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一步步走向强大。但是20世纪近一百年之内，有多少海外华裔、华人企业家、文化人，热心关注祖国进步、发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给予支持、援助啊！我认识的海外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 　　1914年，张宗植出身于我国江南的“儒林之乡”：江苏宜兴。从小丧母，生活在徐舍镇书香门第的外祖父家。在良好的乡间自然环境，既诵读中国经典，学着做诗填词；后来又进新学制的学校上学，接触传播西方科学新知识、新观念的新课程。 　　1928年前后，张宗植进入上海私立民立中学读书。这是当年一所英语程度很高的中学，初中一年级起除国语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但进入初一的张宗植并不感觉吃力，此前他已在宜兴中学读了一年，是个优等生，因病才休学的。在那个时代，敏感的少年张宗植经历了国运的几度转折、变化。起初是苏、浙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的混战，他的家乡成了战场 。接着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在上海租界开办的内外棉纱厂的日籍职员，公然开枪屠杀了中国罢工领袖顾正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加紧了。人们盼望着北伐战争胜利，收回租界，排除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不久却发生“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再次向帝国主义低头求饶，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将中国重又陷入内战血泊之中。蒋政府向帝国主义屈服，卖身勾结，却并没有讨得一心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欢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日军在上海附近的浏河登陆，居然炮轰上海。张宗植从老家赶回上海入学，恰巧碰见闸北火光冲天，差点儿脱不出身来。学校里的功课，张宗植应对裕如，苦闷彷徨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初中生的他，曾翻读了《三民主义》，却不解渴。民族危机深重，进入高中的他，这时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他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段的青年期，这些书的大量出版，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作人，坚实的基础。 　　　　一个“比正式生还出色”（韦君宜语）的清华大学旁听生 　　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只因体格检查“不合格”，他未被正式录取。1932年深秋，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那时“北大”“清华”都容许旁听生，有的人是住在校外自租的公寓里。）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而用心学习日语。一边还加入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宁静。北平市民和学生，抗日情绪高涨，张宗植成为校园活跃分子。他结识了张凤阁、牛佩琮、李裕源（一清）、吕明曦（元明）等进步同学，很快又有蒋南翔、高承志、徐高阮、姚克广（依林）、荣千祥（高棠）、杨德基（杨述）等一批新入学的青年，还有一些女同学，如魏蓁一（韦君宜）等加入他们的活动。张宗植本人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他在《清华周刊》用张瓴、宗植（韦君宜则说他用晏未庄的笔名，笔者未在国内出版的已收张宗植30年代著作中查出。）等署名发表不少作品，既有讨论唯物论认识论的长文，还有小说、散文、杂文等作。此外还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登新作。有的小说如《浅滩上》，当年在清华园人争阅读，被称为杰作；《骚动》则被选入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这使他在校园内外名声大噪，也引起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35年春天政治形势紧张，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随即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宗植告别了他留念的古城北平，直到45年之后的1980年，才又见面。但是学生们的抗日救亡热情是压制不住的。1935年冬天，在姚依林、蒋南翔等这些共产党员进步学生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张宗植已被一位亲戚将他从南京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在武汉闲住。因为反动派封锁消息，关于“一二•九”，武汉的报纸全无报道。直到1936年初张宗植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时，才知道“一二•九”的大致情况。而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他是经朋友寄到日本才见到。当读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热泪盈眶。他赴日本留学，其中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就近研究这个侵略中国的近邻的社会、政治等情况 。他和蒋南翔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各报汹涌喧嚣，制造战争空气，连天的大标题都是“膺惩暴支”，“宣扬皇威”。原是日本军部早就安排好的占领华北的计划，偏要说是“偶然事件”，罪在中国；本已驻屯在华北的日军，却假称是临时派遣去惩暴防恶的。张宗植气愤极了，中国学生在日本再也呆不住了。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那个时代那些人，不管放在哪儿，都是社会中坚 　　张宗植赶回上海，匆匆去宜兴老家探望了外祖父一家，便步行3天，去芜湖乘船，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以便参加战时文化工作。在这儿，他们碰见了老师、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张教授已获准在三厅成立一个“战时文化社”，要出一本月刊，需要编辑人员，于是留下他们编刊物。然而3个多月，仅出了两期，武汉已在日军威胁之下，空袭频繁，各单位、团体，纷纷向四川撤退。张教授已先行去重庆，表兄何凤元应聘去西安教书，留下张宗植和一位管总务的高君，两人负责运送“战时文化社”的行李、辎重（其实主要是几箱书籍、纸张）。到达宜昌才了解，经营从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运的民生轮船公司，其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非常繁忙、紧张，有一位业务处经理童少山在这儿坐镇指挥。张宗植他们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到童经理，他们自然希望自己早日登程。然而当亲睹了童少山肩负重担，昼夜辛劳，而人手短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张宗植不是去那儿坐等安排运输；而是帮童少山干起活儿来，帮他在码头黑板上写装运表，加快他运转的速度，天天如此。活儿看起来平凡，也不求报酬。可是在他和原来不相识的童少山之间，感情拉近了，彼此生出了好感。这就是张宗植和中国经营有方，最大最好的民营轮船公司结缘之始。他和高君及他们的五六箱行李在第五天登程。而他没想到的是，他良好的教养、素质及敬业精神，已被童经理看中。抵达重庆不久，《战时文化》出完第3期停办后，1939年，他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从此开启了他生活新的一页。甚至他战后在日本定居、生活，跟他在民生轮船公司参与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阅历，当然也大有关系。 　　从民生公司职员到战后海外贸易商人，中、日贸易先行者 　　张宗植到民生公司，先是在公司的业务处编辑股，翻译英文资料，包括编译英国路透社每天早晨发来的新闻电讯，供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参阅；同时帮助公司起草业务报告。那时有一家美国杂志来信约稿，请民生公司写篇文章介绍他们战时的业绩。业务处经理童少山要张宗植发挥他的笔杆特长，起草一篇精短、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文稿。没想到读了张宗植起草这篇文章的总经理卢作孚甚为欣赏。卢总经理郑重其事地要童少山将这年轻人领到每天下午开的公司高层人员例行碰头会上来。张宗植向他尊敬的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的卢总经理行礼后，卢指着各部门经理、副经理亲切对他说：“宗植，你认识他们吗？”人员介绍毕，卢总经理和蔼的目光转向张宗植：“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已经让他们传看了。”又连夸两声“写得好，写得好！”像老师夸赞学生，将宗植闹了个大红脸。自此张宗植这个默默地做事，有潜能的年轻人，受到卢作孚赏识，从总经理室秘书一直干到公司襄理。这期间，张宗植结识了卢先生特请的公司新任协理、代理总经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鼎鼎大名的原上海海事大律师魏文翰先生；也被他看重，两人成为很好的合作共事的朋友。由此张宗植参加了民生轮船公司多方面的工作，也常深入第一线。为了尝试扩大川江航线，他两次加入公司在险段甚多的乌江和金沙江的试航。那时日机频繁空袭，加上川江水险，民生公司百多艘航船处在无法保险的状态下。公司领导人卢、魏两先生，对此颇为不安。想设立一个保险公司，并同海外大保险公司签订长期分保协约，就地承办保险业务。然而民生公司难以单独设立。想寻求合作者，又不愿与孔祥熙、宋子文财阀系统的公司掺和。恰好1942年冬天，重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也在寻找这方面的合作者。双方洽谈了数次。而进一步了解广大华行背景及内部情况这件事，卢作孚先生，信赖地交给张宗植去办。张宗植多次去广大华行实地参观他们的经营、运作，明显感觉到他们那不同于国民党官风官派的，切实做事的新作风。他对广大华行准确的判断，帮助卢、魏两经理迅速做出决策，以两方为主牵头的民安保险公司成立。在频繁接触中，张宗植已和卢绪章（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副部长）及广大华行员工舒自清等人处得很熟，彼此之间似有一种无言的默契。这里我要说一句，以民间姿态在重庆出现的广大华行，是在周恩来远见卓识下，极隐秘地设立的中共在国统区最早一家贸易公司。当年周对卢绪章讲了两句话：“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很像。广大华行一定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就是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遵循周的嘱咐，“广大”稳稳地在大后方站住脚跟，开创了局面，后来业务扩展到海外、北美，为新中国培养、积蓄了经贸人才，这是后话。民安保险公司由卢作孚当董事长，魏文翰任常务董事，总经理则是广大华行的杨经才，卢绪章任协理（杨去世后，卢改任总经理）。而“民生”与“民安”公司之间的事务，则由张宗植联络、掌管。可能就是这时候，张宗植的人品、作风和业务素养，包括熟练的外语，就被卢绪章、杨经才他们看中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宗植仍在民生公司工作。经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安排，他有机会赴刚刚结束二战的欧美实地考察，并在那儿深造，工作。日军投降盟军后，联合国为处理战后问题召开有关国际海事会议，魏文翰作为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他推荐张宗植为代表团秘书兼顾问，与他一同前往参加会议。他们自重庆乘飞机赴法国巴黎，然后乘美军安排的专机先去德国（他们是战后最先进入德国的两个中国人），再从德国转机去开会地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会议结束，文翰先生带着宗植顺游了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和挪威京 城奥斯陆，乘轮船横渡北海抵英国海岸，转火车赴伦敦。文翰先生将宗植留下，在伦敦和利物浦等地考察英国保险业及造船业，并在几家著名保险公司实习。此外，张宗植还受广大华行委托，调查英国钢铁市场。在英国将近两年，接触工商界，体验英国人生活风习，也吟咏着英国诗歌、文学，这大大丰富了业余作家和未来企业家张宗植的见闻、阅历。这期间，魏文翰先生于1946年5月召他自英伦去美国，参加国际劳工局主持的第二次海事会议。这次会议地点是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们自首都华盛顿乘美国政府安排的此次会议人员专列，横穿美国大陆。沿途领略了美国名胜，如盐湖，黄石公园的特异风光，准时抵达西雅图。 　　参加两次海事会议与魏文翰先生朝夕相处，宗植深感受益匪浅。在待人处事以及与西方人交往的礼仪，说话的方式等等，凡在中国国内无法学到的事，魏先生都给以指导。以后宗植在盟军占领下的日本，开通日、美，中、日之间贸易，与欧美人打交道而“游刃有余”。他说，文翰先生对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更深了解了魏先生的高士情怀。魏先生为什么去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法律呢？是因为中国没有治外法权而使他深觉愤慨。他说：“洋人认为中国没有法治，我们至少应该把洋人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实行法治，把治外法权收回来。最低在收回治外法权之前，在公共租界的外国法庭里，也得保障中国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听任洋人自由裁判，让中国人吃亏。”回国后，魏先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执行律师业务十多年，主要专理海商法事件，因其执法公正，维护了华商正当利益而声名鹊起，一些公司争相聘他为法律顾问。的确在民族危机深重年月，有多少才俊之士，用他们所学、所长来报效中华啊！大律师魏文翰是一个，成功地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先生是一个。所以在1994年，多年定居东瀛的八旬高龄张宗植先生曾撰写长文《巴山夜雨》，寄到国内，深情地怀念他当年的知交又是指导者、老同事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并记叙他们生平业绩。这都是今天中国人应当了解的，因之我在90年代《传记文学》杂志，荣幸地陆续刊出张先生这些忆往怀人佳作。我记得关于魏先生，宗植先生在文章结尾曾惆怅地说：“1978年以后，国内旧友陆续有消息了，但文翰先生在何处，怎样的处境，完全无法探索。”借助这篇拙文，我期望国内有知情魏先生者，能够满足张先生想了解魏先生晚年境遇的渴求。 　　1947年5月，张宗植作为民生公司在美国纽约设立的分公司成员，回到纽约。这时广大华行也已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8月，忽接他在广大华行老相识舒自清电话，说卢绪章已与卢作孚先生谈妥，要由“广大”派他去日本。张宗植遂于9月去东京，从此，他就长驻日本了。 　　　　“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张宗植） 　　张宗植作为在美国纽约的广大华行派驻日本的贸易代表留驻日本，他来得是时候。那时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才刚刚允许外国商人来日经商，但名额有限制。中国的限额是108人。但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像民生公司，广大华行是不在参加之列的。而从未来着眼，尽管内战在紧张进行，中国解放区和将来新中国，对日贸易是重要的。这又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识远见。既然在国内没有机会派人去日本，是否广大华行的纽约分行，能在美国的限额内，派人前去，捷足先登？卢绪章异想天开。那么派什么人去呢？他马上想到民生公司派驻纽约，会英语、日语的张宗植，人才难得。他立即征得民生公司卢作孚同意，借用张宗植代表广大华行去日本。在张宗植来说，觉得这也是他同日本的“宿缘”。战前他在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半，而今正可以去看看战后日本，继续他对日本的现场研究。 　　张宗植温文尔雅，沉静不多言。外表看去像一介书生。然而他在民生公司的经验，加上他在欧美近一两年的阅历，又通中、英、日三国语言，熟悉日本民情风习，这的确使他的赴任，具备天然优势。但是，这并不能决定他的使命必然成功。成功全在于他发挥自己优势，广结善缘，主动进取的努力。 　　张宗植作为来自美国的贸易商、“买主”，被“盟总”安排住进条件优越的“买主饭店”。他很快跟主管进出口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官员和日本外贸厅的人搞得很熟。他还受美国施贵宝等药厂委托，开展美、日药品、杂货贸易。战后日本物资匮乏，能出口的商品，包括药材原料甚少。张宗植依靠他在美、日两方良好的人脉关系，“深挖细找”；靠自己纯熟的语言为两方搭桥，终于做成了日本向美国出口薄荷脑，进口非“盟总”管制范围的美国药品的第一笔生意。开展中、日贸易，中国没有美元来付款，“盟总”定的规则是物物交换。他已经向朋友请教了物物交换的结算方法。这时108人名单中的中国“买主”陆续出现了。然而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他们凭以往与日本做生意的老经验，要开通同日本的换货交易，还是挺不容易的。他们要同掌握实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人打交道。可是有的人虽是“日本通”，却不谙英语。而日本贸易商，除非外贸厅的上层官员，是见不到美国官员的，所以虽有生意，无法及时洽谈。张宗植凭借他来自美国，又对美、日两方贸易官员都熟识的条件，帮助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很快打通关节，得到“盟总”批准，做成一笔从中国进口一千吨菜籽饼生意（回程的货是日本人造丝），这也是战后中、日之间物物交换的第一笔生意。在张宗植来说，这事只是出自偶然（那个廖姓商人恰被安排与张宗植合住一室，因而有此幸运），张宗植这个“代办商”，却名声远扬，震动了全东京中国人，纷传“老张神通广大，有办法”。1948年4月末，他搬进新办公室，便宾客盈门，都是来求他做代办生意的，应接不暇。他将大部分人推辞了，只选定几位，替他们代办。这事几乎持续一年以上。这期间，经张宗植之手直接促成而非代办的，自中国运进日本的，除菜籽饼，还有桐油、猪鬃和生漆等，主要是土特产；而从日本出口中国的，则大宗是人造丝，其次是轮胎、螺丝钉之类，成交额将近二十几万美元。然而开展中、日贸易，在张宗植，这只是一个开端，小试锋芒。直至于1949年夏天广大华行专程自香港派人来请张宗植真正开拓中、日较大宗贸易（那时人民解放军已风卷残云般驱赶着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南边逃窜），他才大显身手。

原文 发表于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浏览：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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