜，说了一句使宗植永远感动的话：“待我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学校去！”足可见张宗植作为当初之引路人，给人们留下了多么不可磨灭的印象。另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张宗植创议为何凤元这位亲密战友出版的《何凤元集》，该书中附有张宗植的回忆文《竹骡记》及其《后记》，姚依林同志在百忙中欣然为封面题字，并由红旗出版社出版，更见何等深厚的革命情谊。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想起了，何凤元夫人张滢华与张宗植的亲密战友蒋南翔两位，在1980年时，为我父亲宗伯宣的历史错案及时得到纠正所伸出温暖的手。我父亲宗伯宣，无党无派爱国人士，因受潘汉年之案株连（潘汉年是我父亲的连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在1959年受到了 “降职降薪降级”的行政处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为了拨乱反正，提出了纠正一切历史冤假错案的政策，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我父亲与我相商，准备提出申诉，要求纠正错案落实政策。唯考虑当时潘案未了，更何况潘案乃钦定铁案，极有可能永无翻身之日。正在犹豫之中，张滢华从北京来沪看我父亲，她除了安慰我们父子外，力主我们写材料提出申诉要求落实政策。几天后她回到了北京，又接连来了几封信，嘱我们快将申诉的材料写好以后寄给她，由她代为呈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员负责同志，同时她又相告，蒋南翔对此事也极为关注，答应为我父亲宗伯宣当年营救“一二•九”早期进步学生写证明材料。果然在张瀅华、蒋南翔无私的关怀下，通过陈云老首长（当时中纪委第一书记）和当时中纪委第二书记王鹤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直接过问，我父亲的错案，很快地得到了纠正，同时落实了各项政策。我父亲石沉海底二十余载的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实乃令人感恩戴德、没齿难忘。多少年来，包括我本人，对党的认识往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共产党人样样都好，唯太讲重党性、阶级性，难免有点缺乏人情味，通过这件事，当引起反省，至少是我本人。 　　 　　 四 　　下面我想谈谈张宗植被捕后，在狱中大义凛然足智多谋的表现。近年来不少对“张宗植研究”饶有兴趣的人士，无论在撰写纪念张宗植的文章中，还是在谈及张宗植传奇性的事迹时，似乎很少讲到张宗植在“一二•九”早期因爱国而被捕入狱一事，即使提及此事，也往往一笔带过而已，因为，他们都缺少一手资料，不太了解当时的具体经过，不能轻易落笔；而张宗植本人在谈及此事时，又出于不想为此而表功之谦虚，也只是似蜻蜓点水般略微叙述一下。其实，张宗植这一段历史的表现，对我们研究张宗植爱国的一生是极有价值的，甚至起到绝对性作用的。我在此不妨举一个例子：许多人，包括张宗植的不少至亲好友，对张宗植晚年倾己所有，将全部家财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的两所名牌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奖学金基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以为，当人们了解到张宗植早年为爱国入狱时，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这一段历史，就会理解到张宗植为何将自己全部财产也置之度外的原理即“心系爱国”矣。 　　“一二•九”早期张宗植为何会以“要犯”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主要是张宗植在此期间，在宣传鼓动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揭露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中，不断地呐喊，以此唤醒无数对当时危急的形势彷徨的青年学生，一起投入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中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图一党独裁之私利，竟然本末倒置，认定高举抗日大旗的共产党为“心腹之患”， 反而认定日本军国主义疯狂蚕食鲸吞中国为“皮肤之患”，极其错误地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的一层不变的既定国策。这样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国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切爱国志士的深恶痛绝，张宗植对此义愤填膺，正如他在文中所说“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向中国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却步步退让投降，还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宁愿受帝国主义支配，也不愿意让中国民众来担当政权，军事力量不是抵抗侵略的敌国，而是用来围剿追击红军，故张宗植认定国民党政府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与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计划实为沆瀣一气，互相呼应。另外在此期间，宗植与北京市内各校的交流和联络也日趋频繁，以致一九三四年暑假也没有回乡度假，留在北京市内租了间民房住下，负责“社联”、“左联”以及和共青团市委的联络，从而使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愈来愈浩大，记得当时在北京报社里当记者的我的一位亲戚宗祺仁曾对我说过：张宗植在当时的学运中，是最为活跃的人物，唇枪舌战所向披靡，他的一支笔，摧枯拉朽实在锐不可当，即使我靠“一支笔”当记者的人与之相比也望尘莫及。 　　正因为如此，张宗植的义举引起了北京反动当局的注意，不断地派出了便衣特务对他秘密跟踪，故而在一九三五年隆冬一月的一个寒冷的黎明逮捕张宗植时，即便那夜张宗植换了宿舍过夜，逮捕他的特务也会弄得一清二楚“不致扑空”。而在张宗植刚入监时，警长用验明正身似的神色盯住张宗植问“你是张宗植吗？”，张宗植还未开口，那便衣特务便代答“这是张宗植”，口气斩钉截铁，似乎怕他匿名隐姓，足见当局派去的特务对其跟踪已久，决非一朝一夕了。 　　宗植在被捕后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的。当他在送监的途中，已做好了应对白色恐怖迫害的思想准备。当时他的心情，也正如他在回忆录《竹骡记》中所写：“天色微明，曙光中看到没有叶子的树枝上凝结着冰霜，真像玉树琼花一样晶莹闪亮，像一个琉璃世界。但这里却不是瑶池，只是严冬的白色恐怖下的北平”读到这一段文字，我情不自禁在联想，要是没有最后一句“……白色恐怖下的北平”我仿佛在欣赏唐代诗人王维的田园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美不胜收。我更想，要不是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当局，对我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兄残酷的迫害，凭着他的文学天赋，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很高艺术成就的大作家、大诗人。接着张宗植就被押解到国民党市党部后院的一间小房间里，连续经受了三天的刑审。张宗植始终坚贞不屈沉然无语，以致审讯他的特务恼羞成怒，用绳子紧紧绑住张宗植的两手拇指吊起来严刑拷打。可能特务们想的太天真了，以为张宗植乃一介书生，其身体又有点弱不禁风，重刑相逼之下必有口供，不料张宗植仍然显得大义凛然一言不发，为保全革命组织，为不出卖一个战友，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接下来，张宗植作为要犯被解送到钱粮胡同的宪兵三团团部收监。当时的宪兵三团是国民党在一九三四年派驻北京的，其目的是为了镇压华北的青年爱国活动，据说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同族中的子侄辈，对进步人士特别是爱国青年学生往往格杀勿论，故人们提起宪兵三团，颇有毛骨悚然之感。当时许多人均以为张宗植作为要犯又如此“顽固”，关进宪兵三团的阎王殿必死无疑。然而对张宗植来说恰恰相反，遇到了九死一生的机会。此话怎讲，当从张宗植在清华大学被捕的一天说起。 　　张宗植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一个深夜被捕后，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蒋南翔当夜即赶奔当时在北平任新闻记者的宗祺仁处，将此事相告。宗祺仁又迅速将张宗植被捕之事告诉了当时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我父亲宗伯宣（张宗植的大舅父）。我父亲接到宗祺仁告急，即拜托同乡熟友钱企裴（即钱卓伦）设法帮忙。钱卓伦当时是南京宪兵司令部总参谋长，与我父宗伯宣私谊甚笃，很有把握地答应了下来，并很恳切地要我父亲尽可放心。我父亲与钱卓伦多年相交，对钱的为人较为了解，他从来不轻易答应为别人办事，然而一旦答应了，则从不食言，更何况他常在与宜兴同乡交往中，对我父亲的为人赞不绝口。 　　尽管钱卓伦满口答应为我父亲帮忙，我父亲依然悬念着关在狱中的亲外甥张宗植，多次嘱托当时在北京读大学的远亲宗亮东去探监。第一次还写了一封信转给张宗植，此信明为训导张宗植“中国积弱久矣，非朝夕可以致强，纵然出于爱国之情，亦不可持一时血气，铤而走险，应速自肃，专心学业，作久远之计，庶能复兴民族於将来，尔当铭记莫忘矣……”实则为暗示，即希翼张宗植情绪稳定下来，有事可托宗亮东转告，切勿节外生枝，家中（即指我父亲）会有办法的。张宗植乃绝顶聪明之人，当然心领神会，因此他在宪兵三团的监狱里，装得很委曲，似乎又很沉默，总是在全神贯注地看书，除了读《史记》外，又托宗亮东买了一部《汉书》。据说张宗植在宪兵三团的监狱里也算相安无事，也未受过酷刑，并与看守他的卫兵混得很熟，足见张宗植足智多谋。这样张宗植关押在宪兵三团监禁二个月不到，我父亲的好友钱卓伦果然没有食言，电令蒋孝先将张宗植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收监审讯。张宗植押解到南京，当然绝处逢生了，大约不到二个月，就得到保释出狱，但不准再回北京。 　　我想历史应该是公正的，我们对张宗植在狱中的表现，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公正的，张宗植为了爱国而坐牢，我们可以不谈他如何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也可以不谈他如何足智多谋视死如归，然而有一点是无可非议的，张宗植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入狱后，从未招出一丝一毫出卖革命组织与革命战友的“口供”，故而他无论在狱中，还是出狱后，俱是清白无瑕的，这一点后来的历史已经作了证实，也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更确切地说张宗植在狱中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对革命也是有贡献的。我有一个交情颇深的朋友徐存云先生，是沪上著名的书画家，在读了《比邻天涯》《海天一色》两本张宗植的怀旧文集后，曾与我切磋一个问题，即张宗植被捕后，如果意志不坚定而招了口供，他的许多战友，如“一二•九”学运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积极参与者，要么相继入狱，要么为了安全而转移，那么这次学运还会搞起来吗？我以为这种提法虽未必很妥当，但也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五 　　最后我想略微谈谈，张宗植在“一二•九”早期发表的不少进步的作品，既有研讨唯物论，认识论的政论文，又有不少小说、杂文、诗及小品等鼓动革命的文艺作品，在此我想分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方面，我以为张宗植当时发表的《认识论上的感觉论与现象论》《从存在到意识》这两篇政论文，可堪称张宗植“唯物论的介绍短文”（摘自《清华周刊》旧作夕拾张宗植语）的代表作。第一篇政论文，张宗植从认识的发展之研究中，强调了“唯物论如要确立物质是离开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更必须证明思维是由于怎样的关系而依附于物质，联系于物质”，从而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在当时年代较为蛊惑人心的《主观的观念论者的现象论》的虚伪性与反动性。在该文中，我认为张宗植写得极为精辟的是对观念这个概念的阐述。‘观念’这个概念，人们往往容易含糊不清，似懂却又有点非全懂，读了此文使人会清晰地认识到，除了主观的观念外，还有唯物论认识论的观念。即张宗植在文中所指的“我们的观念，没有主观的特征，而是只有契合于物质的时候，知识才是真实的。”同时张宗植又把唯物论的认识论观念分为两种来探研：（1）简单观念，（2）复杂观念。教会我们认识观念之区别与尺度。另外张宗植在《从存在到思维》一文中，我认为张宗植对认识论的简论，简约地包括在以下一段文字中“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存在到思维，而在实践之中，无限地使思维，正确反映客观，并用以征服客观的过程”。实在可以说言简意赅高度概括。我以为这一段文字完全可以放入到《唯物史论》的教材中去，也毫无逊色的。据说张宗植的政论文大多数刊登在《清华周刊》，张宗植写这些政论文的目的，正如他在《竹骡记》一文中所指，是为了“排除歪曲的旧知，抨击虚伪的反动思想。但我们不挂牌子，不抬出马恩列的名字……”我们终于明白了，在他宣传“马恩列”的革命理论中，为何却见不到一句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名字。 　　第二方面，我们再谈谈张宗植的文艺作品。我认为张宗植的文学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并行不悖的，均处于他满腔的爱国热情，追求与传播革命的真理，抨击虚伪的反动思想。我们不妨从张宗植当时发表的两部小说《骚动》《浅滩上》说起。 　　《骚动》这篇小说是张宗植以张瓴为署名，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写的一篇代表作，原载于《文艺月报》第一卷创刊号。《文艺月报》是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是张宗植为“社联对整个左翼运动的贡献而写的”（张宗植语）这一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描写士兵不满那些无抵抗主义的长官，终于暴动而自动去作反日战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阿保横下了枪，跟随着几十个喉咙一起喊，脚步像晚上一样乱：“咱们不再打自己人！咱们要刀剿那些没良心的东西！”。我认为张宗植写这篇小说在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力量不是抵抗侵略的敌国，而是用来围剿追击红军”（张宗植语），张宗植在这篇小说中所指的打自己人的人显然是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而《骚动》中所指的那些“没有良心的东西”正在遭到士兵们的刀剿，更是在鼓动士兵们，为了抗日应该起来暴动。《骚动》这篇小说的题材如此切时，结构如此严谨，文笔如此精准，终于被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两位文学大师注目，并被两位大师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选入。可见《骚动》当时在革命文坛的影响。 　　另外《浅滩上》这篇小说，是张宗植在一九三四年以署名宗植所写的又一部进步作品，原载《清华周刊》。张宗植打破了蹈常袭故的写法，而是用日记的形式来写出一部出神入化的小说，在当时颇有别具一格脱颖而出之新鲜的感觉。顿时在清华园内风行一时。正如研究张宗植的权威人士涂光群先生文中所说“当年在清华园内人争阅读，被称为杰作。”无怪张宗植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一九八七年，写信给清华时相识很短的韦君宜校友（韦君宜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已故），提及是否还想起他否，韦君宜很快地给了张宗植回信，并在开头就写到“我当然记得你这个《浅滩上》的作者……。”也佐证了这篇小说的影响之深，竟达“五十年不变”。 　　鉴于本人学识浅薄，所读张宗植早期作品又仅浮光掠影，印象不深，且搜索枯肠一知半解，故只能极为牵强地对张宗植早期作品谈得十分平庸无知。与对张宗植学术上乃至“不平凡的人生”研究功底极深的涂光群先生，陈福康先生相比，差之远矣。可谓管见所及，不登大雅之堂，实乃不胜愧汗之至。 　　 　　六 　　写到这里，本当搁笔，然而依稀还有不少事要写下去。如张宗植在一九四七年初至解放初，在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任东京分部经理时，所作出的贡献，并为此“似乎危及生命”（张宗植给我父亲宗伯宣信中所语），又如张宗植晚年倾尽所有，先后将一百三十万美金的家产，无条件地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永久性的奖学金、奖教金的爱国之举。俱因偏题，只得在此不作赘述了。 　　 　　2006年8月10日深宵初稿于上海 　　 　　备注： 　　本文作者宗安先生，是张宗植先生的表弟，即张宗植的外公：宗氏家族的长孙——长子宗伯宣先生的儿子。现已退休，在上海安度晚年。

浏览：2193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2/3 9:1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